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万孕妇遭遇疫情,警惕抑郁这个沉默杀手,关乎每个家庭

2020
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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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美清 / 健康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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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关注!

前阵子,央视网发布了一条消息:疫情或许会造成一大批女性意外怀孕。

“联合国人口基金28日公布分析报告说,随着新冠疫情加强,全球有超过4700万妇女可能无法使用避孕药具,未来数月或将有700万妇女意外怀孕。”

图片来源:央视网微博

由于孕产妇属于特殊人群,也属于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疫情常态化,需要特别关注孕妇身心健康。

据一份疫情期间孕产妇的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有34.0%的孕产妇存在焦虑状况,中度以上占比20.3%。36.5%的孕产妇存在抑郁状况,中度以上占比31.5%。有6位孕产妇两周内有一半时间有“不如死掉或用某种方式伤害自己”的念头,其中2位每天有自伤念头。

在百度里搜“孕期抑郁”关键词,搜索结果高达509万条信息。

当妊娠期遭遇疫情双重加持,孕期抑郁这个沉默杀手,不容忽视,危害到孕产妇及新生儿的健康!

图片来源:百度搜索

由于孕期女性抑郁症的高发,孕期抗抑郁药物的使用不可避免。在选择抗抑郁药物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其“利弊”,了解药物对胎儿可能的致畸风险,从而做出临床上“最佳”的选择。

8月5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Kayla N. Anderson博士及其合作者于JAMA Psychiatry(影响因子 17.471)在线发表了一项研究[1],基于美国国家出生缺陷预防研究的最终数据,探讨了孕早期使用特定抗抑郁药与新生儿出生缺陷风险的相关性。

图片来源:JAMA子刊

孕期对药物敏感的三个时期

出生缺陷,与多种因素有关。药物致畸,除药物本身及孕妇体内代谢的特点外,还与胚胎发育有关。人胚胎发育的致畸敏感期,主要分3个时期。

1.全或无效应时期(受精后2周内)

受精后1周内,此时受精卵还在输卵管腔中;受精后8~14天,受精卵刚种植于内膜,胚层尚未分化或分化程度不高,以细胞分裂为主,极易受到药物的损伤。

2.敏感期(孕3~8周)

此时各器官高度分化、迅速发育,细胞快速分化增殖,易受到干扰与抑制,对药物的敏感性极高,是药物暴露致胎儿畸形的主要时期。用药不当可能导致流产、先天畸形或永久缺陷。器官从开始发育至初步形成需要一段时间,因此药物暴露时间不同可能会影响不同的器官发育。如神经组织致畸敏感期为受精后15~25天;心脏为20~40天;眼睛为24~39天;肢体为24~46天;外生殖器为36~55天。

3.低敏感期(孕9~38周)

此阶段大多数系统和器官分化已接近完成,以生长和功能发育为主,对药物敏感性降低,相对安全。需要注意的是,神经系统、生殖系统及牙齿仍在发育,神经系统的分化持续到胎儿成熟,乃至新生儿时期,所以仍有胎儿畸形的可能。

围产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段,个体同时面临着躯体及心理层面的双重挑战。而当妊娠遭遇新冠肺炎疫情,诊疗尤其具有挑战性。孕晚期及产后抑郁焦虑如不治疗,可能对母亲及孩子造成一系列不良后果。作为抑郁焦虑的一线用药,抗抑郁药应用于一般人群的证据非常丰富,但目前仍缺乏评估抗抑郁药用于妊娠期女性的随机对照研究,而当前的临床意见主要依赖于观察性研究结果及个体化的利弊权衡。

孕期抗抑郁药物增加新生儿出生缺陷风险

既往研究显示,妊娠期使用抗抑郁药可能与新生儿出生缺陷风险的升高相关。

国家出生缺陷预防研究为基于人口的多中心病例对照,1997年10月至2011年12月期间,从监测系统中选定特定的出生缺陷病例,对照组随机抽取无重大出生缺陷的活产婴儿,对孕期母亲抑郁药物服用情况进行考察。研究的主要终点为孕期抗抑郁药物暴露与出生缺陷的相关性。

研究包含30630名婴儿存在出生缺陷的产妇和11478名对照产妇。 统计发现,1562名新生儿存在出生缺陷的产妇(5.1%)和467名对照产妇(4.1%)在孕早期使用了抗抑郁药,其中观察到个别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和先天性心脏缺陷(CHD)风险相关,例如使用氟西汀和肺静脉异常回流风险相关(OR:2.56,调整后相关性减弱,OR:1.89),观察到多种SSRI-CHD风险关系。 SSRIs与非CHD出生缺陷存在部分关联,如使用西酞普兰与膈疝风险相关(OR:5.11)。 文拉法辛与多种缺陷相关,调整后部分风险仍十分显著,如无脑畸形和颅骨(OR:9.14)。

各种抗抑郁药使用比例随年份推移的变化情况

抑郁本身和抗抑郁药均可能对胎儿造成危害,母亲的抑郁与早产、低出生体重、胎儿生长受限及产后认知/情绪并发症相关。研究发现,妊娠早期接受某些抗抑郁药治疗会轻微增加胎儿畸形的整体风险,尤其是心脏畸形风险。而且,妊娠晚期某些抗抑郁药暴露会增加新生儿适应障碍、早产、低出生体重、剖宫产、新生儿行为改变、Chiari I畸形等的风险。因此,对于孕期是否使用抗抑郁药,大多建议要权衡疾病治疗与用药风险之间的利弊,进行个体化干预。当决定用药时,要考虑到不同的抗抑郁药对胎儿的影响存在的差异。

总之,孕期用药一定是医患双方共同做出的决策;临床医生要充分告知患者及其家属获益及潜在风险,最终由患者及家属做出决定。不论是否用药,对于妊娠期抑郁症患者,精神科医生要加强和产科、儿科医生的联系,多学科联合,重视妊娠期对胎儿发育的监测,以及出生后整个童年期对儿童神经发育的随访。


文献索引:

1. Anderson KN, Lind JN, Simeone RM, et al. Maternal Use of Specific Antidepressant Medications During Early Pregnancy and the Risk of Selected Birth Defects. JAMA Psychiatry.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05, 2020. doi:10.1001/jamapsychiatry.2020.2453

2.协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护手册编辑组.北京协和医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大众防护问答[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20.

3.马良坤,段艳平,郑睿敏,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孕产妇心理防护专家建议[J/OL].协和医学杂志,2020.DOI:10.3969/j.issn.1674-9081.202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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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抗抑郁药,风险,研究,药物,孕期,新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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