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用药正在摧毁老年人身体，谁来给他们减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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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哈里森（Mary E. Harrison）今年已95岁高龄。一直以来，她都在跟各种健康问题作斗争，包括糖尿病及其可能引起的神经痛、高血压、焦虑和认知能力下降。此外，她非常容易摔倒。哈里森有一张用药清单，上面洋洋洒洒写了14种药物。

哈里森的情况在美国和国内均十分普遍。约翰·霍普金斯医院（Johns Hopkins Medicine）老年病科医生斯蒂芬妮·诺特尔（Stephanie Nothelle）表示，这一现象称为“多重用药”（polypharmacy），即同时服用5种及以上的药物，包括保健品、中药等。

多重用药风险不容忽视，现如今，越来越多老年医学专家开始探索“去处方化”（deprescribing）措施。

老年人多重用药颇为普遍

2年前，在哈里森93岁的生日派对上，她的女儿莱斯利·霍金斯（Leslie Hawkins）发现母亲已经不在状态了——哈里森无法进行对话，甚至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当下我决定，不能继续下去了。”

霍金斯带着母亲前往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就诊，会诊专家就是诺特尔。在一份用于评估痴呆症的30题测试中，哈里森只回答出了3道题。诺特尔查看了哈里森正在服用的药物清单，不论是用药数量还是药物种类，都让她非常震惊，“我开始对清单做减法。”

清单上有奥西布宁（oxybutynin），用于治疗膀胱过度活动症，但它同时会诱发谵妄，导致老年人精神错乱。诺特尔建议，停止使用。此外，她还建议停用止痛药曲马多（Tramadol）。曲马多跟奥西布宁类似，同样会致使老年人走路不稳。

三个月后，哈里森来到诺特尔的办公室复诊。诺特尔告诉家属，他们将讨论是否停用另外几款药物，包括抗癫痫药物加巴喷丁（gabapentin）、一款非必要降血糖药物以及一款患者早已不再需要的抗胃食管反流药物。

经过这2次就诊，霍金斯明确了一个信息——母亲服用的许多药物可能正在伤害她。

健康界了解到，在美国，2/3的老年人都有多重用药风险，而在国内，这类情况也十分常见。据统计，在我国的住院老年患者（大于60岁）中，服用药物种类超过5种的大约占75％，10种以上的占31.7％。

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服用这么多药物可能对患者没有任何好处，或者相互之间没有良好的辅助作用，甚至可能对患者造成伤害，包括跌倒、认知能力受损、住院和死亡。除药物本身的危害外，多重用药还会导致患者服药依从性降低，忘服、漏服和错服的概率增加，还会加剧老年患者及其家庭的经济负担。

削减处方为何困难重重？

多重用药风险引发了人们对“去处方化”的广泛关注。所谓去处方化，是指医生和患者定期审查处方，减少不必要的药物，降低用药风险。

据去年公布的联邦医保（Medicare）数据分析，对老年患者而言，最常出现不良反应的处方药包括埃索美拉唑（Nexium）和奥美拉唑（Prilosec）等质子泵抑制剂、阿普唑仑（Xanax）和络艾塞半（Ativan）等苯二氮卓类药物和三环类抗抑郁药。此外，一些非处方药和补充剂也已证明有问题。

对此，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内科医生兼流行病学家凯勒·亚历山大（Caleb Alexander）评价道：“在老年患者群体中，因药物不良反应入院的比例达9%。我们每年花费数亿美元将新药推入市场，并决定何时开始使用，但没有去思考何时该停用它们。”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的老年医学专家迈克尔·斯坦曼（Michael Steinman）表示，“停止用药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开始用药的对立面，前者通常要困难许多。”

停止用药困难重重，暴露了一个支离破碎的医疗保健系统。例如，同一名患者的内分泌科医生很少关心心内科医生或神经内科医生开了什么处方，而家庭医生则犹豫不决，不敢否定任何一张处方。

站在患者的角度，讨论削减处方可能是一种时间浪费。在就诊过程中，老年患者可能有其他更紧迫的需求，把宝贵的时间用来跟医生讨论削减处方，未免有些奢侈。

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老年医学专家兼研究员爱丽儿·格林（Ariel Green）表示，“医界有一种普遍的偏见——开药是积极的行动，停药或不服药，就是消极。”

因此，惰性轻易就能占得上风。同样的处方年复一年地使用，没有人去探究最初开这些药的原因，也没有人去思考是否有药物重复，或者是否仍有继续服用的必要性。

2018年，JAMA子刊《内科学杂志》（JAMA Internal Medicine）上发表了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老年人愿意减少服用的药物，但矛盾的是，他们觉得目前服用的所有药物都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