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专家马亮点破各国抗疫谜底:如果疫情没发生在美国大选年…

2020
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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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笑晨 / 健康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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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亮认为,疫情防控的政治化或过度政治化,让很多国家的抗疫效果不是很理想,美国就是这样。

北半球的盛夏,说好的新冠疫情拐点并没有到来。

截止7月14日,全球确诊人数已经达到13133765人,较上日新增4857059人。

伴着感染人数走高,有的国家忙着祭起“甩锅”大招,把注意力放在指责他国成为全球的害群之马,国际新闻被迫成为了大型辩论赛。

实际上,国际上已有许多独立第三方机构,包括独立调查机构和大学,对各国抗疫的措施和效果进行数据收集和评价排行。

早在4月3日,独立调查公司黑箱研究(Blackbox Research)和市场咨询公司托鲁娜(Toluna),就联合对全球23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进行抽样调查,共计在线调查了12592名18岁至80岁的受访者。

同样在4月,总部设在中国香港的咨询公司深知集团(Deep Knowledge Group)发布报告,对20个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安全进行评估。在6月,深知集团又发布了第二版评估,在其中被评估的国家和地区扩大到200个。

在这两个排行榜中,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以越南为例,在黑箱发布的排行榜上位居第二,而在深知集团的排行中则排位二十。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一直关注各国政府的抗疫表现和排名评价研究。

如何更科学、客观地评价一个国家的防疫措施?政治因素对领导人的干扰有多大?文化是否是决定性因素?健康界与马亮教授,就相关问题展开对话。

不同的国家抗疫水平排行榜,哪个更客观?

健康界:目前针对各国疫情应对的评价都是从哪些维度进行的?除了您曾撰文提到的“深知”和“黑箱”,还有其他机构进行相关的排行吗?

马亮:不止深知和黑箱两个机构,很多第三方机构都进行了类似的排名,比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牛津大学。

排行维度主要可以分成以下几类:首先是结果导向,统计各个国家有多少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死亡病例,并进行排名。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每天都会发布相关的数据。政府采取任何措施,最终结果都是为了保障民众生命,所以从抗疫成果的角度来进行评价是有合理性的。

其次,有的机构会按照政府采取措施的严格程度进行排名。牛津大学政府学院利用校友资源开发了一个评估体系,主要关注从去年底到现在,政府有哪些政策在不断推进,比如居家隔离、关闭边境和学校、研发疫苗和特效药的投入力度,以及对中小企业的财政补助等等。政策严格程度的考量包括政策的覆盖范围是全国还是部分地区。但是,他们不去评估措施的效果。

第三个评估指标是本国民众对于该国抗疫水平的满意程度,“黑箱”的排名就是按照这个方式进行的调查。荷兰一家机构和美国的皮尤研究中心也在做类似的调查。这种指标主要依据受访者主观的评价,就是问老百姓:你觉得是不是有信心、你对当前的防疫措施是不是比较满意、你在哪个方面不满意,等等。

还有的评价指标主要关注政府的投入,比如有多少资源投入到疫情防控、财政拨款、政府人员投入,等等。

健康界:如何界定这类排行榜是否客观、是否可信?

马亮:第一,我们必须要关注不同排名的依据是什么,是客观信息还是主观信息?“黑箱”的排行就是依据问卷调查得出的主观信息,而“深知”依据的是客观信息。两相比较,后者的可信度相对较高一些,因为它依据的是可追踪的信息、客观的资料。

依据主观信息进行的调查,相对来说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黑箱”的排名同被调查者是否接触到全面的信息、政治立场等指标相关。

第二,看不同排名的透明度。所谓透明度,一定程度是说可重复性,即其他人是否能按照你的评估程序把全过程重复一次,并且结果一致。这是很关键的一个指标。在这一点上,“深知”和“黑箱”的排行都没有做到,因为它们都没有给我们提供原始的资料。

反倒是牛津大学政府学院主持的政策严格程度评估,任何人都可以下载其所依据的原始数据,每一个数据的来源都会在Excel中附上,这就增强了评估的科学性。虽然在评估框架或者说深度上,它可能不及其他的排行榜,但是透明度可以得到保障。

健康界:民众如何借助这些排行榜去评价各国的抗疫策略?

马亮:首先肯定是看结果。首先,当然是看民众的感染率和死亡率,还包括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程度。抗疫结果是一个客观的成绩单,无论是感染率、死亡率,还是经济受波及的程度、失业率,等等。

民众的生命肯定是最宝贵的。同时也要兼顾对社会的影响,要看达到这样的抗疫效果,是否也通过科学手段尽可能降低了社会付出的总成本。比如,其他患者的救治也要保证。

第二个方面,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各个国家在作出任何防疫举措背后,都有复杂的考量。

在国内一谈起英国的“群体免疫”,很多人就觉得这是完全非理性,或者说是不可思议的。其实并非如此,英国政府之所以这么做,也是有理论依据的,也得到过相关公共卫生专家的支持,而不是凭空而来,甚至说拍脑袋而来的。

我们要更关注的问题是:不同政府的不同防疫策略的出发点是什么?是政治上的考虑?还是以民众的生命安全作为主要因素?还是说以当地的资源和能力的条件作为主要出发点。

如果不是大选年,特朗普还会如此“偏执”吗?

健康界:有的政府被批评为无能或者失职,您同意吗?

马亮:每个政府在应对疫情的时候,都有一个从混乱到有序的过程。这一次疫情是史无前例的,人类对病毒的认识也是从未知到模糊、再到逐步清晰的过程。我们现在真的不必做“事后诸葛亮”,苛求各国政府的表现要万无一失。

我们接受到的信息,可能只是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新闻报道可能很短,很多信息都被过滤掉了。它会下一个结论,我们接受了,这个过程就结束了。

还是拿英国来说,英国进行了几轮行政改革以后,政府在目前的状态下应对这种危机,多少有点力不从心。政府想让大家居家隔离,大家不听,都跑到公园里去。政府就派人去巡逻检查,但是又不能抓人,而且关键是巡逻人手还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采取的策略就会跟中国的不太一样。

当然如果说理想状态,那就是每个政府在面对疫情的时候,都要变成有为政府或者说是主动担当的政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有些已经在收缩的政府,现在也在考虑怎么样去扩大政府的权力,让政府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疫情防控期间,医疗机构和相关的物资保障应该是最关键的。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保障医疗资源,用于最需要救助的患者?这应该是政府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健康界:美国政府的抗疫不力,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马亮:疫情防控的政治化或过度政治化,让很多国家的抗疫效果不是很理想。美国就是这样的。

因为今年是大选年,特朗普在谋求连任,他需要去争取选票,这个时候是非常敏感的时期。所以,这个时候他采取的措施,更多地是从选民怎么样能支持他连任的角度来考虑。换言之,如果疫情发生在特朗普任期的第一年,美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可能就会不太一样。

另外,如果现在民主党是执政党,美国政府的行为可能完全不同。美国的低收入人群,包括有色人种人群,特别是黑人,无论是感染率还是死亡率都远高于白人。从共和党角度而言,它可能不在乎,共和党服务是高收入人群,或者说是社会精英群体,对自己的选民阵营影响不大。

健康界:还有哪些因素会让政府宁愿“消极”?

马亮:每一个国家在决策的时候都会面临一些两难、甚至多方角力的境地。最后的结果就是妥协,出台了策略却没有效果。

比如巴西,不同的政治力量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考虑。为了让政府运行下去,最后政策就会考虑到不同的政治力量,但是本质上却是无效的策略。

对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政府没有充裕资源,无论是金钱还是物资都捉襟见肘。政府很清楚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疫情,它可能就会采取一些消极的策略。因为它知道,积极的策略可能反而会让物资短缺更凸显,最后的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反而会更差。

健康界: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和民众之间总是存在信息差。政府如何让民众信服、执行自己的政策?

马亮:在疫情初起之时,往往是老百姓或者说吹哨人掌握更多的信息。在政府充分介入之后,这个结果就反过来了。

政府想要取信于民而言,说到底最重要的还是看政府的行动。政府的行动实际上是在告诉老百姓,自己是如何思考问题的。

要想让民众相信政府,老百姓首先会看领导人是怎么做的。比如,特朗普之前见谁都不戴口罩,美国民众会觉得:你不戴口罩,我为什么要戴?那么,这个政策就是没有任何说服力。

东西抗疫有分野,文化是不是决定性因素?

健康界:东亚和欧美为什么在抗疫举措方面出现较大分野?

马亮:这背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东亚和欧美之间,在人与政府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有较大差异。

西方社会有更多的个人主义倾向,每个人可能都是相对独立自由的;东亚地区则有非常明显的集体主义倾向。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会考虑作为一个集体该怎么办,或者说绝大多数人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

反映在执行政策层面,在东亚,大家是非常配合的,愿意去牺牲个人的一些方便,甚至是个人利益,去执行一些政策。

但是在西方国家,老百姓长久以来就很担心政府公权力过大,会对私人领域产生侵犯。他们就不愿意配合,或者配合程度没有那么高。这不仅仅是对抗疫情,而是会反映在方方面面。

打个比方,政府有个工具箱,它可以从里面挑出各种工具来,去跟病毒抗争。但是,有些工具老百姓不支持,政府拿出来也没用,这个时候就会影响防疫的措施选择和效果。

但是,我认为文化不是决定性因素。

新加坡也和我们同属东亚文化圈,起初都觉得他们很得力,但是客工人群的感染暴发了。所以,我觉得文化有一定关系,但是不是决定性的。

健康界:还有哪些因素导致了东亚和欧美的巨大差异?

马亮:疫情防控效果和不同国家的危机管理经验也有关系。香港非典时期有过惨痛的教训,2003年后不惜余力地去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但是有些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老百姓,很久都没有经历过类似的危机,出问题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此外,还有很多客观因素的影响。比如,我国城市都是可封闭的小区,管控起来难度相对小,在入口设置检查岗就可以了。

但是,大量发达国家是没有小区概念的,都是开放式的,就没有办法采取我们的策略。有的国家没有基础信息采集系统,就没办法实现网格化管理。所以,客观因素也决定了抗疫策略的选择和最终的结果。

这次疫情,会给国家间朋友圈造成多大伤害?

健康界:您认为在这次抗疫中,各国在国际合作上做得如何?

马亮:全球合作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很典型的就是疫苗研发,实际上到现在为止,不同国家之间也没有形成一个合力。

目前,全球基本上是属于无领导的状态。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受到美国一些国家的攻击;另一方面,各国其实都有一些不同的考虑。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同床异梦”,很难找到平衡点。

健康界:在一个大的趋势上来讲,未来全球化的脚步是否会就此中断?

马亮:全球化正在朝着一个比较危险的方向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有增加的势头。有一些国家因为防疫压力比较大,会想办法把国民的注意力转移到国际问题上。

但是,短期内摩擦的增加,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从长期来看,我对全球化还是非常乐观的。

但是,未来可能会是一种区域化与全球化叠加的局面。每个国家可能都会参与不同的“朋友圈”,至于哪个朋友圈做得更大、更有影响,可能还要长远去看。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最终做到一个大的朋友圈,让每个国家都参与进来。这是我的一个初步判断,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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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冠肺炎,全球抗疫,美国,特兰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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