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症八仙”唯一女医生姜利:守住生命的最后一道门

2020
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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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祺瑶 / 北京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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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坛医院战疫近40天,姜利和同事们成功实现了患者零死亡、医务人员零感染的目标,所有患者全部治愈出院。

“重症八仙”。潘松刚 摄

这是一张流传很广的照片。

树林中,八个人,依次站立。

他们,被称为“重症八仙”。其中的每一个人,一旦出场,就意味着和死神的较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姜利,也在照片中。她依树而立,却很醒目,不仅仅是因为身上的红衣,还因为是“八仙”中唯一的女性。

从冬天到夏天,从武汉到北京,疫情最危险的时候,总能看到姜利进出重症病房,执行高危操作……奋不顾身,殚精竭虑,为患者守住生命的最后一道门。

这,被从医近30年的姜利视为义不容辞的使命,她说——

“当生命陷入危险,我必义无反顾。”

“姜美”的纸条

年初,疫情来袭。“重症八仙”从全国各地赶赴武汉,是最早一批到达武汉的专家,分别坐镇不同的定点医院。

“重症八仙”里的三位北京医生(从左至右:协和医院杜斌,宣武医院姜利,朝阳医院童朝晖)

大年初一,姜利连夜赶赴武汉。抵汉后,她直接赶到武汉金银潭医院。这里被称为武汉疫情的“风暴眼”,整个疫情期间共收治超过2800名患者。姜利在那里坚守了近80天。

怎么就去了武汉?战疫至今,姜利被问了很多次,她总是笑笑,“我觉得我还能做些事情。”

平静的语气背后,是只有身临险地才能体会的惊心动魄。

姜利

初到武汉,姜利发觉,自己还是想简单了。“本以为就是传染性较强的重症肺炎,给我一根气管插管,一台呼吸机,就能开始工作。但后来发现,当时缺少的东西太多了……”

病例数量的增长速度很快,重症病例也随之增长,可床位很缺。

疫情发生前,金银潭医院是一家传染病医院,平时并没有太多的重症患者,只有一个16张床位的ICU病房(重症监护病房)。但患者激增,病床不够,医院临时改造两层普通病房,用于收治重症患者。姜利负责的南六病区就是由普通病房改造的ICU病房。

那时的武汉,缺少的不仅仅是床位,没有完备的处置流程,缺药、缺耗材、缺监测手段、缺ICU工作经验的医护人员……“当时金银潭医院的医护人员已经连续工作了一个多月,真的吃不消了。”姜利说。

与姜利并肩作战的是一支临时组建起来的队伍,姜利起初有点儿担心:“队伍中的医务人员来自不同的医疗机构,大家的专业背景、工作方式和习惯都不相同,需要在工作过程中不断适应磨合。”

好在,无论是武汉当地的医护人员,或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团队,大家都希望尽早遏制住疫情的扩散、努力救治更多的患者,“所有人都尽可能快地进入新的角色,适应新的岗位,救治流程与结构逐渐清晰,救治中遇到的问题不断被解决,工作开展越来越顺畅。”姜利回忆道。

由于患者资料、化验结果和影像学片子都在工作区,而患者、血气单、护理单都在污染病区里,医生进入病区前,需要详细掌握每一位患者的情况,进入病区后,就不能再随意抽调患者的资料和化验报告,这和大家平时的工作习惯有很大不同。为此,姜利与同事们及时调整工作流程——

每天早上,姜利都会和同事根据患者的化验结果、夜间病情变化和影像学检查,调整治疗方式和用药,确定当日治疗方案和操作内容,之后,再穿好防护服,进入病房查房,完成治疗操作等。

病房里,中央监护台上的红色数据不停跳动,警报声此起彼伏,姜利穿着厚重的防护服,走到每一位挣扎呼吸的患者身旁。即便没有太多操作,巡查完整个病区也要两个多小时。一开始因为防护用品紧张,只能减少进病区医生的数量和频次。“我只要在,就一定要进去看看患者。一次进去,尽可能完成最多的工作。”姜利说。

姜利在武汉金银潭医院

吸痰、调呼吸机、翻身、换药、气管插管、气管切开、俯卧位通气、肺复张、血液净化治疗、液体复苏抗休克治疗,甚至还包括换床单等等……在病区里,无论是医生的工作、护士的工作,还是卫生员的工作,姜利只要看到,就会干。她清楚,这是在为挽救生命争取时间。

病区里,每位患者的床旁,都贴着或多或少的纸条。那是姜利和同事们写的纸条,上面写着患者的病情以及护理治疗的注意事项:“气切管已封堵”“需要高流量吸氧”“请保持床单位干净”……姜利说,这是为了让接班的医护人员尽快了解患者的情况,提醒大家别把重要的事情漏掉了。

一次,姜利的防护服背后,队友帮她写了两个字,她一直以为是自己的名字,很长时间之后她才知道,队友写的是:“姜美”。她很开心,她把这视作队友的肯定,“这就像一场接力,一棒接一棒,大家互相支持,互相鼓励,直到战胜病毒。”

从零开始的“战斗”

“在新型冠状病毒面前,大家都是新人。”姜利说,这是一场几乎没什么武器,没有教科书,没有成熟案例,徒手从零开始的“战斗”。

“每一位患者都是我最好的老师”,这句话,姜利常常挂在嘴边,“患者对生存的渴望鼓励我们不断思考和探索,找到最适宜的治疗方案。”

作为国家医疗队专家,除了负责整个金银潭医院的重症患者救治管理与全院患者筛查工作,姜利还要参加国家卫健委针对当地医院的巡查工作。

在武汉的近百天里,姜利先后到同济医院中法院区、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湖北省新华医院、蔡甸区人民医院、蔡甸区妇幼保健院和武汉济和医院等多家医院巡查。每进入一家医院,姜利一定要走进每个病区、每间病房,逐一筛查新冠肺炎患者,给出针对性的医疗建议和诊疗方案,同时安排患者转院,完成书面报告。最多的时候,她一天会走十几个病区,“只有走到患者的床前,才能得到最好的判断,给出适合的治疗。”姜利说。

晚上回到驻地,姜利还要伏案总结,撰写治疗、管理建议,为战疫同行提供参考。

武汉,姜利难以忘记,职业生涯中,这一次,她面对的重症患者数量最多。作为医生,没能将有些患者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真的很遗憾。

这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士,他被送进ICU病房时,病情非常不稳定,本该进行气管插管,但他的氧饱和度时而好转,大家有些犹豫。姜利和团队其他成员进行了多次的讨论,“因为患者自身没有太多基础病,我们试图通过无创呼吸机和高流量吸氧,帮他扛过来。还有当时的护理条件不足,也担心插管后出现一些不可控因素。”姜利说。

这位患者的求生欲望特别强。每天努力将味道不好的营养液喝下去,“我要让自己赶快好起来,我要回家……”

说起这位患者,姜利停顿了一下,“患者后来病情还是迅速恶化了,虽然最终进行了气管插管,但他还是走了。这应该是这次工作中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如果我们有现在的条件,几乎可以肯定能把他留下来的。”

新型冠状病毒摧毁机体的免疫系统,身体的防御系统不能有效清除病毒,而且在没有特效药的现状下,也没办法遏制住病毒……

重症医生做的事情,其实是帮助患者在疾病最严重的阶段撑住,为患者争取恢复的时间。“比如患者肺不工作或者工作不好,就用呼吸机帮他解决气体交换;他的肾脏坏了,就用血液净化治疗帮他把身体里多余的水、代谢废物排泄出来。”姜利说,做这一切的目的,实际上是在支持患者的过程中,等待患者机体自身的修复,抵抗病毒的极限侵害,等待病毒清除。“我们帮着他扛,但并不能帮他把病毒消灭。有些人,最终没有扛过来……”

为了提高重症患者的救治成功率,从3月中下旬开始,“重症八仙”共同参与了国家卫健委组织的连续20余场死亡病例讨论,每天,“重症八仙”聚在一起,针对几家定点医院过去24小时去世的患者,展开病例讨论。

只有经历“死亡”,才能见证“重生”。“大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总结经验和教训。”姜利说,“哪怕是一定留不下来的患者,他的救治过程也是在我们的掌控下进行的,我们要找到:哪个节点预判失误、哪个地方没有照顾到,或者哪里治疗过头了,这样一环一环地讨论下来,找到关键的‘症结’所在。”

姜利他们把从一次又一次讨论中收获的宝贵经验,都运用到之后的临床救治当中,成功救治了大量重症患者。

寒冬褪去,春日如期。

姜利欣喜地发现,病房里,她写的纸条越来越少,大家的神情越来越放松,一位又一位患者转危为安,康复出院。

4月15日,在全部医疗队撤离后,姜利依然坚守在武汉,转战武大人民医院东院区,负责最后的重症患者梳理和救治工作。

4月24日,武汉最后1名重症患者出院,姜利与其他19位援鄂危重症专家圆满完成任务。

姜利

武汉的经验

回到北京,姜利返回宣武医院开始常规工作。谁也没想到,疫情再次猝然而至。

6月11日,宣武医院确诊了新发地市场聚集性疫情的首例病例。此后5天,病例迅速攀升至100例。

姜利再次临危受命。6月18日一早,她接到通知:“收拾行李,支援地坛医院。”姜利迅速响应,早上9时,她就到达地坛医院,进入ICU病房,参与重症患者救治。

“其实只是换了个战场,打的仗是一样的。”经历过武汉的战斗,姜利很有信心。

“刚到地坛医院时,几乎每天都会有病情相对重的患者从普通病房转到ICU病房。”姜利和同事们意识到,病例增长的“峰值”出现了。为了更精细化地医治患者,姜利和其他专家建议,在医院的普通病房与重症监护病房之间,设置重症过渡病房。

“重症过渡病房主要收治普通病房里面病情偏重,但又达不到重症医学科收治标准,或者经过重症监护病房治疗好转以后转出的病例。”姜利说,一定要避免病情偏重的患者分散在多个普通病房里,患者如果过于分散,容易发生疏于监护的可能性,“我们不想再看到有患者因为监护的问题,而失去生命。”

地坛医院迅速建立重症过渡病房,按照重症病房配置设备。同时,还在全院设立了一支涉及感染科、呼吸科、心内科等多个学科的专家队伍,每天,医护人员进入病房筛查患者,确保一旦患者有病情变化,能够及时发现、及时处置。

此轮新发地市场聚集性疫情,地坛医院收治335名患者,共有5名危重型患者和21名重型患者。

“那5位危重的患者,大家还是狠下了一些功夫的。”有了武汉的经验,专家们给每位患者制定的治疗方案都“特别清爽”,“医嘱不多,不确定的治疗方案和可用可不用的药物都没有。”姜利解释说,医护人员通过有效的呼吸支持、对症处理、中医治疗、物理治疗,以及精心的护理和康复,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比如在治疗过程中,医护人员基本上没有用到抗病毒的药物,抗菌药物的使用也大大减少。”

在地坛医院战疫近40天,姜利和同事们成功实现了患者零死亡、医务人员零感染的目标,所有患者全部治愈出院。

过去的8个月,在武汉奋战了近百天,在地坛医院奋战了40余天,家人都非常惦记姜利。姜利的女儿正在留学。疫情开始的时候,她得知母亲驰援武汉,特别担心,每天都要发信息,通视频电话。

“你怎么样?”孩子问,姜利总是淡淡的一句“没什么事,挺好的”。其实,面对未知的病毒,即便是曾参加过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的姜利,也会有不安和恐惧,“同事给了我一些处方汤药,虽然味道不好,但我还是坚持喝完了。”姜利说,“在一些紧急情况的处置中,恐惧其实是伴随着每一个人的。”

“开始是女儿担心我,后来我也挺担心她的。”姜利说,希望全球疫情能快点儿过去!

8月19日,是第三个中国医师节,姜利收获了“北京优秀医师”“中国医师奖”荣誉。姜利很平静,她觉得自己只是做了本职工作,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回顾战疫,姜利心中还有个遗憾,因为戴着口罩,多重防护,她甚至不知道很多并肩战斗过的战友模样。“再次相见,摘下口罩,很可能认不出彼此。”姜利说,但她相信,那一定不会是陌生的感觉,因为他们的心是相通的,他们都曾为战疫拼尽全力。未来,他们一如既往,为守住生命最后一道门而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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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患者,重症,武汉,医院,病房,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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