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天3家巨头关停,被互助平台抛弃的4000万人和仍在坚持的公司……

2021
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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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星星 / 健康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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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国家政府部门不是像监管P2P金融一样发文强制关停,互助模式的星星之火就仍会存在。

2021年对于网络互助平台及其参与服务对象而言,绝不是轻松的一年。1月31日,已经运营长达18个月、会员数量过千万的美团互助正式关停;3月24日,运营逾五年,会员人数累计超4000万的轻松互助关停;3月31日,服务8000万用户、曾救助21235个家庭的水滴互助关停。

根据众托帮联合创始人龙格分析,仅今年各大平台的关停情况就直接影响了至少3500万相关消费者。“目前会员注册人数超千万的互助平台总共五家,短短三个月之内(实际是60天)就关闭了三家,影响非常大。”据龙格统计,国内曾经参与过互助平台的人群约3.5亿人,此次互助平台大规模关闭前,还在参与互助分摊的有效人数约1.5亿人左右。三家平台关闭影响约5000万人,刨除互助平台中约20%-30%的重复人群(即同时参与多个互助平台),大约至少3500万人直接成为互助平台的“弃子”。

面对友商的接连关停,国内首个互助平台创始人、康爱公社(曾用名“互保公社、抗癌公社”)CEO张马丁五味杂陈。在接受健康界采访时他表现出了失望和愤怒。“第一感觉是平台对用户不负责任,这种处理用户的方式很不恰当。第二就是(大平台的接连关停)会给整个行业带来压力,使用户对互助失去信心。”据张马丁透露,在轻松互助和水滴互助退出的一周内,公社日平均退社人次增长了150%,“不少会员也担心康爱公社能否持续运营。”

对于多个平台陆续关停,一重点大学数学系教授、同时也较早关注互助平台的夏季恩(化名)感到并不意外。据他透露,早在2020年年中,就有听到一些平台内部讨论关停方案的问题。美团互助的关停释放了一个行业信号,“关了以后没啥大事情,大家就一哄而上了。对互助平台而言,现在不走的话,以后可能就更难退出了。”夏季恩介绍。

从2011年张马丁首度开始以互联网的方式尝试搭建互助平台至今,网络互助平台经历了早期的萌芽、小规模关停、巨头入场、直至今年的部分巨头退出。外界质疑互助平台关停背后,面临着政策风险、盈利困境、风控难题、合规质疑等一系列问题。但对于仍然坚持在互助赛道的人而言,备受质疑的背后,他们也有委屈。“只要政府部门不是像针对P2P金融一样发文强制关停,互助模式的星星之火就仍会存在。”龙格如是说道。

福至心灵的低语

据说阿基米德洗澡时福至心灵,想出了测量皇冠体积的方法,因而惊喜地叫出了一声:“Eureka!”(尤里卡)此后,“尤里卡时刻”就被视为通过神秘灵感获得重大发现的代名词。

2011年,国内首个互助平台创始人、康爱公社(曾用名“互保公社、抗癌公社”)CEO张马丁迎来了自己的“尤里卡时刻”。此前由于母亲患癌去世,他一直思考创立一个有别以往的保险公司,可以为消费者提供低成本保障。2011年张马丁突然想到母亲病友受教会募捐的经历,可能在互联网平台上具有相当的复制性,给罹患大病但无钱救治的人带来一缕曙光。

据夏季恩介绍,互助其实就是保险的前身,多是靠特定团体机构,比如工会、教会等维系,大家通过某种规则实现风险共摊。互联网出现前,这一模式的问题在于仅能停留在小范围圈层中,很难规模化。而互联网技术的进步给互助模式的扩大化带来了可能,这也是后期互联网互助平台大规模诞生的原因。

但先行者,往往不易。自2011年5月8日成立到当年年底,康爱公社的注册会员人数不足100人。截至 2012 年年底,仅有185人。直到2013年10月,公社注册人数不足500人(当时满足资助条件的仅为150人)时,出现了第一例癌症病患,当时的实际资助人数超过了130人,为患者筹集了7,000 元经费。

7000元的互助经费和如今最高三五十万元的互助金相比,显然微不足道。但这对于互助行业而言却是如“普罗米修斯之火”一般值得铭记——模式跑通了。次年年初,张马丁辞去工作,开始全职创业。

保险老兵的触动

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托马斯·莫尔在著作《乌托邦》中虚构了一个奇异国度,在这里财产共有、人人平等、按需分配。在这里,人们精神愉悦、身体健康、生活从容。

如今,乌托邦常被用以形容那些好的但却无法实现的建议、愿望、计划等。而龙格想把“愿天下没有看不起病的人”变成现实。2015年,众托帮成立。

在联合创立众托帮之前,龙格是一个十余年的保险老兵。彼时,国内保险仍停留在被质疑圈钱、骗钱的阶段,消费者的购买意识不足,优质产品也远无法跟如今健康险遍地生花相媲美。“当时大多数公司的重疾理赔保额通常在5万-8万之间,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数值。真正生大病以后,这个费用远远不够的。”龙格回忆。

虽然工作在保险行业,身边有保障意识的人员比例天然更多,但即便如此,据龙格回忆,仍然面临了一些因病致贫的案例。这让他感受到“普惠保障体系”建立的必要性。

“曾经我的一个前同事供职于保险公司组训团队,而后又任职某保司分公司高管。但因为得了大病,没有钱治疗,后来不幸离世。他的女儿才刚上小学,老婆也没有收入和工作能力。同事们为他发起了筹款,我借助微信平台和京东众筹,主导了部分筹款项目。最终筹集了四万多元,虽然不多,但是希望能为他家的经济缓解燃眉之急。我当时在思考,一个在保险行业从业十余年的人,在大病去世的时候保障都明显不足,这真的很触动我。”龙格介绍。

在龙格看来,重大疾病面前人人平等,保障不足的情况下,很容易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为此他希望能提供一种可负担、可持续的普惠保障模式,为社保和商保提供多层次的普惠保障。

与争议相伴而生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然而,对于众多扎身于互助平台的创业人而言,初心纵然各不相同,却都难逃一系列“灵魂发问”。

在夏季恩看来,保险虽然起源于互助,但他们的本质是不同的,因为互助平台没有责任承担方。保险是由保险公司靠技术和资本承担相应的责任,但互助平台做不到。“这种区别就像是人跟大猩猩的区别,互助很难有进化的空间。”夏季恩表示。

作为一名数学系教授,夏季恩肯定了技术迭代对互助平台精算、风控带来的利好,但他同时认为,互助模式的一些痼疾是无法通过技术问题予以解决,这才是众多巨头退出互助的根本原因。“合规风险始终是互助平台的紧箍咒。”

对互助平台合规化的监管,此前曾有先例。2016年,一则银保监会监管部门直指部分互联网公司涉嫌非法经营保险业务的内部文件在社交媒体传开,该文件直指互助平台夸克联盟一款车险互助计划涉嫌非法经营保险业务,存在可能侵害消费者利益、赔付可能性存疑、扰乱涉嫌市场经营秩序等问题。

当年底,银保监会《关于开展以网络互助计划形式非法从事保险业务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发布,在长达两个月的整治工作中,对网络互助平台进行排查分类、限期整改、查处,并限制了整改期限。“这期间一度关停了一些小互助平台。”龙格介绍。

2020年9月,银保监会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局发布《非法商业保险活动分析及对策建议研究》理论研究也明确指出,“相互宝、水滴互助等网络互助平台会员数量庞大,属于非持牌经营,涉众风险不容忽视,部分前置收费模式平台形成沉淀资金,存在跑路风险,如果处理不当、管理不到位还可能引发社会风险。”

有业内人士分析,此次多个互助平台关停,也与政策监管不明直接相关。自去年开始,水滴互助母公司水滴集团就屡次被曝出上市计划。有消息人士透露,中国银保监质疑水滴公司的业务存在风险,导致上市进程放慢。不排除此次水滴互助关停是为公司上市“合规性”要求铺路。

除监管问题外,夏季恩还指出,消费者的逆选择、分摊的公平性以及互助平台的专业性和一致性都是影响互助平台长期运营的重要原因,从而导致互助组织存在性风险。“互助平台和保险不同,很难通过规则设置对抗消费者逆选择。此外,互助平台的分摊模式也使公平性遭到质疑,四十岁与五十岁的人平摊价格一样,这种不够准确细致的平摊机制到底合理吗?最后,互助平台的互助规则是可以变动的,去年一个案例获得了互助金,但今年互助规则改了,同等情况无法获得互助补偿,消费者权益怎么保障呢?”

而令夏季恩最为担心的是,互助平台的随意关停,对互助成员而言,是彻底的不负责任。“美团还行,把互助金退了。但像水滴那种,相当不负责任。”

本文为健康界原创,任何机构或个人未经授权均不得转载和使用,违者将追究法律责任!
关键词:
水滴互助,轻松互助,美团互助,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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