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都给了谁？穷医院濒临倒闭，富医院利润反超疫情前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很多医院需要取消利润可观的非紧急手术，转而治疗利润较低的新冠肺炎患者，这就导致医院普遍陷入财务困境——现金流紧缩、裁员、债券评级下调等。为此，美国联邦政府紧急发放大额救助资金，帮助医院维持正常运转。

但是以德克萨斯州最大的非营利性医院Baylor Scott & White Health（以下简称“贝勒医院”）为例，在获得4.54亿美元（约合29.7亿元人民币）的救助资金后，贝勒医院不仅安全渡过危机，甚至还实现了盈利。截至2020年底，该医院累计盈余比2019年多出2000万美元，达8.15亿美元（约合53.3亿元人民币），利润率达7.5%。

贝勒医院并不是个例。当时，美国最富有的医院拿到了大部分联邦救助资金，创造了数亿美元的盈余，而许多服务于农村和少数族裔的医院却只分得了一小部分救助资金。2020年，这些贫穷的医院遭遇了财政赤字和债券评级下调，财务前景一片灰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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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医院获得更多救助资金

联邦救助资金始于去年春季，目的是帮助医疗机构渡过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百年难遇的公共卫生灾难。根据《新冠病毒援助纾困经济安全法》（CARES Act）及之后的法案，美国医疗机构共获得救助资金1780亿美元（约合11650.6亿元人民币）。

医院治疗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全部费用，都可用这笔款项来填补，包括购买呼吸机、口罩、防护服等个人防护用品。此外，为应对大量涌现的新冠确诊患者，医院暂停了非紧急手术和非急诊服务，因此国会还授权医院用救助资金来弥补这部分收入损失。

疫情期间，部分医院的财务状况明显恶化。国际评级机构穆迪（Moody’s）副总经理丽莎·戈德斯坦（Lisa Goldstein）表示，从去年12月至今年3月，该公司已下调28家医院的债券评级，原因包括债务增加和医院间竞争加剧。

其他医院的处境则更加糟糕。例如，位于西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森纪念医院（Williamson Memorial Hospital）一直试图摆脱破产保护，但仍不幸于去年4月倒闭。该医院首席执行官在个人脸书账号里写道，“不幸的是，疫情来得太突然，带来的经济损失太大，严重影响了医院的正常运转。”

而对于许多本就富裕的医疗机构而言，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凭借联邦政府的援助，安然度过了停摆的春季。标普全球评级（S&P Global Ratings）高级董事苏西·德赛（Suzie Desai）说：“有了联邦援助，这些医院甚至不需要动用储备金，就能填补收入上的损失。”

芝加哥大学卫生政策教授科琳·格罗根（Colleen Grogan）说道，大部分救助资金帮助了本就富裕的医院，尤其是位于纽约的多家医院，与此同时，国家安全网医院却正面临危机。后者真正承担了大部分疫情诊疗负担，真正处于财务危机中。

以贝勒医院为例，贝勒医院旗下有达拉斯的贝勒大学医学中心（Baylor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以及其他51家医院。2020年，该医疗保健系统在新冠肺炎上的支出总计2.57亿美元（约合16.8亿元人民币），包括购买防护服和建立隔离室。而今年，贝勒医院还剩1.97亿美元（约合12.9亿元人民币）的救助资金未使用。

联邦政府提供的救助资金拔高了医院的亏损底线，许多大型非营利性医院在疫情的第一年就已经实现了盈利，甚至有部分医院即使没有救助资金，也可以实现盈利。 图1：美国各医院和医疗保健系统财务报告分析（图源：凯撒健康新闻）

少数医疗保健系统，包括营利性医院连锁机构HCA Healthcare在摆脱最坏的情况后，退回了联邦救助资金。但是，大部分医院担心，今年会出现多次疫情高峰，因此在使用救助资金后，选择留下剩余部分以及新的政府拨款，希望以此填补今年可能会产生的疫情费用。

救助资金分配不均的原因

救助资金分配不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HHS）的分配依据是各医院过去的税收收入。这样的分配方式对服务富人的医院更加友好，因为富有的患者拥有私人保险计划，会给医院带来更多税收收入，而穷人只有较低的联邦医保（Medicare），他们选取的医院也较为贫穷。

图2：拥有最高和最低医保收入的医院中，每张病床可获得的救助资金（图源：凯撒家庭基金会报告《<新冠病毒援助纾困经济安全法>救助资金医院分配情况》）

由图可知，依据私人保险收入占比从高到低排序，排名前10%的医院中，每张病床可获得44321美元（约合29万元人民币）的救助资金，而排名后10%的医院，每张病床仅可获得20710美元（约合13.6万元人民币），两者相差一倍多。

市场普遍认为，HHS的分配方式没有考虑到有些医院本身已有足够的资本，能够在疫情中生存下来。

图3：拥有最高和最低医保收入医院的特点（图源：凯撒家庭基金会报告《<新冠病毒援助纾困经济安全法>救助资金医院分配情况》）

在教学医院中，仅有10%属于私人保险收入占比最高的医院，而在营利性医院中，33%的医院都属于这一类。私人保险收入占比高的医院，其利润率也高，同时其未收到的护理服务费用较少。未收到的护理服务费用包括坏账、慈善护理、未报销的联邦医补（Medicaid）和儿童医疗保险计划。

以贝勒医院为例。财务数据显示，2020年，贝勒最初拥有54亿美元（约合353.4亿元人民币）的现金和投资金额，足以支持其238天的运转。

此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副教授葛白（音译）表示，首批救助资金为500亿美元（约合3273.3亿元人民币），“是作为救命钱无针对性发放的”。

虽然之后，HHS试图进行有针对性的援助，但受援者仍然包括财务状况良好的学术医疗中心和大型城市医院。HHS文件显示，只有140亿美元（约合916.5亿元人民币）的发放考虑到了医院的盈利能力，这笔款项的获益者仅限利润率小于等于3%的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