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一切为了人民健康”中外记者见面会(附实录)

2021
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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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为了人民健康”——五位卫生健康系统党员谈医者仁心。

中共中央宣传部于2021年9月27日(星期一)下午4时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请卫生健康系统党员代表围绕“一切为了人民健康”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以下是见面会现场实录:

中宣部对外新闻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寿小丽: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外记者见面会。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维护人民健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开启了健康中国建设的新征程。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全心全意护佑人民健康,特别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抗击病毒的钢铁长城,是最美的天使,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5位医疗卫生系统优秀共产党员代表,请他们围绕“一切为了人民健康”与大家进行交流。首先,我逐一介绍一下他们。他们是:云南省大理州洱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名誉主任李桂科先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礼先生;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公共卫生总师张定宇先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办公室主任、护士长王克荣女士;山西省临汾市大宁县乐堂村乡村医生,村党支部副书记贺星龙先生。

下面,请5位代表逐一自我介绍。首先有请李桂科医生。  

云南省大理州洱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名誉主任李桂科:

大家好,我叫李桂科,今年64岁,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医生,是云南省大理州洱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名誉主任。1981年4月,我23岁,到洱源县山石屏麻风院工作。这个地方与世隔绝,党的使命、一个医生的职责使我坚持下来,为山石屏村111个麻风病人做治疗康复。通过艰苦努力,我用了10年的时间,治愈了山石屏麻风院的所有病人,同时也治愈了洱源县洋芋山麻风村46位麻风病人。我带着这些康复者修路架桥、通电通水,帮助这些康复者,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给他们做很细致、无微不至的工作。带领村里克服了地震灾害等各种灾害,我们盖了新房、搬了新居。2014年山石屏麻风院更名为山石屏村,脱掉了“麻风”的帽子。在山石屏村,我们成立了党支部,我还在那里办了一个学校,也出了六个大学生、一个研究生。村民们为了生活更好、更幸福,我们种植核桃。2017年4月我退休了,我仍然选择留在山石屏村。我还和村民们在山石屏村一起建了麻风历史博物馆,让村民们永远记住这段历史,永远感党恩。谢谢。

寿小丽:

谢谢。下面请张伯礼先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礼:

我叫张伯礼,是一名中医。我主要从事临床、科研、教学工作,研究方向主要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有中医药现代化。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从事这项工作。去年参加了中央指导组赴武汉的抗疫工作,和支援武汉的全国医务工作者,以及武汉当地的医务工作者,一起参加了武汉保卫战。我们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阻击战,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从那以后,我又参加了今年1月份石家庄的抗疫工作,主要是关于农村的疫情防控以及恢复期病人的康复治疗。去年以来,为了应对国内多点散发、局部小范围的疫情,以及救治海外中资企业、医疗队等被感染的同胞,我和一些国外的同仁、医疗机构进行了几十场学术交流。

总之,在这些抗疫工作中,我们都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我想,这项工作我们还要继续做下去,直到这次抗击疫情取得最终胜利。谢谢大家。

寿小丽:

谢谢伯礼院士的介绍。下面,我们请张定宇先生。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公共卫生总师张定宇:

我是张定宇,以前是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的院长。2019年12月29日,第一批转诊来的病人到达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金银潭医院就成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风暴眼。我们最早开始收治病人,我是一个医生,更是一名党员,也是湖北省、武汉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定点救治医院的院长,任何一个身份我都不能退缩。我和我们的党员、医务工作者战斗在一线,用血肉之躯筑起了生命的通道,保护了我们的病人,为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作出了我们的贡献。

现在我在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工作,岗位变动了,承担的更多是一些宏观层面的工作,但是责任更重大。我将不忘初心,勇担使命,继续为卫生健康工作、为人民的生命健康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谢谢大家。

寿小丽:

谢谢。下面请王克荣女士作介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办公室主任、护士长王克荣: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我叫王克荣,是北京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的护士长。1984年,我从北京护士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了传染病医院。37年来,我护理过27种传染病的5万多名患者,像我们平时经常说的甲肝、狂犬病、梅毒,还有艾滋病、非典、甲流,这些病我都护理过。

我是1997年开始从事艾滋病护理工作的,其实和大家一样,我第一次进病房的时候也挺紧张的,帽子、口罩、隔离衣、手套,全副武装自己。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现在已经从当初那个紧张不安的小护士成长为国家艾滋病防治专家组的成员,成了艾滋病患者口中的“王姐”。我喜欢这个称呼,就像家人一样。在我的手机中有很多艾滋病患者的联系方式,从最初的几个、几十个到现在的上千个,我的手机是24小时开机的,我最怕的就是病人晚上有什么急事找不到我。

工作这么多年,其实我感触最深的是作为一个临床一线的护士,我的初心就是做一个好护士,我特别希望能够用我的技能、知识,帮助更多艾滋病患者,向他们传递党和政府的温暖。谢谢大家。

寿小丽:

谢谢克荣护士长。下面,我们请贺星龙先生。

山西省临汾市大宁县乐堂村乡村医生,村党支部副书记贺星龙:

各位记者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贺星龙,是来自山西省临汾市大宁县乐堂村的一名乡村医生,也是一名基层全科医生,主要负责我们乡镇卫生院的防疫工作。1996年我考上了运城市卫校,由于家里没有钱,村里的乡亲们给我凑了3025块钱,让我上了卫校。2000年,我从卫校毕业就回到我们村当了一名乡村医生,当时一些亲戚、同学劝我不要回村里,让我去省城发展,我没有听他们的,毅然回到了村里。回到村里,我们周围村有一些老人得了病,不能直接来我的诊所,我就咬牙在信用社贷了4000块钱买了第一辆摩托车,又印制了1000多张名片,名片上写着“24小时上门服务,不收出诊费”。哪里有病人,我就骑着摩托车到他们村里、到他们家里去看病,我们周围村的人都称呼我为“摩托医生”。

这几年,我从步行到骑自行车,再到骑摩托车,总行程达40多万公里,先后骑坏了7辆摩托车,背破了12个药包。在脱贫攻坚中,我们县成立了健康扶贫双签约团队,建立了“县乡村”医联体建设机制,打通了服务贫困患者的“最后一公里”。这几年,我们贫困村焕然一新,有了新的气象。其实,这几年我做的所有工作都是一名乡村医生应该干的,也是一名党员应该做的。今后,我还要带着这份初心继续走下去。谢谢大家。

寿小丽:

谢谢星龙的介绍,也感谢5位代表。这5位代表,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他们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今天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能与他们面对面进行交流。下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各位记者,请大家提问,提问前还是请通报一下所在的新闻机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

我想请问一下张定宇主任和张伯礼院士,你们都是全国家喻户晓的抗疫英雄,也获得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颁发的“人民英雄”荣誉称号。我想问一下,请问你们是如何理解人民英雄的含义的?作为一名党员,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是怎样体现在工作中的?

张定宇:

英雄都是平凡的人,我是一名最平凡、最普通的医生、一名党员。我们每个人都是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党员要在平常的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候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这个时候你就能成为一名顶天立地的英雄。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树立一个信念,英雄就来自于平凡,英雄就来自于人民。

目前,我在湖北省卫健委工作,以人民为中心是卫生工作的核心。当前湖北省卫健委工作的重心有两个,一个是打造疾病预防体系改革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湖北样板”。第二个是影响群众健康突出问题的“323”攻坚行动。“3”就是三个重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肿瘤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2”是指高血压、糖尿病。“3”是指出生缺陷、青少年近视、精神卫生。“323”攻坚行动目前已经在全省展开,重点解决影响人民健康的主要问题。

作为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更应该把党的卫生工作方针融入到工作当中去,这也是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干部应该履行的职责。谢谢。

张伯礼:

我想说,去年得了这个称号很突然,原来没有这个思想准备,突然间告诉我获得了这个荣誉。因为在我印象当中,全国人民都是英雄,在武汉我写了一首诗,“人民才英雄”,这是发自内心说的,武汉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武汉是英雄的城市。去年年初,大家对新冠肺炎不了解,继武汉之后,北京新发地等多点散发,但是死亡率很低,说明我们总结了经验,而这个经验有武汉人民的奉献。所以,我说武汉的人民才是英雄的人民,全国的医务工作者都是英雄,我只是其中普通的一员。所以,我是代表广大医务工作者受到这个表彰,得到这个称号,我是这么理解的。

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党的宗旨,在这次抗击疫情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我们自己本身也深受教育,千方百计抢救每一个生命。而对我们来讲,做好医生的本职工作,为人民服务,就是履行党员义务。我做的是中医药工作,中医药如何更好地防病治病,如何更好地实现中医药现代化,搞好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我想这都是为人民服务。

如果从微观上来讲,我是一个医生,看好病,为每一个病人服好务,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体现。经常有人问我看病的体会,我想,作为一个好医生,主要一点就是换位思考,你和病人换个位,假设我是患者的话,我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照护,我希望听到什么样的声音,就可以了。第二,一定把病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管是做检查还是开药,是不是把病人的利益最大化。还有一点,因为病人了解的医学知识不如我们多,所以我们还要为病人担当,这个手术该不该做,检查该不该做,药该怎么吃,应该给病人解释清楚,帮助病人下定决心怎么办。我想,这虽然是点点滴滴,但都体现出来为人民服务,体现出来以人民为中心的具体实践。谢谢大家。

澎湃新闻记者:

我的问题想提给王克荣护士长。我们知道,艾滋病人是一个孤独的群体。您担任“红丝带之家”的护士长,从事艾滋病患者关怀工作20余年,您认为艾滋病患者群体的境遇有哪些变化?他们目前面临的处境还有哪些需要改善的方面?谢谢。  

王克荣:

谢谢您的提问。说起孤独,我们每个人都害怕孤独,艾滋病患者也和我们大家一样。当一个人感染了艾滋病后,他特别怕社会的歧视、家庭的抛弃,还有社会的远离,所以有一些人就选择了自我逃避,他把自己关起来。还有一部分人,可能他和大家在一起时说说笑笑,一起工作、生活、学习,你看不出来他是一个HIV感染者,他们把病情当个人隐私一样,给它保护起来。其实,这些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艾滋病已经从一种人们比较害怕的病,变成了一个可防可治的慢性传染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国家第一例艾滋病是在1985年发现的,经过30多年的发展以及科学的进步,艾滋病已经可防可治。以前患者感染了HIV以后,面临的就是死亡。现在其实就是好好吃药,坚持治疗、定期随访,他们就能活到正常人的平均寿命。以前很多患者没有药物治疗,现在国家有“四免一关怀”政策,有些药进入了医保。还有一些自费的药,病人的选择面和以前相比是非常大的。以前,很多艾滋病患者感染以后就封闭自己,现在有很多艾滋病患者已经走出来了。

我所在的“红丝带之家”是一个志愿者团队,其中有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就是同伴志愿者,也就是同伴教育员,他们都是我们帮助过的一些患者。他们走出了孤独,并且到这里帮助其他患者,和他们分享服药经验、怎么告知家里人得了病、副作用怎么应对。每天这些同伴志愿者和我们在一起,我真是觉得挺欣慰的。我觉得爱是可以传递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不仅仅是在艾滋病治疗方面,而且在宣传、教育、预防方面,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大家可能觉得艾滋病离自己很远,但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特别希望从患者的角度正确认识艾滋病,好好治疗。从家庭的角度,家庭里要接纳艾滋病患者,对他们给予支持。从社区来讲,社区要接纳艾滋病患者,给予社区的支持。对于医疗机构、疾控中心,还有政府部门,我们要各行其职,向艾滋病患者传递党和政府的温暖。谢谢。

红星新闻记者:

尚未平息的新冠疫情给中国乃至世界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你们在抗疫经历中最深的感受是什么?从你们各自的工作岗位出发,经此一疫,你们对我国的健康事业有没有什么新的思考?谢谢。

张伯礼:

疫情肆虐,直到现在还没有平息,海外一波一波又一波,国内也是多点散发。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了,不管是隔离防控还是救治,和去年比,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在抗疫战争中,就是我们党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一点。当时给我们的指示就是千方百计、百计千方救活每一个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儿童,都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给我印象是最深刻的。石家庄今年1月份,小果庄村集体感染,有很多是孩子,最小的孩子几个月,还在喂奶,也被确诊感染,被隔离。隔离以后,我们的护士们就像他的妈妈一样照顾他,轮流抱着,因为孩子离开熟悉的环境,老哭老闹,几个护士轮流在楼道里走来走去,定期给他喂牛奶,抱着他直到他睡觉,一直这么照顾他直到他解除隔离。一个那么小的生命,大家那么多人在维护着他,非常令人感动。这是给我的一个印象。

通过这次抗疫,我们也总结了很多的经验,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如何做好强基层,我们的基层不管是石家庄农村的经验,还是武汉社区的经验,强基层不但要强硬件,还要强软件,要强服务的能力,这点我们印象很深。  

张定宇:

在这次抗疫中,我们能感受到人民领袖和我们心连心。2020年1月24日,当时是金银潭医院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突然接到通知,有解放军医疗队和上海医疗队驰援我们,我们事先完全没有准备。实际上,党中央一直牵挂着我们,你会感觉到那种温暖,得到鼓励。所以我想说,有领袖的带领,我们一定能够战胜这场疫情。

第二个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党员和党员医务工作者,他们冲在一线,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没有请战书,没有决心书,都没有,一声号令,直接冲到最前线。他们带了头,全院的干部职工就跟着一起上,这就是我们的党员所起的表率作用。

援鄂医疗队来自不同的单位、医院,他们之间不是特别熟悉,靠什么连接?就靠共产党的旗帜、共产党的号召,我们把党的建设开展在病房里面,把党支部、党小组建在病房里面,很容易就把大家团结起来了,成为一个一个战斗的团队,我们抗疫的指示、医疗方案、工作流程顺利展开。 

张伯礼:

我插句话,方舱当中很多患者素不相识,他们恐惧心理很重,所以我们成立了医生支部,患者成立了患者支部,两个支部对接,反映他们的情况,把我们的一些认识、解释、医嘱告诉患者支部,他们去做工作,两个支部起了非常好的作用。方舱练太极拳、八段锦,他们非常活跃,两个支部互相鼓励。医生和病人互相鼓励,体会在方舱里面,医患关系非常好,两个支部起了很大的作用。

张定宇:

我想说,党的建设是实实在在的,能够推进我们的工作。如果有什么要总结的话,我觉得,我们需要注重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以及提升综合医院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也希望所有的综合医院能够整体提升这方面的能力。谢谢。  

王克荣:

我也想分享一下,因为我在北京地坛医院,我感触最深的和张院士一样,就是八个字: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作为临床一线的护士,我还感受到我们的责任。北京地坛医院是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是新发突发传染病的救治中心,地坛医院在这次疫情中,是北京市收治患者最早、收治患者最多、收治时间最长的一家医疗机构,现在它是北京市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现在我们医院还有很多战友、医护人员还在一线隔离区里面工作。

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地坛医院。当时很多人知道地坛医院收治新冠患者以后,大家都绕着走。在那个时刻,习总书记到地坛医院来,对我们特别鼓励,我们特别激动。当时习总书记跟我们讲,要怎么样控制新冠疫情,让我们注意好好保护自己。作为一线的医护人员,舍小家顾大家,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要和全国人民在一起,战胜新冠。

我想说一下,在疫情期间,其实有两点感受挺深的,因为我在临床一线主要是做艾滋病患者的服务工作,在“红丝带之家”,针对艾滋病患者治疗的延续,我在想,在新发突发传染病来的时候,怎么样保障像艾滋病患者这样的慢性病治疗的延续和他们的生命安全,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刚开始在北京发现新冠疫情以后,我们在国家CDC指导之下,我们开启了异地借药,在春节的时候我们就得到这个消息,滞留在外地的患者可以在当地就近抗病毒治疗点,领取国家免费的抗病毒治疗药品。后来我们在不断完善,优化流程。地坛医院很少有艾滋病患者断药,截止到去年年底,我们为4000多位艾滋病患者邮寄药品,这里面包括基层的医疗机构,一些社区、社会组织全都参与进来,保障艾滋病患者治疗的延续性。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在疫情期间应用大数据为全国的艾滋病患者提供更加优化的服务。当时做了1000多位艾滋病患者的调查分析,服药对他们是最重要的。我们当时开设了互联网医疗,特别受患者欢迎。我们也在想,怎么把咨询辅导、人文关怀从线下挪到线上,让它更丰满起来,为更多的艾滋病患者服务。谢谢大家。

贺星龙:

我是来自基层的一名乡村医生。疫情以来,我们乡村医生做的工作就是对在外打工回来的年轻人进行体温监测、上报。基层老百姓在电视和微信里能够看到,高风险地区医院的医护人员都争先恐后去一线,老百姓特别称赞。以前打仗的时候,是军人去战场,现在是医生。两位张老师为疫情防控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都称赞说这就是人民的医生,特别崇拜他们。我们在疫情排查的时候,有些老百姓从外地回来,村里人说咱们哪儿也不去,就在家隔离,咱不给国家添乱,让咱打疫苗咱就去接种疫苗,这样就觉得自己给国家做贡献了。我们作为医务人员,特别自豪。老百姓称赞医务人员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党和国家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说党和国家这几年的政策好,社会主义制度好。

李桂科:

疾控中心的一个工作就是流行病学调查,起初这个事情比较难做,因为要排查清楚。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新冠疫情,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老百姓看到国外疫情又那么严重,现在我们下去做工作很好做,我们是最基层的,是县疾控中心,一下去老百姓就说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要给他安排什么、说什么,他们都非常积极的支持。众志成城、抗击疫情,这点是我最大的感受。谢谢。

寿小丽:

我想,抗疫的经历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对我来说,我觉得也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伯礼院士大年初三进入武汉,在武汉待了80多天才撤出,非常不容易。当时还有很多的援鄂医疗队到达了武汉,当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武汉举行了多场新闻发布会,还有见面会,很多援鄂的医生护士当时都参加了我们的见面会。我记得当时协和医院的领队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这次来,都是义无反顾的。很多人都是80后、90后,很多人都还是“孩子”。当时网上流传着一段视频,是定宇院长作为金银潭医院的院长在机场送行援鄂医疗队的医生、护士们,非常感人,很多人看完那个视频都泪目了。所以,这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给我们的印象也非常深刻。

好,我们继续提问。

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

我们的问题提给李桂科医生,您坚守麻风防治事业40多年,是什么信念支撑着您这样坚守?从好医生到好党员再到好书记,从带领村民战胜麻风病,再到脱贫致富奔小康,这一路走来您有怎样的感悟?谢谢。

李桂科:

谢谢提问。麻风病在解放前没有得到治疗,出现的畸形、残疾比较严重,人们对这个病有偏见、歧视,有的地方出现了火烧土埋患者的现象。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麻风病的防治工作,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来做麻风防治。我作为一名疾控机构的医生,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我入党的初心,这个信念一直鼓励着我。麻风防治事业,就是要做好麻风防治工作,治愈麻风病人,消除歧视、消除偏见、减少残疾,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带给每一个人,带领他们过上好日子。

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慢慢地,不知不觉就过了40年,我总觉得我这40年的初心坚守是很幸福的。说我是好医生、好党员,又是好干部,这是党培养的结果。我把山石屏村当作自己的家,我和山石屏村民一起修路架桥、接水接电,建房子、搬新居,帮助老人,我们还去外面旅游,做了很多工作让他们感到很幸福、很温暖。在山石屏村,我们还建了麻风历史博物馆、党性教育基地、医者仁心教育基地,让我们的村民永远记住这个历史,永远感党恩。

我最大的感悟就是,我们洱源县曾经是麻风高流行地区,现在已经消除了麻风病的危害,山石屏村的村民战胜了麻风病,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在麻风事业上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诠释。在这里我由衷地说一句:“我们永远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谢谢。

海报新闻记者:

我这个问题是问贺星龙医生,您作为一名乡村医生,21年守护28个村里4600余名百姓健康,扎根基层、服务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医疗服务。请问您为何会选择成为一名乡村医生,在您看来,近年来乡村医疗有了哪些改善?谢谢。

贺星龙:

谢谢提问,这个要从我小时候说起。我小时候,我们周围村没有一个专业的医生,乡亲们得了病,小病不看,严重了才去70里外的县医院去看。关键是村里乡亲们家庭条件比较困难,我12岁时,我爷爷得了一次重感冒,高烧不退严重了,我爸妈才把我爷爷送到医院,到医院已经出现了呼吸衰竭、心率衰竭,医生说来迟了。不久后我爷爷就离开了我们,这个事对我触动特别大,那时候我就想,长大后能不能当一名医生回到村里给乡亲们看病。96年我考上了卫校,可是通知书上写着学费3000多块钱,当时我妈翻了家里只有302块钱。我们一家人准备放弃的时候,村里人和我妈说,咱娃考上了卫校,你们供不起,大家凑凑钱一起供。我记得过了十来天,我的学费凑了3025块钱。当时我说,我一定要把医术学好,回来给村里乡亲们看病,报答乡亲们对我的恩情。这20多年,我和周围村的老百姓都有感情了,我觉得在哪里当医生并不重要,最主要是看哪里最缺医生。因为我们那块太缺医生,所以我要留下来,给老百姓看病。

以前大中专院校毕业的学生不愿意回农村,这几年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下一步乡村振兴,未来乡村会更加美丽和谐。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学生说过一句话,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我觉得年轻人吃点苦、受点累也无所谓,总书记还嘱托我们年轻干部要在农村走一走、看一看、干一干,应该到最艰难、最贫困的地方去锻炼。我觉得农村是培养和锻炼人才的地方,希望今后一些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回到农村,农村太需要医生,特别是全科医生。我觉得社会要更加关注关心乡村医生这个群体。谢谢。

南方都市报记者:

在座几位都是临床一线的医疗工作者,请问一下你们怎么看当前的医患关系?特别是对今后立志从医的年轻后辈有什么样的寄语和建议?谢谢。

张定宇:

我一直在医院工作,也是一名医生,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疫情期间的小故事来谈一谈医患关系。2020年1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当时接到一个通知,要求晚上10点左右清空一个病房。这时候病人都已经睡觉了,我们要把所有的病人唤醒,如果我们没有平时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你是动员不了这些病人来做这个事情的,同时也没有这个热情和信心去做这件事情。当时我们去动员病人,能够出院的就出院,不能出院的,我们安排他到对面的酒店住下来。还有一部分病人,能够出院却不能回家的,我们也把他安排到对面的酒店。还有的病人不能出院,我们就把他们安置到其他的病房。病人都是非常配合的,因为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平时很关心他们,和他们有同理心,对他们的治疗都非常上心。医生不仅仅是药物治疗,更多的是同理心。同理心实际上就是刚才张院士说的,最核心的就是要换位思考,要站在他们的角度上去思考事情,如果是这样,我们的工作很容易展开。我们对患者充满了感激,能够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我想对致力于医学事业的同学们、同事们、年轻人说,大家要勇敢地投身到祖国的医学事业中来,为人类的健康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谢谢。

王克荣:

我也想分享一下,其实我个人觉得,现在绝大多数医患关系是挺好的。我个人的经历,因为我是从84年开始到传染病医院,97年开始做艾滋病患者的护理工作,这些年做艾滋病护理工作中,我和很多患者都成了朋友。看着他们的孩子慢慢长大,结婚,生宝宝,也会参加他们孩子的婚礼。我认识时间最长的艾滋病患者,现在已经24年了。刚才在说到医患关系时我在想,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最早之前做艾滋病服务的护士相对比较少,当时新发的病人,很多人都有我的联系方式,有一天一个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护士长,今天晚上有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您一定要过来。后来我就想,肯定是有病人需要帮忙了,下班以后我就过去了。其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到他们说的地方,我一推门的一刹那,十几个我帮助过的老病人,他们一起给我唱生日歌。当时这一幕我特别感动,其实我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这么多年,我为患者做服务,患者也在帮助我,我们也有很多帮助过的患者成为了我们的志愿者,成为了我们的同伴教育员,我的感触真是非常深。

还有一次,我们到一个恶性肿瘤患者家里,为他抽血,因为他病情比较重,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他的老妈妈都70多岁了,就跟我说“太感谢你们了,你们是上帝派来的”。我说,“我们不是上帝派来的,我们是共产党派来的”。他妈妈当时就说,“共产党就是上帝,特别感谢你们”。我觉得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作为一名医护工作者,你解决了患者急难愁盼的问题,不仅是自己实现了个人价值,其实对于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促进社会和谐都是促进。我特别希望有些立志从医的青年人坚定你们的信仰,来吧,加油。谢谢。

贺星龙:

说到医患关系,我觉得村里是没有医患关系的,因为我从小在村里长大,村里老百姓是看着我长大的,都是乡里乡亲的,这几年看病,我觉得我和村里老百姓之间有了深厚的感情,觉得村里老百姓离不开我,我也觉得离不开他们。有一户老人把我当成他自己的儿子,我也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给患者看病时,要把患者当做自己的亲人,比如在村里的时候,不仅仅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有时候去他们家看病的时候,电视坏了给他修一修,手机不合适了,帮老人调一调,还有他们地里的活儿,作为年轻人,给他们干一干,这样就融洽了医患关系。谢谢。

李桂科:

刚才听了三位医生的发言,非常有感触。因为我在疾控中心搞麻风病,我治疗麻风病,实际是治病、治心、治贫。治心就是做到消除阴影,走入社会。治贫,就是让他过上很好的生活,这样就根本不存在医患矛盾了。我听了这三位医生的介绍,他们身上也照样没有存在医患矛盾,因为他们技术精湛、医德高尚,他们想的是病人,为的是病人,换位思考,怎么会出现医患矛盾?就不会出现了。

所以我们的后辈做这个工作,做一行爱一行,要认真学习、认真钻研,向老一辈学习,在你们身上肯定也不会出医患矛盾。病人和家属会肯定你、爱戴你,你也会做出很好的成绩,你也会成为一个好医生,成为一个最美医生,也会成为人民的英雄。谢谢。

寿小丽:

最后两个问题。

中国日报记者:

我们知道,不久之前武汉又经历了一次疫情的考验。请问张定宇主任,相比去年的武汉保卫战,我们在应对疫情的经验和手段上有了哪些进步?谢谢。

张定宇:

这次疫情应对,武汉有几个“快”:一是应急响应快。我们很快就激活了指挥系统,实行扁平化管理,信息很快就传递到基层。二是流调管控快。通过点线面结合、人物地同防,精准划定封闭区、管控区和防范区,这就很好地切断了传染源。三是监测预警快。有网络直报,有医务人员报告,还有药店药品销售网络报告,多点触发的机制非常好、非常快。四是核酸筛查快。2020年疫情初期,武汉核酸检测能力日最大检测量为单样200人份左右,这次8月3日启动核酸筛查,8月6日就完成了1120多万人的核酸检测,而且全部都有报告、有结果,及时筛出了这些病例。最后是医疗救治快。这些筛出来的病人、诊断的病人都能够很快得到救治,我们成立了湖北省专家组和武汉市专家组,对有重症化趋向的病人进行密切监测。所以,这次的治疗,我们非常有信心,也非常有效。我也相信,通过这次疫情的经验,为后续的疫情防控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谢谢大家。

寿小丽:

定宇院长实际上介绍的也是疫情防控的宝贵经验。最后一个问题。  

封面新闻记者:

我的问题想提给张伯礼院士,您长期从事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工作,从当年担任中医治疗非典总指挥,到后来在武汉的方舱医院使用中医治疗新冠病人,能否谈谈中医药在这些硬仗中发挥了哪些作用?应该如何看待中医与现代科学的关系?未来中医该如何更好地发展?谢谢。

张伯礼:

这个问题是个老问题,讲了很多次了。应该说,在这次抗击疫情当中,按照国务院白皮书、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的9月8号表彰大会中都谈到了,我们采用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的方针,成为中国抗疫方案的一个亮点,也成为中医守正创新、传统精华的一次生动实践。

开始我就讲,我去武汉的时候是我一个人去的,连学生也没有带,两手空空,但脑子里面都装着很多历代治疗急性传染病的经验和药物。同时也有2003年抗击非典时具体的救治经验,所以并不是说心里没根。但是对一个新发传染病,心里还是没底,所以我在飞机上填了一首词,其中有一句话,“疫茫伴心悌”,对疫情茫然,心里也是慌慌的。但是中医很关注临床的表现,所以我到那儿要求一定先看病人,所以当时给了我两个定点医院,一个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一个是武汉市中医医院。当时我看到了一批病人以后,看到他们的证候,心里就有底了,治疗的方案大致也出来了。但是我也在讲,中医是辨证论治的,非常关注证候,所以这次的证候特征是湿毒疫,所以在治疗的时候围绕湿毒这块处方用药。

中药早期介入,全程参与,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特别是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在隔离的阶段,因为那时候病人和未感染的人都混杂在一起,不隔离,交叉感染很重。所以,中央指导组决策严格隔离,严格大排查,把四类人彻底隔离开。但是隔离不给药,一个是延误病情,第二个是增加病人恐慌。所以我就提出给中药,当时几万病人,不可能一下都辨证论治,所以我用“中药漫灌”,用通治方来治疗,因为同一个病毒,相似的临床表现,完全可以用通治方来治。当时湖北有个企业,帮我们做了很多药,并且送到方舱,送到定点医院,送到隔离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严格隔离,普遍服用中药,应该说为控制疫情的蔓延作出了重要贡献。

方舱医院的救治,我们采用以中医药为主的中西医结合方法,把轻症和普通型病人拿下来了,方舱取得的一大成绩就是控制轻转重,例如我们进驻的江夏方舱,564位患者,没有一个转重的,出舱以后没有一个复阳的。没有重的,就没有死亡,一个重症病人要花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而一个轻症病人花不到一万块钱。所以我们说,转重率控制也是疫情防控的关键一招。在重症里面我们就是中西医结合救治,西医的循环支持、呼吸支持至关重要,而有些关键的环节,比如肺的呼吸弥散功能受影响,血氧饱和度上不去,病人喘憋,上了呼吸机后,同时加上一些中药,很好地解决了问题。而在康复阶段,我们也是中西医结合,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所以,中医全程参与,在各个阶段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包括在武汉总结的经验,用到全国各地,乃至用到世界各地,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包括我们跟海外的会诊,给海外的一些处方,也都达到了预想的效果。所以,通过这次抗疫,让大家更加坚定了相信中医药,热爱中医药。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几千年来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珍惜。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守正创新,一定要传承好的经验,同时还要赋予它时代内涵,要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诠释它的治病原理,这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回答中医药为什么能治病,它治病能拿出高级别的循证证据,也都是我们在做的。我们现在揭示了中医药为什么能治疗新冠,它主要是调节免疫功能,让免疫适度活化而不过度活化,抑制炎症风暴,不让它转为重症,这是关键的环节。同时,对已经损伤的脏器起到保护作用。当然,现在有的研究也证实了,也有一定的抑杀冠状病毒、阻止病毒复制的作用。所以,它是一个多靶点综合调节的作用。我想,通过这个也揭示了我们坚持走中医药现代化道路,就是要和现代科技结合起来,古老的中医药,它的理念不落后,落后在技术,如何与现代的技术结合起来,推动中医药更好地服务于健康中国建设、造福于中国人民、惠及世界。谢谢大家。

寿小丽:

今天的提问先到这里。今天的见面会,五位代表分享了他们的故事,实际上这也是全国医疗卫生工作者全心全意服务人民健康的一个缩影。我们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将继续弘扬“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在各自岗位和领域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卫生服务需求,守护全体人民健康,为实现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不懈奋斗。

今天的见面会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参与,感谢五位代表。大家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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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医生,张伯礼,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医,张定宇,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新冠肺炎,北京地坛医院,护士长,艾滋病,麻风病,乡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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