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协调员:为逝者“重生”奔忙的人

2020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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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欢 / 北京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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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米梓鑫,是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

北京朝阳医院地下一层,急诊抢救区,一间小屋里摆着两张抢救床。见有人来,一位瘦瘦高高的小伙子站起来,还没说话,口罩外露出的一双眼睛已经笑得弯了起来。

“我叫米梓鑫,是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他贴心地解释,“器官捐献成功完成,经常要经历突如其来和争分夺秒,所以我们将器官捐献办公室设在急诊抢救区,为的就是能第一时间发现潜在的器官捐献者。”

器官捐献协调员,又被称为生命的“接力人”。他们奔走在生死与悲欢离合间,为一些患者送去“新生”的希望。每一次,他们需要同时面对的是死别的悲伤与新生的希望,这其中掺杂的是气愤、不理解、卑微、感激等各种复杂的情绪。两年来,米梓鑫没有退缩过,不断地尝试,顺利推动完成了130多起器官捐献,为数百名患者送去了希望。

面对质疑从不轻言放弃

米梓鑫毕业于河北北方学院,大学毕业后,他并没有从医,而是选了一条更为艰辛的路——做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他说,这是受了姥爷的影响。“作为参加过越战的老兵,姥爷对生死看得很超脱,他很早就对我说起过在他百年之后要捐献遗体……”

上大学后,他在解剖课上第一次见到了“大体老师”。“这是对遗体捐献者的尊称。对于‘大体老师’,我们心中充满敬佩和感激,正是他们无私的奉献精神,我们才有了更多学习的机会。”

毕业后,米梓鑫进入北京朝阳医院,当时正赶上医院成立器官捐献办公室,他果断加入了这支队伍。

工作远比想象中的还要困难,不被理解或是被拒绝的情况时有发生。有时候,米梓鑫一个人要同时面对一位患者的20多名家属,压力可想而知。他说:“当得知患者康复的机会很小,我们不仅要将实情告知家属,还要询问他们是否有器官捐献的意愿。刚开始时,我真的有些开不了口。”

但即使被拒绝了,米梓鑫也不会放弃,而是持续关注患者的病情进展和患者家属的心理变化,寻找转机。

有一次,医院里一名脑出血患者已被判定为脑死亡。作为直系亲属,患者的妻子、女儿原本已同意了捐献器官,但有一天,医院里突然来了一堆亲戚,其中一位自称是患者侄女的女士当场提出“不能让叔叔死无全尸”。就这一句话,这让原本已经签了协议的母女俩打起了退堂鼓。

米梓鑫多次联系那名患者的侄女,诚恳希望跟她谈一谈,可对方始终避而不见。一连几天,米梓鑫终于堵到了这位女士。“患者已经脑死亡,现在全靠机器在维持生命,对他的妻子、女儿来说,每一天都在苦苦煎熬。她们想要通过器官捐献留下一份对亲人的思念和寄托,让他的生命得到一种延续。希望您能站在患者妻子、女儿的角度多想一想。”米梓鑫入情入理的分析,最终打动了这位女士,捐献得以完成。

而正是一次次善意的理解,让他更加坚定了对这份职业的选择。用米梓鑫的话说,抢救室门口等待的家属,心态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比如,第一天进抢救室时,大家往往对抢救成功充满期待,但总有些重病人,医生也无能为力。“当家属理性看清现实时,也就是我们开展工作的最佳时机。”面对拒绝、误解,他从不轻言放弃,他常常给自己打气:“如果我放弃了,等待救治的患者就更没有希望了。”

有些离别让人猝不及防

采访当天,米梓鑫状态并不好——眼里有血丝,脸色显得有些苍白。当天凌晨3点多,他刚刚跑了一趟北京朝阳医院怀柔院区,他连续跟进好几天的一位患者突然去世了,因病情进展过快,最终没能成功捐献器官。

“原本定好了今天做脑死亡判定,但还没来得及,患者就先走了。”米梓鑫神情有些寞落。

这位患者是11月30日送医的,55岁,因车祸导致重症脑外伤。因伤势严重,医生提早告知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潘先生的妻儿在得知了国家的器官捐献政策后,决定同意在潘先生过世后将器官捐献给其他有需要的患者。潘先生的妻子含着眼泪跟米梓鑫说:“如果老伴儿的器官能救活另一个生命,那就好像他还在一样。”

但是器官捐献是一件复杂的事儿,甚至需要一些“运气”。从器官评估、伦理审查、准备法律文书、到脑死亡判定……一连几天,米梓鑫一直加班加点,四处奔忙。然而,12月4日凌晨3点多,潘先生的病情突然恶化离世。得知消息当晚,米梓鑫连夜赶到医院,帮助他们办理手续、联系太平间……米梓鑫说:“患者病情的突然恶化或是家属态度转变等都是不可控因素。无论捐献最终是否成功,我们都会陪着家属。”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几十次了。连续数日的奔忙努力,一夕之间化为泡影。“对器官协调员来说,最头痛的往往是提交各种身份证明,时间往往也耽误在这些环节。”米梓鑫介绍,器官捐献必须征得捐献者本人所有直系亲属的同意。有一次,为证实一位捐献者的父亲已经去世,米梓鑫坐高铁,再转长途车,来到西安一个很小的自然村,拿着介绍信找了好久,才摸到当地派出所,开出了证明。米梓鑫说:“器官捐献没能成功,往往意味着可能会有一个甚至多个生命会因此而离开。对受捐者来说,眼看着即将到来希望,又转瞬破灭了,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辛苦中感受人性美好

2018年冬天,朝阳医院急诊抢救室送来一位50多岁的男性脑出血患者,他在医院抢救了十几天后,被医生宣布脑死亡。

米梓鑫第一时间得知情况,主动去跟家属沟通。患者的女儿是本市一家诊所的中医医生,为人很和善。在了解了器官捐献的意义后,很快同意了捐献。

由于捐献前需要做伦理调查、办理法律文书等,在那三四天时间里,米梓鑫一直跟陪在患者家属身边,随时解答她们有关器官捐献的各种困惑。

捐献手术当天,当患者被推进手术后,患者的女儿递给了米梓鑫一个保温杯。“知道你胃不好,这是送给你的,谢谢你让我父亲的生命得到延续。”米梓鑫没收下保温杯,但心里永远地留下了一份温暖。

“那位患者后来捐出了肾脏、肝脏和角膜,一共救了5名患者。”直到现在,米梓鑫跟患者的女儿一直保持着微信联系,“这位大姐和她母亲也加入了器官捐献志愿者的队伍。”

在米梓鑫的朋友圈里,许多患者家属都是朋友。他们相处的时间可能只有短短十几日甚至几日,但这个细心的大男孩会主动帮着家远的家属安排住处,在他们心里难过时陪在一旁说些宽慰的话,有的家属生病他还去陪着一起去看病、开药。米梓鑫说,“器官捐献是一件伟大的事,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我们能为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感觉很幸福。”

因器官捐献的“双盲原则”,许多捐献者家属尽管牵挂着至亲捐献的器官,却不得相见。于是,米梓鑫又扮演起“爱心使者”。平时,他会和捐献者家属一起分享受捐者健康的消息。

采访过程中,米梓鑫收到了一条微信。“小米,你看大哥现在状态还行吗?”紧接着,又是一张自拍照。画面中,一个头戴安全帽的中年男子面对镜头,笑容质朴,他身后是一个施工工地。

这位杨先生,是一位小捐献者的父亲。两年前,他年仅10岁的儿子因患脑胶质瘤不幸离世。当时杨先生捐出了儿子的肝脏、肾脏和角膜。他说,不愿别的家庭再经历这样的生离死别,希望儿子的眼睛还能继续看到这个世界。“为了还儿子治病欠下的债,杨大哥放弃了原本稳定的工作,选择外出辛苦打工。”米梓鑫说,“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对米梓鑫来说,每一天都要24小时待命,每当出现一例潜在器官捐献者,他都会第一时间奔赴现场。为了不错过任何一通电话,他的手机不关机、不离身;忙起来,他顾不上吃饭,有时干脆就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他说:“这些都不算什么。”

温情脉脉,是谁的眼眸?蓬勃脉动,是谁的心脏?器官捐献协调员的每个故事都值得记录。米梓鑫自己也是一名器官捐献志愿者。他说:“没有捐献,就没有移植。这件事总要有人来做,帮助逝者‘重生’,我喜欢并享受这个过程。”

文章转载自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刘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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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捐献,器官,移植,逝者,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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