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列国志｜伊朗：“失落”的封印

伊朗！又是伊朗？！

如果说有哪个国家在疫情暴发初期就出现了失控的局面，伊朗一定是最早出现端倪的一个。这一切都要从伊朗官场被新冠病毒全面攻陷说起——

2月25日，伊朗卫生部副部长伊拉吉·哈利奇、伊朗议会议员马哈茂德·萨德吉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从这一天起，伊朗的政坛进入了疫情暴发以来的至暗时刻。

2月27日，伊朗女性和家庭事务副总统玛苏梅·埃卜特卡尔、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委员会主席穆杰塔巴·宗努尔确认感染新冠病毒。同日，伊朗驻梵蒂冈大使哈迪·霍斯罗沙希被通报死于新冠肺炎。

然而新冠病毒的传播仍在继续，伊朗官员们仍在“前仆后继”地中招：3月3日，伊朗23名国会议员确诊感染。3月4日，伊朗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雷扎·拉哈马尼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3月5日，伊朗议长国际事务顾问侯塞因·谢赫伊斯兰因患新冠肺炎去世。3月11日，伊朗第一副总统贾汉吉里确诊并被隔离……

时至今日，伊朗的确诊病例正奔着40万大关突飞猛进，在其他百万量级的国家的“映衬”下，人们似乎已经淡忘了伊朗疫情的严重程度。而在疫情暴发之初，人们很难想象，以伊朗在中东地区名列前茅的的综合国力，为何新增病例数在一开始就已经犹如脱缰野马一样一去不复返？特别是动辄超过10%的死亡率，和当时中国不到4%的数值相比，更是让人都吸一口凉气。

中东疫情的前哨站

2月19日，伊朗通报了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短短23天后，3月12日，伊朗卫生部就宣布，伊朗当日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10075人，成为中东首个确诊人数过万的国家。以伊朗8000万出头的人口计算，彼时伊朗的疫情严重程度已经更甚于中国。伊朗的新增病例数增长之迅猛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计，可以说，如果有些国家在中国的惨痛经历上还没能吸取教训的话，至少从伊朗这儿看到了新冠病毒的威力。

但现在追溯起来，伊朗的疫情其实背后可能不全是“天灾”，或许也掺杂着“人祸”的因素。

在疫情暴发之初，由于检测能力不稳定，很容易出现计数不足的情况。而根据美国CNN、英国BBC和《卫报》等媒体的推断，伊朗政府在大选之前可能存在疫情报告不及时的现象。2月21日适逢伊朗议会选举，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大选之后也表示，“敌人试图利用新冠病毒来影响选举”，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疫情与大选之间的关联性。

大选过后，伊朗每日新增病例迅速攀升，患者死亡率居高不下，一些轻症患者迅速转为重症，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也极大增加了社区传染的风险。同时，伊朗的疫情快速蔓延，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阿曼、科威特、阿富汗，乃至远在千里之外的加拿大，都出现了从伊朗输入的病例，导致疫情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扩散。

截至2月26日，伊朗及其周边出现新冠肺炎病例的国家（图片制作：金融时报）

那么，伊朗的疫情一开始到底有多严重？英国BBC记者经过数月的调查，终于从可靠信源处拿到了第一手资料。其所掌握的疫情数据，涵盖了每天在伊朗各地住院病例的详细信息，包括姓名、年龄、性别、症状以及住院日期和时间长短等，并与伊朗政府通报的病例都能交叉印证。BBC记者得出的结论是：伊朗在1月22日就出现了首例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病例，而政府在将近一个月后，才对外通报了病例。而在伊朗政府通报首例病例时，伊朗已有52人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

如果BBC记者的此番调查所言非虚，那么，伊朗被拖入新冠肺炎疫情的泥潭或许就不出人所料了。可这一切，仅仅只是开始。

封还是不封？这是个问题

和早期暴发疫情的中国与意大利相比，伊朗出现疫情暴发的首个场所有着明显的不同，城市库姆成为了确诊病例的起点。。当地的神学院是什叶派穆斯林最高级别的宗教学院。在确诊病例出现后，宗教场所未能及时关闭，库姆也迟迟未能封城，使得疫情扩散之势难以阻挡。

由于国际形势严峻，美国的从中作梗让伊朗体会到被制裁的痛苦，无法进口医疗物资更是让伊朗陷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被动。进入3月后，伊朗政府开始加码防疫举措，启动了全国动员计划。为了减轻医疗资源的压力，伊朗先是在3月初宣布暂时释放5.4万名囚犯；到了3月11日，伊朗总统鲁哈尼呼吁政府各部门投入到抗击疫情行动中，共有10万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参与；3月12日，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令伊朗武装部队建立医疗卫生总部。同疫情暴发初期相比，伊朗政府除了呼吁居民不要外出，还推出了一些更为务实的举措，比如启用疫情检测电子系统和民众自测系统，基层组织还挨家挨户打电话询问是否有居民出现疑似症状。

伊朗当地华人收到的疫情防护宣传单（图片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伊朗政府发布抗疫新规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几乎到了每天发布的地步：取消各地文体演出、关闭电影院、取消周五宗教聚礼、疫情严重省份禁止外地车辆驶入等等。但伊朗就是不肯直接宣布“封城”，这些软性举措也足以反映伊朗政府的犹豫不决。直到疫情暴发后一个月，从市貌上看，伊朗和疫情之前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3月中旬的伊朗街头（图片来源：路透社）

而新冠病毒也毫不客气，疫情暴发后的第4周，伊朗每日新增病例数就已经迈入四位数。

各方矛盾政策令民众混乱

由于疫情形势严峻，3月中旬，伊朗武装力量总司令巴盖里少将宣布，军方准备“在全国范围24小时内清空街道、商场和城市间的高速公路”，计划“10天内排查出所有病患”。据伊朗大学生民意调查中心公布的数据，有89%的伊朗民众表示支持巴盖里的清街计划。当晚，德黑兰市民纷纷涌入超市囤购食品，为接下来的封锁做准备。

但是，政府和军方在封禁措施上出现了重大分歧。德黑兰市长贾那齐3月16日坦承，不是不想隔离，而是不能隔离：“如果隔离，德黑兰的生活必需品供应将面临中断。”

被制裁的伊朗不敢轻易放弃经济发展，原因很简单：疫情多点暴发一个月后，搞城市隔离可能为时已晚，而放弃经济发展可能让国家陷入更深重的危机。伊朗的食品和工业生产区一般都不在市里，很多工人和工程师都要每天开车往返不同城市间上班，而伊朗经济的老本由于遭到美国制裁早已消耗殆尽，国家无力支持工人带薪隔离的费用，更遑论从国外进口生活必需品。

伊朗政府和军方反复且矛盾的政策让民众的防疫态度出现混乱。从政府到民众，伊朗一度出现了和严格防疫的方针相背离的迹象——呼吸科专家开始上电视宣传群体免疫的好处，同时，德黑兰的民众在“跳火节”之夜走上街头载歌载舞，仿佛疫情已经无关紧要。

面对失控的民意及即将到来的波斯新年民众大出行，哈梅内伊再次下达宗教裁决，要求各地政府阻止民众不必要的旅行，擅自出门旅行者的祷告将不被真主接受。3月25日，鲁哈尼也对内阁表示：“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限制民众出行以挽救生命。”

此时，距离他宣称“我们的字典里没有‘封城’这个词”，也才过去了不到两周时间。3月26日，伊朗正式进入“封城”阶段——限制跨市旅行，禁止任何聚会，关闭公园、健身房、学校等。这一天，伊朗的累计确诊病例数已逼近3万，死亡人数已超过2000。

封城令出台前仍在参加宗教集会的伊朗民众（图片来源：欧洲新闻图片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