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光系统讲述:什么是是公共卫生?中国疾控系统如何改革?

2020
09/30

+
分享
评论
曾光 /  原子智库-腾讯新闻
A-
A+

曾光认为,在此次新冠疫情应对中,中国疾控系统迎难而上、功不可没,但仍有必要进行改革:以公有、公益、公平、公开、公信的五“公”原则为底线,公共卫生安全先行,真正做到预防为主,重新考虑经费、编制,建立一支准军事化、甚至是一支军事化的疾控队伍。

9月26日,由腾讯新闻·中国益公司主办的以《穿越疫情,与健康同行》为主题的第三期“愿景演讲”中,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曾光,受邀发表演讲,探讨中国疾控系统如何改革。

曾光系统回顾了中国疾控系统的变迁历程: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家一穷二白,但由军队干部为主组建的半军事化的防疫大队走遍了中国大江南北;但80年代以后,疾控被推向市场,收入差距与医生逐渐拉大,中国疾控系统面临着人才吸引力下降等一系列现实困难;之后的医改只是将公共卫生改革作为其一部分,但资金资源并未流向疾控系统。

曾光认为,在此次新冠疫情应对中,中国疾控系统迎难而上、功不可没,但仍有必要进行改革:以公有、公益、公平、公开、公信的五“公”原则为底线,公共卫生安全先行,真正做到预防为主,重新考虑经费、编制,建立一支准军事化、甚至是一支军事化的疾控队伍。

以下为正文:

我是中国公共卫生方面的专家,担任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19年,一直在疾控前线冲杀,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当中都是走在前列的,有很多机会跟各级决策者沟通,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是:中国疾控系统如何改革?

为什么要讲疾控系统改革这个问题?新冠防控,中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这种胜利是不是说明中国疾控系统已经很强大了、不需要改革了,这么做下去就可以了?

不是的。

共和国初年国家一穷二白,但疾控系统很能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刚建立的时候,没有疾控系统,而当时既面对传染病猖獗流行,还面临着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的威胁,我们一边抗美援朝,一边控制传染病,还一边恢复生产。公共卫生安全是很重要的,但没有疾控系统,怎么办?当时就由军队干部为主,组建了半军事化的防疫大队,全国哪儿出现问题就到哪儿去“堵枪眼儿”,走遍了大江南北。

以后,疾控系统慢慢建立了,从医院来的——没有疾控系统,医院就得承担疾控系统的工作,但是疾控系统又是非常专业化的,以后从县里各级主要医院分出了防疫站。那个时候防疫站是全国拨款,工作人员人心是很稳定的。卫生防疫站和县医院原来是一家,分出来以后,大家的收入完全一样,无论在哪工作。

那时候就开始进行法定传染病的报告,而且非常重视现场工作,当时一说卫生防疫人员做什么样的工作,可以说是打起背包就出去——我们下乡都打着行李卷的,下乡要住在老百姓家里的,而且一去就是几天、几星期甚至几个月,直到疫情被扑灭以后才能回来。

当时边疆地区的疾控工作也很受重视。像我这个年龄的都知道,过去中国分九类地区:比如在新疆、在边疆工作是九类;在河北工作,我是五类。同样的工作,我在河北省拿50多块钱工资,在新疆拿90多块钱,所以当时在边疆工作是很安心的。当时就是这么一种情形。

另外,疾控系统和大学融为一体,很多大学教授都是带头下现场、带着卫生防疫站的人工作。

那时候我们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粉碎细菌战、消灭新生儿破伤风,做了很多很多工作。

刚解放的时候,人均期望寿命是多少呢?说出来难以相信,36岁。中国人能活到36岁就算活过平均数了——那时候夭折的、病死的、难产死亡的,太多了。

50年代那时候还有一点做得挺好:我们消灭了天花。天花对人类的威胁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它的病死率太高了,传播率也高。对天花有这么一个说法:非死即麻——即便死不了,也是一脸大麻子,留下麻子都是侥幸的。消灭天花,那个时候没有疫苗,而是种牛痘,让牛感染,从牛痘液里面提取的。那时候全国6亿人口,接种了5亿人。

那个时候还除四害、改水改厕、治砂眼——那个时候都有砂眼,没有医生,就是老师给学生治,拿鱼的骨头把砂眼的血泡磨掉。所以,那个时候才开展了系统免疫。

那个时候国家一穷二白,但是疾控系统很能战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个系统是比较稳定的。

疾控系统被推向市场:防疫站长每天就琢磨挣钱与花钱

到80年代,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了,但富裕起来的人肯定不包括疾控系统的人。当时国家把钱重点用于经济建设,不会用于光花钱不挣钱的单位,对疾控拨款不足,就把我们推向市场了,政府给你拨工资,其他的费用都靠自己挣。

疾控原来是公有当头的,这时候就变成半公有、半集体所有了。集体所有,就是挣得多分得多。这个时候人心就变了,就不是公益为主了,防疫站长每天就琢磨两件事:一件事是花钱的事儿,一件事是挣钱的事儿,对花钱和挣钱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花钱就尽量节约,怎么节约呢?少到现场去,就是省钱,不开会就可以省钱,少做检测就省钱,少开展新项目就省钱。挣钱的事儿,卖疫苗挣钱,检查卫生挣钱。当时出现这个情况:到宾馆检查卫生,宾馆得交钱;到工厂检查卫生,工厂得交钱;没钱的地方,不去。而实际上一些公共卫生问题大的地方,正是一些没钱的地方。

以后,卫生监督系统又从卫生防疫站分出来,剩下的卫生防疫站就没有执法管理权了;再以后,卫生监督又被安监部门收编了,卫生检疫系统经过质检最后跑到海关去了。全国肿瘤中心、心血管中心、老年病中心应该建在我们疾控这儿,最后都建在医院了。健康系统也在医院,所以我们面临了很多的困难。特别是现在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得挺好,但是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和疾控系统之间的关系就远了。

另外,前几年是这样的:疾控系统本来和医院的收入就拉开差距了,已经拉开到什么样的差距呢?因为医院是有收入的,原来我们跟医生的收入是一比一的,后来变成二比一——我们是人家的二分之一,再后来变成三比一了。我们那个时候还有一点收入,就是靠管理疫苗,疫苗批发给疾控系统提一点钱,有一点项目挣一点钱,后来这些全部取消了。取消是好事儿,但是没有补偿,我们跟医生的收入从一比一变成二比一到三比一了。

另外,西部地区就困难了:过去在西部工作工资高,现在西部工资远远低于东部,西部的人才“孔雀东南飞”。

过去,大专院校培养的公卫系学生,都争先恐后到疾控系统工作,现在不来了。有些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到疾控系统的比例是多少,你们想不到,现在最名牌大学的学生到我们这儿工作的人是2%!98%的人都不来了;而是到商业系统去——到疫苗公司去,到药品公司去,到医院去,甚至出国。这就形成了疾控系统的困难。

疾控系统非常需要高素质的人,因为它需要临床工作的知识甚至是经验。我自己就是9年临床工作经验,后来从事疾控工作有优势,了解疾病、了解农村,了解这些肆虐的传染病。

社会上只认大夫,不认公共卫生

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呢?现在面临新冠的时候,我们疾控系统的人一下子就忘了自己的委屈、忘了自己的困难,争先恐后地走在一线。

有几件事都是我们做的:最早公共卫生吹号人是国家疾控中心,发现这个疫情——没有报告,从网上发现了,连夜向卫健委报告,第二天早上专家就下去了。最早分离病毒,是我们做的;搞出基因序列,是我们做的,搞出诊断试剂……所有的过程都是几天之内完成的,比SARS期间强太多了,SARS期间5个多月基因序列还没做出来,还没有出来诊断试剂。

但是我们的功劳被社会上认得太少了;社会上只认大夫,不认公共卫生。这一点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悲哀。

甚至发补助都是这样,下现场,治疗病人可以得补贴,流行病学调查就没有补贴。本来疾控人员收入就低。

面对这样的情况,新冠过去了,疾控系统必须得有一个大的变化。对公共卫生改革,习主席说的好,12个字:整体谋划、系统重塑、全面提升,对公共卫生改革指明了方向。

五“公”原则是公共卫生系统改革不可逾越的红线

疾控系统改革,就应该像习主席说的,整体谋划、系统重塑——面临的不是小问题,而是大问题。可是对习主席的话,我们怎么跟得上呢?

这里很重要的第一条就是:了解什么是公共卫生。

什么是公共卫生?为什么疾控系统80年代以后会发生那么多不好的变化?那些变化,就是不懂公共卫生的人在改革公共卫生。

那么公共卫生到底是什么?我们给公共卫生的定义是,公共卫生是保障和促进公众健康为宗旨的公共事业。这种公共事业和其他的事业是平行的,比如和教育事业、体育事业、交通事业、文化事业都是平行的。但是公共卫生的“公”字要大于教育,搞教育还可以私人办学,甚至最好的院校是私人办的,公共卫生有私人办的吗?私人办一个公共卫生中心、办一个卫生局,那不可能的;所以“公”字是当头的,它是通过国家和社会的努力,预防和控制疾病与伤残,改善与健康相关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提供预防保健与必要的医疗服务,培养公众健康素养,创建人人都健康的社会。

公共卫生,在国外有一个名词:publichealth。health是健康,public是公共的。所以公共卫生应该翻译成公共健康,但是在我们国家翻成公共卫生。为什么翻译成公共卫生?因为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它没有能力做好每一个人的公共健康,只是做好对社会影响的公共卫生大事儿,比如像传染病流行、空气污染、食物中毒,比如老百姓的营养不良,主要是做这样的事儿,所以叫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的特点,我总结是五个“公”字:

第一,它是公有的,只能国家买单,不能半公有半集体所有。就像军队一样,军队又要打仗又要挣钱,那不行。

第二个“公”是公平。公平指的是对公民一视同仁,但是我们说的公共卫生的公平往往不是简单的平均,是在公平的基础上重视弱势群体。比如弱势群体,他得病了,我们就重点关注他,这就是公平。

第三个是“公益”。公益是以公共卫生服务为职责,不以挣钱为目的。没有公有、彻底的公有,谈不上公益,饭都吃不上了,还怎么谈公益?我觉得这个钱,必须得国家拿。

第四个就是“公开”。SARS开始,中国公共卫生就公开了,把这种好的传统带到新冠防控来了,中国的公共卫生做得非常好,不但向国民公开,向全世界公开。有些国家说我们做得不公开、不全面,那是诚心甩锅,它自己心里都明白,我们是公开的。

最后一个“公”是公信。国家讲的话,老百姓就相信了。现在是融媒体时代,想做到公信不容易,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小喇叭,都可以广播了,可以把正确的说成正确的,也可以把正确的说成错误的。疾控系统很多人都被人骂委屈了,本来做得很对,被人家说你们疫情不公开,光发表论文,这些完全是误解。在第一线,这些事儿都是我们做的,发表论文是我们应该发表的。为什么不向社会说是有传染性的?因为卫生公共系统没有这样的权力,它只有发表论文的权利。现在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告诉外国,你们说我们国内不公开,你看我们最早的论文发表在什么时候,就告诉世界是有传染性的。可是老百姓对我们的印象还没有颠倒过来,外交部发言人是颠倒过来了。

这五个“公”就是公共卫生改革、疾控系统改革不可逾越的红线,如果越过这个红线了,改革改不好。所以,习主席这些话都非常正确。改革前提是先弄明白公共卫生是什么,不把这个问题弄明白就去改革,把新的东西都改没了。

如果疾控改革是希望当地政府不花钱、不增加编制,我觉得这个改革行不通的——无视疾控系统当前的困难、队伍的不稳定。

公共卫生改革和医改应该是两个翅膀、比翼齐飞

另外,改革还是要把问题讨论清楚。

第一,改革应该怎么改

是从上往下改,还是地方各行其是、各改各的?有些省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互相之间大相径庭。如果这么改下去,这支队伍还怎么存在?所以,必须是从上向下的改革,是一支队伍。由中央出台改革方案,稳妥。要是地方各改各的、参差不齐,而且地方政府一决定以后,那就是政府行为了,再改回来不容易。

有些地方的改革,瞎子摸象似的,对公共卫生一知半解,抓住一点就改,把系统改了,它改的时候不了解中国公共卫生的发展史,改革就是一个败笔。具体哪个省就不再说了。

第二,到底公共卫生系统改成什么样?

有一种说法改成一类公益单位、二类绩效管理。什么叫一类公益单位,你算国家的事业单位。为什么二类绩效管理,我拿不出那么多钱,疾控还得去挣钱。有的省里已经公开宣布这样了。我认为这样的改革是不行的,这样的改革违背五公原则,行不通的,又回到了历史的老路。

另外,从阶梯来看,有两种:一个是必须坚持一类公益单位、一类管理。如果暂时有困难,那么这些地方可以暂时作为过渡,最后还是要形成一类公益事业直接管理。

第三,疾控系统是属地管理还是垂直管理、横向还是纵向?

我们现在是横向管理,我觉得横向管理问题很多,加大了工薪差距,一类城市有钱,可以拿大量的钱投入公共卫生,可是西部地区没有钱,公共卫生问题更多,地方政府根本拿不出钱,光靠属地管理行吗?另外,属地管理造成一个问题,地方政府说了算,把一些非专业干部都任命进去了;地方官员违背传染病防治法,也没人追究。

如果纵向管理,可以纠正这样的问题。就像部队一样、铁路一样、气象部门一样,同一个系统,任务明确、人员统一调配、骨干发挥作用、东西部干部调配——东部干部多,大量到西部挂职当领导去,下面基层有很多有经验的人可以调到上层来,上层有些人缺乏基层经验可以到下面工作。这样一来,这个系统就活了。如果是双向管理,也纵也横,也可以考虑以纵向管理为主,但是重要的干部任命、应对执法检查、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要纵向。

第四,经费问题。

我们的经费,前一段中编办跟我对话,我跟他们讲了,预防为主是国家卫生工作的方针,经费和编制是是否落实预防为主的风向标,要真正做到预防为主,必须打开经费,重新考虑经费、编制。有了编制,有了经费,目的是可以事业发展,凝聚人心,留住人才。

第五,医改与公共卫生改革之间的关系。

我们过去听说过公共卫生系统改革吗?听说过疾控系统改革吗?没听说过。听说过医改吗?医改十周年大会上对医改的评价总结,给我十分钟发言,我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我非常羡慕医改。

为什么羡慕呢?不管老百姓有没有意见,改得好、改得坏,它是公开轰轰烈烈进行的,国家大量投资的,有十几所大专院校都建立医改专业了,从国外请来的顾问大量考察,医改是这么过来的。可是公共卫生从来没说过改革,可是一再改我们,我们没有这样的待遇。

医改的核心是医疗、医保、医药,三个“医”,公共卫生的核心是预防控制疾病流行。通过医改就能解决公共卫生改革的问题吗?解决不了。但是过去医改四梁八柱有一梁是公共卫生服务,好象把公共卫生考虑到医改里面去了,实际上公共卫生被边缘化了,钱没有流向疾控系统。公共卫生改革和医改应该是两个翅膀,比翼齐飞。这样公共卫生才能发展起来。

我今天的讲演,跟大家作一个总结:

第一,中国防控新冠取得阶段性胜利,疾控系统功不可没——在困难的情况下。这个胜利迎来了疾控系统改革的春天,不要认为胜利了,公共卫生、疾控系统没有问题。

第二,整体谋划、系统重塑、全面提升,是习主席提出来的,是公共卫生和疾控系统改革的总方针。公有、公益、公平、公开、公信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要先统一思想,什么是公共卫生,把重大问题讨论清楚了,再进行改革。

另外,改革是公共卫生安全先行。我们要建立一支准军事化疾控队伍、甚至是一支军事队伍——美国的疾控系统就是准军事化队伍,有军衔的,随着工龄涨,待遇也在涨,国家给的待遇和部队给的待遇维持这支部队的稳定,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今天的讲演就到这儿,希望大家关心中国公共卫生、关心疾控系统改革。我相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疾控系统一定能迎来真正的春天。

文/曾光  编辑/杨溪

出品 | 原子智库·腾讯新闻小满工作室

本文转载自其他网站,不代表健康界观点和立场。如有内容和图片的著作权异议,请及时联系我们(邮箱:guikequan@hmkx.cn
关键词:
公共卫生,改革,国家,中国,疾控,曾光

人点赞

收藏

人收藏

打赏

打赏

我有话说

0条评论

0/500

评论字数超出限制

表情
评论

为你推荐

相关文章

推荐课程


社群

精彩视频

您的申请提交成功

确定 取消
剩余5
×

打赏作者

认可我就打赏我~

1元 5元 10元 20元 50元 其它

打赏

打赏作者

认可我就打赏我~

×
打赏

扫描二维码

立即打赏给Ta吧!

温馨提示:仅支持微信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