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列国志 | 韩国：吹融汉江雪，并非“新天地”

10月11日，韩国政府宣布，鉴于近期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自12日起，全国保持社交距离级别措施从第二级下调至第一级，但首都圈地区仍将维持第二级部分防疫措施。

韩国政府兑现了承诺。此前，自八月中旬疫情反复以来，为将“新增确诊人数减少至100名以下”，韩国政府将首都圈地区的保持社交距离响应上调到2.5级，后于9月14日下调到2级，但禁止10人以上的集会措施仍延长到10月11日晚12点。

好消息如同一股暖流，给入冬的韩国增添了一丝暖意。人们开始回归往常的生活。街头涌进涌出大量的年轻人，娱乐场所更是灯红酒绿，不得消停。一切就像九个月前那样平静自在。

只不过担忧仍是生活不可抹去的暗色。韩国现存确诊人数1508，累计确诊24805人，治愈22863人，死亡434人。10月12日，韩国新冠肺炎感染新增患者为97名，较前几日有小幅回升。在未来可见预期内，韩国仍不可避免地处于受疫情扰动的生活中，但总体是“保持社交距离奏效，双重疫情可防可控”。

纵观韩国抗疫情历程，跟中国疫情地图有些类似，也出现了“双峰”，分别为2月29日和8月27日，单日新增分别为813例和441例。但神奇的是，韩国两次都平稳度过高峰危机，并且没有大规模地封城、停工，也没有对国外游客完全封闭，而是采取“特殊入境程序”。

对此，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Mathews Cabana曾表示，“韩国的做法显示出非强制性的管理对防控疫情十分有效，也为一些国家提供了一种更为行之有效、代价更小的新方法。” 有观点认为，韩国式防疫方式具有特殊性，特别是用来追踪确诊者移动路径的行政系统具有“韩国特色”。

什么是“韩国特色”防疫模式？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得先从韩国疫情爆发开始。

图片来源  新华社：候机场人烟稀少

从31到3000

2月16日，周日，一位61岁的阿姨走进位于大邱市大明地铁站附近的一栋灰色大楼中。

尽管9天前，阿姨就开始身体发冷、喉咙痛，6天前开始发烧。但有着坚定信仰的她，仍然坚持来到了教堂做礼拜。小小的教堂里涌进了460多名信徒，人如同沙丁鱼一般拥堵。

出于教义要求，她摘下了口罩和眼镜，根据信徒们之后描绘的礼拜场景，现场没有椅子，信徒们成排成列地下跪入座，相互间的距离近到会触碰膝盖。进行着半小时的赞美诗、一小时的布道流程。

但显然，这不是个寻常的周日。

2月18日，这位阿姨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为全国第31位。自1月20日出现第一例输入型确诊病例以后，韩国确诊病例以每天一例缓慢增长，处于“可防可控”范围内。这位确诊阿姨，自然不会引起韩国方面的特别重视。没有人会想到，她会成为那只煽动翅膀的蝴蝶。

几天之后的2月23日，韩国政府将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别的“严重”。在2月28日的全国座谈会上，韩国首尔大学感染内科教授崔平均甚至悲观地说，“最糟糕的情况是，全国40%的人口可能会被感染，疫情可能会持续到今年年底。”

在追溯感染源头时，韩国疾控中心在调用第31号病例的手机GPS移动记录后发现，2月初时，她去过清道郡的大南医院，参加了新天地教会创始人李万熙哥哥的葬礼，并接触一批有过中国旅行史的人士。

而在出现症状后，31号病人虽然已及时就医接受治疗，但她两次拒绝接受新冠病毒筛查检验，并带病去大邱市教堂做了两次礼拜，期间搭乘地铁多次。某种程度上，她成为了韩国疫情的“超级传播者”。

从2月18日31例确诊开始，越来越多的教徒及普通人开始出现畏寒发热状况，大邱一带疫情快速增长，2月21日新增病例达142例，2月22日新增病例达226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2月22日，韩国首尔光化门掀起了万人抗议集会，要求总统文在寅下台。这无疑是疫情的又一次助燃剂，大邱一带疫情新增人数开始疯涨。

截至25日上午9时确诊的893名病例中，有501名与新天地大邱教会有关，占比高达56%。到2月29日，报告近3000例确诊，10天涨幅高达100倍。

大邱位于“韩国之中”，属于韩国的交通枢纽。地理位置和我国武汉市类似，这也使得韩国疫情进一步破朔迷离起来。结合境外数据，当时韩国已经成为了除中国外，海外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三道防疫难题

类似于韩国歌曲中的K-POP，韩国人民形象地把韩国本地抗疫称为K防疫，可见民众对于政府防疫工作的认可与自豪感。但韩国政府所面临的防疫压力却极大，这种压力体现在几方面：

1.韩国教会屡禁不止，仍在举办密集型聚会，造成疫情传播风险

在前文提到的万人抗议上，集会组织者抗议道：“市长的话没有任何依据，集会比地铁安全100倍，为什么不让举办，我们不接受！”甚至表示呼吁更多人参与。

抗议集会上虽然不少人佩戴口罩，但鉴于大批民众紧密聚集，仍然让政府部门如临大敌。首尔市长朴元淳也到场阻止集会，“现在请各位停止集会，赶紧回家！”

此外，文在寅泛国民斗争本部(简称泛斗本）又于22日至23日强行举行了周末集会。它还主张说：“这不是集会，而是礼拜。”首尔警察厅26日根据《集会及示威相关法律》通报了禁止集会，但泛斗本对此表示抗议。

2.许多感染信徒并未对外公布身份，难以锁定病毒源及传播路径；

截至25日上午9时确诊的893名病例中，有501名与新天地大邱教会有关，占比高达56%。即便如此，由于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隐藏教徒的身份，且不承认参与集会，导致他们成为潜藏的传染源。

对此，韩国政府起初保持与新天地教会的合法协商，对方于24日同意提供全部教徒名单和联络方式。首批将提供高危人群名单，包括今年1至2月期间曾访问过大邱教会的外地教徒，以及去过外地的大邱教会教徒。至于其余教徒的名单，新天地教会表示“将尽快安排提供”。

但是，韩国政府发现，一名在25号确诊为新冠肺炎的新天地教会教徒，并未出现在教会提供的参加大邱教会礼拜的20名京畿道教徒名单上，这意味着新天地教会提供的名单可能“造假”或者“遗漏”，从教会端锁定传染源难上加难。

3.韩国疫情大规模爆发阶段，政府没有下发外国人入境管制，而是采取“特殊入境程序”，这从某种程度上加大了韩国输入型病例的风险。

2月中下旬，韩国疫情处于大规模暴发期。与诸多国家开启入境限制不同，文在寅政府未对中国全境实施入境管制，没有关闭边境，而是采取“特殊入境程序”。韩国政府要求来自中国、日本、意大利和伊朗的入境人员抵韩后下载自诊APP，两周内申报健康状况。针对超过两天以上报告“有相关症状”者，卫生站将判断申报者是否为疑似患者并实施检测。

截至3月11日，政府通过自诊APP和电话询问等方式，在检疫过程中共发现985名外国人有咳嗽、发烧等症状。截至3月14日，共有124,690名国内外游客通过特殊入境手续进入韩国。

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这为韩国增添了输入型病例的风险，但是，韩国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申振旭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禁止入境只能产生将疫情扩散推迟数日的效果，而从依赖贸易维持生路的韩国的处境来看，在疫情肆虐全球的情况下，难以将‘唯我一方净土’作为政策目标。”

图片来源 人民网：不戴口罩不准入内

快准狠的应激反应

对于以上几点防疫难题，韩国政府的应对可以用“快、准、狠”来形容。对于教会集会问题，通过舆论宣传，民众对于教会的反对呼声越来越高，很多韩国民众将疫情失控归咎于新天地的教义，甚至有大约50万民众在青瓦台连署请愿，要求政府解散新天地教会。于是，京畿道政府在2月24日紧急下发行政命令，宣布强制关闭辖内353处新天地教会设施，禁止举行集会，期限为14天。

并且，为获取完整教徒名单，2月25日，据媒体报道，韩国政府在没有与新天地教会协商的情况下，直奔新天地教会总部所在地京畿道“抄家”，获取了数万名教徒的名单和信息。

京畿道方面表示，此举是为了避免京畿道成为第二个大邱。通过当天的“抄家”行动已掌握4万多名新天地教徒名单，京畿道政府立即对这些人展开调查，并立即对这些教徒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其余教徒中若出现疑似症状，也将及时做相关检测，并将信息随时公之于众。

以上几点对策，是韩国在疫情第一次爆发后的应激反应，彼时疫情主要集中在大邱市和庆尚北道，人口相对较少，人口流动性不强。而在韩国疫情第二次高峰期间，8月14日，由于韩国光复节，韩国“爱心第一教会”、市民团体等不顾禁令，在首尔世宗大路举行大规模集会。导致韩国再一次暴发大规模感染。新增确诊人数连续十天超过百人。同时，这一次疫情冲进了“首都圈”，流动范围扩大，防疫难度增加。

应对第二轮疫情，韩国K式防疫再次发挥作用。

K式防疫怎么做？

与我国不同，无论是在疫情大暴发阶段，还是在控制期，韩国都没有采取集中性封城策略。这一方面源于韩国小政府、大社会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也与韩国抗疫的整体理念有关，“枪打出头鸟”，在整体保持学习生活节奏不变情况下，对确诊病例运用流行病学手段分析，找出背后感染源，控制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