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诊所：“专科”的命，操着“全科”的心

新医改实行已有11年，这轮以“分级诊疗”为主要目的的改革，基本路径是建立全科医生制度，通过签约家庭医生，把80%的常见、多发病患者留在基层，缓解大医院“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近年来，政策持续加码全科医生培养，试图以此为突破口壮大基层力量，形成居民就医的“第一道防线”。

但是，这一系列利好政策均针对社区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公立机构。占基层卫生机构三分之一的民营诊所，并不在其列。

这也不难理解。作为基层卫生机构唯一的社会办医机构，诊所规模小、数量多，服务灵活便捷，虽提升了医疗服务可及性，也带来了一系列监管难题，前几年，黑诊所一直是打击非法行医、整顿医疗秩序的重点对象。

在目前“公立医院”为主力的医疗体系中，诊所仍显得极其“微不足道”。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医改进入关键时刻，诊所逐渐进入决策层的目光，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利好政策，希望促进诊所发展。尤其是全科诊所，被部分人给予厚望——期待能如西方国家一样，通过遍布全国、功能丰富的诊所，引导普通患者调整动辄前往大医院的步伐。

在这个过程中，关于诊所的定位却始终存在“心结”。在我国，个体诊所是提供专科医疗服务，对其准入和审批也是基于专科诊所的标准。“但基层医疗需要解决的常常是全面、多样、多发的健康问题。”成都吕医生社区连锁诊所创始人吕奉平告诉健康界，专科诊所，尤其是内科诊所的日常工作，实际上与全科诊所已无太大差别。

专科的定位与诊所需发挥的全科功能存在一定冲突，这阻碍了诊所在分级诊疗中发挥更大作用。

近年来，国家正大力培养全科医生并鼓励他们开办全科诊所。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医学人才的培养远非一时之功。

在这个过程中，多位专家及从业者建议，推动现有符合条件、质量较好的专科诊所向全科诊所转型，便利其执业医生加注全科医生执业范围，或是一个更有效率的办法。

我国诊所注册以专科为主 但多进行全科操作

发挥基层医疗机构“守门人”作用，是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控制医疗费用快速上涨，实现患者合理有序就医，提高整体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效率的普遍做法。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超过一半的医务人员是全科医生，承担着50%以上的医疗服务供给。”弘华医疗负责诊所事业发展的沈志卫告诉健康界，尤其是由全科医生创立的私人全科诊所，在初级医疗中占据主导地位，不仅提供基本诊治服务，也提供计划免疫、健康教育、慢病管理等公共卫生服务，解决了居民大部分的健康需求，构筑了医疗服务的“第一道防线”。

在日本，大医院特别是大学医院不接受直接来医院就诊的患者，通常需要在私人诊所进行首诊，并发现无法进行诊断及治疗时，才会提前预约将患者介绍进大医院。

在新加坡，私人全科诊所承担80%的基础医疗门诊服务，其余20%则由公立机构提供。相对于私立全科诊所，公立综合诊疗所主要针对低收入人群及作为分级诊疗的转介点存在，其费用较私立诊所低，候诊时间长，且无法自主选择医生及昂贵的药物品种。

在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诊所（包括医务室）、村卫生室。在这些机构中，前两者，甚至严格意义上的村卫生室，均属与政府有关的机构——只有诊所属于社会办医。

截止2020年6月底，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数超过100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96万个，其中，诊所24.9万个，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基层的近三分之一，并呈逐年增长状态，是医疗服务名副其实的一大提供者。

（诊所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

“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政府办机构相比，诊所是个人筹办的市场机构，经营者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加强管理，改善就医环境，提高服务质量，例如开业时间更长、提供更多样化的服务等，同时还要尽量价格优惠，以此来吸引更多患者。”吕奉平认为，小巧玲珑、接地气、方便快捷、具有一定私密性等，都是诊所的优点。

吕奉平2005年从公立医院辞职，在成都高新区开办了第一家内科诊所。“当时觉得，很多老百姓因为一点儿小病就千里迢迢跑到三甲医院，成本太高了，如果家门口有靠谱的医疗机构，他们会省事不少。”

经过十几年发展，吕医生社区诊所在成都已发展到40家，吕奉平也认为自己初步实现了自己的“初心”：诊所不仅为居民提供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服务，而且帮助居民解读体检报告、普及健康知识等，逐渐向居民健康全管理平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