茅益民教授：药物性肝损伤还需在基层医生中加强科学宣教

原创 2022-03-11 10:40 刘可 / 健康界

DILI已成为临床上最常见的急性肝损伤原因，我国目前DILI治疗领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茅益民教授认为，医务人员对药物性肝损伤的认知度和关注度逐步在提高，但在公众层面还不够普及。

茅益民2(标清)

药物性肝损伤（DILI）是临床上较常见且较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之一，严重者可引起急性肝衰竭甚至死亡。药物性肝损伤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个体差异较显著，因此早期诊断、精准治疗显得尤为重要。

近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茅益民教授接受健康界的专访，针对药物性肝损伤的现状、挑战及应对措施进行了深度解读。

健康界：药物性肝损伤是药物安全性监测的重要组成部分。请您谈谈我国现阶段对于药物的肝脏安全性监管取得了哪些成就？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加强？

茅益民教授：药物性肝损伤是药物不良反应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尤其关注的重点工作之一。从药物肝脏安全性的监测角度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已经明确提出需要建立药物警戒制度，对所有的药物不良反应包括药物性肝损伤，都需要进行早期识别、评估和监测。

在法规层面，我国已经有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对于药物不良反应的监测，目前我国主要是基于不良反应自发报告的被动监测模式，每年自发进行药物不良反应的报告高达100万份以上，从这些报告分析可知，部分临床信号提示某些药物可能会导致一定的不良反应，包括肝脏安全性方面的问题。一旦发现这些信号以后，将会开展相应的药物不良反应研究，采取相应的药物监管措施，这是目前我国药物不良反应的主要监测模式。

除了基于自发不良反应报告的被动监测模式以外，我国在最近几年也在尝试进行主动的药物不良反应监测模式。这些主动监测模式主要是通过监测电子诊疗数据，基于电子诊疗系统来进行。这种主动监测模式已在欧美国家开展，而我国目前仅有300多家医院在开展相应的主动监测模式。

随着卫生监管部门对药物不良反应、药物肝脏安全性的更多重视，药物不良反应监测的模式也逐步由被动转化为主动，我国的药物不良反应管理、药物肝脏安全性管理将会取得更多、更好的成就。

健康界：药物性肝损伤已成为临床上最常见的急性肝损伤原因。我国目前DILI治疗领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请您谈谈我国药物性肝损伤基础临床研究有哪些方面亟待解决？

茅益民教授：目前，我们对药物性肝损伤的认知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这一领域需要我们去开展更多的工作。

从研究的角度，需要进一步深入了解药物性肝损伤发生的机制是什么，不同药物引起的肝损伤发生的机制，哪些是共性问题，哪些是个性问题。

从临床的角度，希望了解哪些患者可能是某些特定药物的用药高风险人群，哪些患者是用药低风险人群。

在诊断方面，目前对于药物性肝损伤的诊断，往往需要用RUCAM量表，这个量表在几年前进行了更新，最近欧美学者又在RUCAM量表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更新，改变了诊断的大方向。所以从诊断的角度上也有很多工作需要进一步完善。

在治疗方面，目前从全球范围看，无论是欧洲的药物性肝损伤前瞻队列，还是美国的药物性肝损伤协作网络USB0，在未来10年间，都会将大部分精力放在药物性肝损伤的药物治疗方面，这是未来趋势。

到目前为止，国外针对药物性肝损伤的相应药物治疗是空缺的，药物性肝损伤一旦发生，欧美国家的唯一措施就是停药。这也是为什么在未来的若干年中，他们会重点关注药物性肝损伤的药物治疗。

在我国有很多临床应用的保肝药，但是一些保肝药缺乏循证医学证据，也有个别保肝药已经获得了国家药监局批准，也开展了相应的RCT研究，有相应的循证医学证据，比如异甘草酸镁。在药物性肝损伤的药物治疗方面，我国有很多药物，也希望这些药物都能够开展相应的研究，建立循证医学证据，以更好地用于临床指导治疗。

健康界：任何疾病的诊疗都离不开药物，而药品安全问题的认识不足是导致药物性肝损伤发病率持续升高的原因之一。作为一名医务人员，您认为该如何提高其他医务人员以及公众对于药品安全问题的认识？

茅益民教授：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医务人员和公众都有药品安全性方面的意识，可以避免许多药物安全性事件。从公众的角度，一旦媒体报道一些药物安全性事件，也会引起公众的关注，说明公众也都在关注药物安全问题。

近10年来，我国一直开展药物安全意识科普工作。在医务人员中，针对药物性肝损伤的认知度和关注度逐步在提高，但在公众层面还不够普及。所以我们希望针对基层医生以及公众应该投入更多的科学宣教。

目前我国的药物性肝损伤诊疗指南正在修订中，针对药物性肝损伤疾病，分别推出基层版指南和科普版指南，希望能够让更多非肝病的医务人员和公众了解药物性肝损伤相关知识，最大限度防范药物性肝损伤的发生。

健康界：预测DILI发生风险的生物标记物研究，一直是DILI领域的研究重点和热点。作为这一领域的专家，您能否详细讲解一下目前生物标记物研究的新进展？对于精准诊断DILI有什么积极影响？

茅益民教授：药物性肝损伤的生物标记物研究（即Biomarkers研究），是过去10多年中全球都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药物性肝损伤领域中非常重要的研究热点。

随着学者们的不断努力，药物性肝损的Biomarkers研究在最近几年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有些药物性肝损伤的发生机制相关的一些Biomarkers已经被发现。在这个领域当中已经有很多进展，从我国的角度，也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开展这方面的Biomarkers研究，这对我们最终能够精准预测、诊断和评估药肝患者的预后非常关键。

健康界：为了更好地管理DILI患者，我们现在都做出了哪些努力？取得了哪些积极成果？在当下的大数据时代，您认为网络数据的发展对DILI患者的管理有哪些帮助？

茅益民教授：对药物性肝损伤患者的管理主要是基于一些指南的发展。在全球范围中，全球第一部药物性肝损伤领域的指南是在2014年由美国颁布，而中国在2015年颁布了我国的第一部药肝指南，2019年欧洲颁布了欧洲药肝指南。2020年国际医学组织理事会的药肝指南也正式颁布。2021年，又有两部重要的国际指南颁布，一部是亚太药物性肝损伤指南，另外一部是美国更新了2014版指南。这些指南的颁布，对临床上更规范地管理药物性肝损伤患者非常重要。

距离我国在2015年颁布的第一部指南已经有较长的时间，2021年我国启动了指南的修订工作，根据目前的研究进展和最新证据去进一步修订我国的药物性肝损伤指南。

另外，所有的指南都是基于科学研究、基于证据，我们也开展了很多研究。比如我国的流行病学研究、异甘草酸镁的治疗急性药物性肝损伤RCT的研究。这些研究的成果有很多已经被国际指南应用，比如被亚太的指南、国际医学组织会理事会的指南，我国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也得到了认可，这是非常重要的，也促使我们开展更多的研究。

现在属于信息化大数据时代，在药物性肝损伤领域需要建立中国的大数据，基于这些大数据可以开展更多各种各样的临床转化研究，希望这些研究成果能够真正得到转化，对患者的管理能够起到更有价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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