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任司长，17年后梁万年“返校”挑起新重担

9月17日晚，梁万年出席了清华大学举办的聘任仪式，与陈冯富珍分别受聘成为清华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下称清华公卫学院）常务副院长、院长。

这次聘任意味着，梁万年已经卸任国家卫生健康委体改司司长，自2003年由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任上迈入卫生健康管理部门后，再次回归校园。

梁万年在聘任仪式上发言。（来源：清华大学新闻网）

以战疫始，以战疫终

今年2月15日，国新办在武汉的第一场新冠疫情发布会上，梁万年介绍了湖北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工作的具体情况。与17年前相比，59岁的他甚至更清瘦了一些，只是两鬓多了一些白发。

对“非典”还存有记忆的人，对于梁万年就不陌生。

2003年的那个春天，“非典”肆虐，时任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的梁万年被任命为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几乎一夜之间，数以亿计的中国百姓通过电视屏幕，认识了这位在新闻发布会上从容不迫、以数据和事实说话的年轻卫生官员。

“我做公务员很突然，可能是北京市科学防治非典，需要一个胖的、年轻的、能吃苦的、能熬夜的学者，找来找去，于是就找到了我。”对于一夜间空降的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头衔，梁万年曾如此自我打趣。

那一年，梁万年的主战场是在北京市疾控中心（CDC），在那里有一批熟悉业务的专家，以及国家CDC、各医学院、军队医院等组成的智囊团。梁万年和这支队伍连续工作50多个小时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预测”：北京疫情将迎来一个为期两周的“高发平台期”，为应对非典疫情提供了前瞻性的研判。

而随后的数据，也充分证实了梁万年的预测。

“非典”过后有媒体报道，梁万年刚到北京市卫生局上任是2003年4月22日，由于疫情严峻，上任伊始他曾经9天没有离开过工作岗位。

吸取“非典”爆发初期控制不利的教训，北京市卫生局之后很快改变了战略战术，采取指挥协调、预防救治、后勤保障、社区的志愿者四条战线联合作战，将原本一个肩膀扛着的担子由四个肩膀分担。

经过一个多月的多线鏖战，北京的“非典”疫情从“处于高峰”到“基本得到控制”。

当时来北京考察的世卫组织专家对于北京的“非典”疫情防控结果表示不敢相信，梁万年就陪同这些专家去了延庆、房山的小村庄。当专家们想要进村时，却被村口七八十岁的老太太拦住了，“不让外人进，必须测体温”，世卫组织专家被这一架势震惊到了，并一致认为，这样严密的预防体系只有中国能做到。

谈及临危受命，从学者到官员的身份转变，梁万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学的专业是卫生管理和流行病学，做学者考虑问题往往针对社会现实，站在学术的角度，用单纯的眼光追求学术的完美，用批判的眼光找出现行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建议，学者的思维是学术性的；但作为公务员，思维方式变了，公务员的思维是综合性、全面性的，考虑更多的还是可行性。

从思维出发点而言，学者是要有所创新，有所成就；公务员是考虑怎样执行，怎样体现政府对人民群众的承诺，怎样使现行路线和方针、政策得到全面执行；既要考虑可行性，又要考虑效应，更要考虑政治。

因在公卫领域的专业背景和实践能力，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梁万年就担任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工作专家组组长。

今年2月，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赴北京、广东、四川和湖北进行了为期9天的实地调研。梁万年也担任来该联合考察组中方组长。

2月28日，国新办在武汉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梁万年代表国家卫生健康委专家组介绍了疫情发生以来，我们国家的防控策略以及国内疫情的发展态势。

得益于卫健英雄们的不懈努力，我国本土疫情迅速得到了有效控制。而冲在最前线的梁万年，也被评为“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9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表彰。这也是梁万年最后一次以国家卫生健康委体改司司长身份公开亮相。

医改的推动者

梁万年给人留下的标签，除了应对疫情的指挥者，还有医改的推动者。

为推进医改，2006年6月30日，国务院成立以发改委、原卫生部牵头，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16个部门参加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便是国务院医改办。

2009年4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亲自担任这个小组的组长，新一轮医改启动。

2013年大部制改革的幕布拉开。原卫生部和原国家人口计生委组建成立国家卫生计生委。原由国家发改委承担的国务院医改办职责划入国家卫计委，由体改司承办具体工作，梁万年任第一任体改司司长，同时任国务院医改办专职副主任。

也是从这时起，梁万年和医改结下了不解的缘分。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体改司主要承担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具体工作，研究提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大方针、政策、措施的建议，承担组织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工作。

“最早把三明医改带到国家层面的人”这是三明医改的操盘手、现任三明市人大主任詹积富对梁万年的评价。不久前，詹积富在接受采访时回忆，2013年7、8月份，刚刚就任体改司司长不久的梁万年第一次到三明，那是三明医改第二年，“（到目前）他来这里多少趟我都不记得了，至少十几趟吧。”

三明医改，简而言之，就是将原本分散于各个部门的、有关医改的政府职能，并入一个市级医保管理中心。以医保为杠杆，与药企直接谈判，将压下来的巨额药价空间，再反哺公立医院，从而提升医护人员从业积极性，并有内在动力提升医疗服务。

而以三明医改为代表的三医联动改革模式，当前正由国家医保局在全国推行。 

今年2月，医保领域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关于基本原则的描述就有“增强医保、医疗、医药联动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保障群众获得高质量、有效率、能负担的医药服务”。

诚如梁万年所言，医改越到“深水区”，越需要医保、医疗、医药之间的联动改革。“如果单独改医疗，不改医保和医药，那么它的一些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就很难做到科学合理；但如果医疗不动，单改医保或者医药，也不太可能有好的效果。”

除了三医联动，在任职期间，梁万年还将目光放在了基层医疗机构的“县乡一体化改革”，即在县域内，将县级公立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村卫生室实现互相联动的县域综合改革。

这一改革，在山西全省、安徽天长县、福建三明尤溪县等地试点探索，是实现医疗资源下沉、分级诊疗的重要尝试。

有人就此评价梁万年说：“他不断挑战自我，争分夺秒往前走，不断做自己原来没有做过的事。”

回归校园的新身份

一周前的9月17日，清华大学为公卫学院院长陈冯富珍和常务副院长梁万年举行聘任仪式。这意味着，从政17年的学者梁万年将再次回归象牙塔，但所做的事却同17年前不尽相同。

在新冠疫情推动下，清华大学公卫学院仅用30天时间完成了从筹划到获得教育部批准，并一次性获得企业捐赠2亿股股权，市值超过50亿人民币。

因此，不同于梁万年之前在首都医科大学的教学身份，受聘清华公卫学院，意味着很多事情他要从头做起。

清华公卫学院以高层次研究生培养为主，兼顾学术型与专业型人才的培养。计划在未来5至10年内建设成为特色型的高层次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基地，成为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政策有影响力的智库。

在聘任仪式上，梁万年表示，他将按照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的定位和要求，密切配合陈冯富珍院长和院系其他教师的工作，实现共同的初心，发挥其在政策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经验，促进学院和各方面的联系，做合格的清华人，为清华大学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办成世界一流学院而努力奋斗。

作为学者，梁万年在年轻时就立志献身医学。在安徽医科大学读书时，为了研究流行性出血热，梁万年及同学在出血热高发的颖上县选择了三块宽10公里，长20公里的地方，挖了三年老鼠，解剖实验，研究害鼠生活状态。梁万年曾回忆说，那时他们一共挖了两万九千多只老鼠，经过研究他们制定了有效方案，直到目前国际上还在广泛应用。

在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的期待中，清华公卫学院“一定能够扬帆起航，成为全国乃至世界一流的、有引领作用的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无疑，拥有雄厚专业背景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常务副院长梁万年，将是实现这一目标最重要的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