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康党委系统医务专家肖和平丨 与“结核病”结缘,坚守深耕“结核田”

2021
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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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和平 /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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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对年轻的临床医生对结核病防治工作提两点建议:第一要有警觉意识,要提高对传染源的警觉意识;第二要强调规范,这是最重要的,结核病规范诊治不是说技术有多高深,而是更强调规范。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为回顾党的百年历程中上海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和文汇报联合开设“申康党委系统医务专家口述历史”专栏,进一步挖掘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展现一代代医务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赓续光荣传统,践行医者使命,锐意进取、砥砺前行的精神风貌,绘就一幅幅党旗在市级医院一线高高飘扬的动人画卷。

口述人:肖和平,上海市肺科医院结核科临床首席专家,上海市公共卫生重点学科(结核病)学科带头人,上海市结核病防控专家组组长

我从医40余年,长期坚守结核病专业的临床、预防、科研及教学一线。而与“结核病”的结缘,要从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次援藏经历说起。

援藏21年,为西藏搭建结核病防治构架

1973年,国务院下发文件,向西藏派出医疗队,帮助西藏各地开展医疗、科研、教学工作。1973年至1983年的10年间,国家先后派出5批、近2000名进藏医疗队员。1976年,我刚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为响应国家号召,报名援藏。当时我患有病毒性心肌炎,正在治疗中,按规定可以不列入援藏人选。但是支援边疆一直是我的理想,再加上自己当时为了去西藏,对高原病做了不少功课,于是主动要求上级允许自己加入援藏队伍行列。当时大家想要为国家医疗建设做出一番事业,我记得母校有34个人报名援藏,但因为种种原因,最后到了火车站,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从高原病转向结核病研究是因为医患的接触。记得去西藏的第二年,有个病人,一直咳血,我一看片子,这不就是肺结核吗?进入病房工作后,我发现肺结核病患者比比皆是,为西藏的常见病,于是我立志投身于西藏的结核病防治事业。学校领导知道我心脏不好,可能难以长期适应高原环境,于是写信给我,要我回母校工作,同时也派专人来西藏自治区卫生厅洽谈将我接回学校工作的事宜。我均一一婉拒,表示要把西藏的结核病防治工作搞出个名堂后再回母校。可以说,支援西藏,做好西藏的结核病防治工作就是我当时最大的动力。

当时,西藏结核病防治工作几乎是一片空白,基层的医疗卫生还相当薄弱。我刚到西藏那会儿,当地不仅结核病发病率高,而且大部分民众缺乏基本的预防概念。一次我们去乡下给牧民看病,发现村里患有结核病的人数相当多,甚至有些家庭全家人都患有结核病。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竟在结核病人的床底下发现了成箱的抗结核药品,这是当年医疗队下乡时发给病人的,他们服药2-3月后感觉没症状了、人也胖了,就认为病好了而自行停药,结果又被打回原形,而且更难治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个体制将医院的临床工作和卫生防疫站的预防、管理工作有机的结合起来。

于是,我们在1985年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结核病防治研究所(西藏自治区结核病控制中心,TTCC),下设西藏自治区结核病临床部(附设在西藏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和8个分中心(附设在各地市的卫生局)以及8个分中心临床部和防疫部(附设在各地市人民医院和卫生防疫站),各分中心再在此基础上设立县级结核病临床和预防的专管人员。至此,整个西藏自治区结核病的防治构架基本形成,卫生防疫和医院系统都纳入到了结核病防治工作中,防治结合是其最大特点。

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研究提示,成年人移居高原(海拔3658米)后的最佳适应期为10年左右。国务院要求援藏大学生的在藏工作年限为8年,而我这一呆就是21年。光阴似箭,我从西藏回到上海已有25个年头了,在我心脏病彻底“爆发”以前,我现在依然每年都要去那里,看到西藏医疗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我深感欣慰。

致力呼吸道传染病防治,最大限度减少危害

回到上海后,我继续投身呼吸道传染病防治工作。2003年,作为上海市抗击非典专家组成员,我积极参与到非典防治之中,几乎天天都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在临床一线来回穿梭,在病房反复查看可疑者,生怕漏掉一个病人。不少一线医务工作者更是舍弃自己的小家,在医院加班加点,未见有丝毫怨言。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上海各行各业守望相助,临危受命的医护人员更是表现出令人称赞的勇气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2011年1月,经上海市疾病控制中心与上海市几所三甲医院商榷,我们决定对全市的耐多药结核病患者实施集体定诊、集体制定治疗原则和统一管理的策略。凡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享受上海市政府提供的免费检查和治疗(包括手术费)政策,各级疾病控制中心对这些病人实施强有力的治疗管理,从而将治疗真正落到了实处,有效缓解了上海耐多药结核病的压力。那年,我提出的结核病分类治疗流程获得了上海市疾病控制中心的认可,按照这一流程,通过集体讨论、定诊、定治,在2011-2014年间,上海有37%(120/324)的初治耐多药肺结核患者采用一线抗结核药物获得治疗成功,避免了昂贵的二线抗结核药物和耐多药结核病化学治疗方案的滥用。

复治结核病患者是产生耐多药结核病的主要群体。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我提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治疗复治结核病的创新性研究方案,入选了国家科技部传染病重大专项。新方案治疗复治结核病,治疗效果提高了13.1%,疗程缩短了3个月,5年复发率减少11.7%,获得了上海科技成果二等奖。

我和我的团队先后完成上海市科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耐多药肺结核的规范化治疗”“含氟喹诺酮类药物复治化疗方案的研究”“结核病院内感染研究”等,使上海市肺科医院的结核病治疗水平保持全国领先。

我院的结核科是中国最早的结核病预防、治疗和研究基地,也是中国防痨协会、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结核病防治分会的发源地。多年以来,在全国结核病专科各类榜单的排名始终名列前茅。其丰富的临床积累,使得各地的结核病患者在当地无力治疗后,仍然抱着一丝希望来此求医。我们结核科每年收治的住院患者达12000余人次,门诊患者每年接近20万人次。

我想对年轻的临床医生对结核病防治工作提两点建议:第一要有警觉意识,要提高对传染源的警觉意识;第二要强调规范,这是最重要的,结核病规范诊治不是说技术有多高深,而是更强调规范。我们在流行病学调查中发现,有的病人真是耽误了好几个月,肺都烂掉了才被发现出来,这对病人本身就是一种伤害。在这几个月当中,他到处传播,对社会也是危害。按照国家的要求,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传播的危害性。

2021年是开启“十四五”规划的第一年,距离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结核病控制目标和“2035年终止结核病流行”目标,只剩下10年和15年的时间。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结核病防治工作,将结核病防治战略写入了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这是我国履行对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承诺的重要举措。在这里,我理解的可持续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全面”上:结核病防治措施得到“全面”落实;“三位一体”体系“全面”融合发展;结核病防治“全面”融入所有政策保障体系。展望“十四五”,我国的结核病防治事业前景光明,这也是构建与确立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的最佳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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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肖和平,结核病,西藏,医疗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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