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启示录 | 刘利民:挺进荆门的“尖刀连”

2020
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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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平 / 健康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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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此一疫,属于荆门市一院的重症医学新生力量宛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刘利民终于兑现了千里驰援荆门的第三大目标——为当地培养一支带不走的“浙江队”。 

3月28日,湖北荆门。

十里长街,夹道相送,依依不舍。

载着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以下简称邵逸夫医院)援助荆门团队行驶在荆门的街道上,所到之处,大巴车、公交车鸣笛致谢,百姓挥手送别。

作为此行援助荆门的医疗队队长,邵逸夫医院党委书记刘利民动情地感喟:“今天班师返‘杭’,沿途几十万荆门群众自发欢送。从来时的‘停摆城市’,到今天的‘万人空巷’,看到这一幕幕场景,经不住泪飙。我们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医护人员安全了,他才会放心地救治病人”

将时间回拨到2月初,当时的荆门市是一座被死亡阴影所笼罩的城市。

这座素有“荆楚门户”之称的湖北中部城市,下辖两区两市一县,全市人口300多万。疫情暴发时,全市确诊新冠肺炎病例将近900人,24位死亡病人,病亡率曾经一度位列湖北省首位。

2月12日,在“一省包一市”的国家战略部署下,浙江省负责对口支援荆门市,邵逸夫医院临危受命承担这一艰巨的政治使命。

出发之前,刘利民及其队员们进行了前期摸底工作,了解到荆门市当地缺少用于治疗危重症病人的独立ICU,便决计组建一支以危重症抢救为主的重症医学团队,同时携带有创呼吸机、高流量机、专用无创呼吸机、监护仪等重症监护设备上路,为当地改建一个ICU。

这支团队一共37人,医生和护士主要来自感染科、呼吸科和重症监护病房,其中还有4位呼吸治疗师,随行还有2位省疾控中心人员,这是浙江省卫健委考虑到加强疫区公卫和疾病流调工作所需进行的额外配置。成员不多,却各个精干,刘利民将这支37人组成的精干团队亲切地称为“尖刀连”。

甫一抵达荆门,与当地政府部门进行必要的沟通对接后,刘利民就带领团队风尘仆仆地开展工作。2月12日晚,团队骨干们前往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现场勘察重症抢救工作的场地。

作为当地规模最大的一家医院,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北院区)是一家老医院,虽然拥有800多张床位,却缺少用于重症救治的ICU病房。经过考察,大家决定将该院13楼的老年病房改造为重症医学病房。

这层楼的老年病房,其实只是一间间空荡荡的普通病房,每间房内设置了4张床,没有其他任何仪器设备。要在极短时间内将这样“一穷二白”的普通病房改造成收治危重症新冠肺炎的重症监护病房,难度可想而知,但队员们选择了迎难而上。

首先将4人间改成2人间,腾出来的空间放置团队成员带来的各种呼吸治疗设备,包括高流量吸氧、呼吸机、监护仪等等。所有的设备安装,都是在普通病房的基础上,按照对病人监护的要求,尽量符合正规监护室的规范来操作。

其次强化院感防控流程。在三区(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两通道(医务人员通道、患者通道)的基础上,团队成员在缓冲区增加了三道关卡,即缓冲区一二三,经过这三道关,最后再进入清洁区,以确保安全。

此外,对每一位进入病房的同事进行标准预防措施培训,保证医疗队快速进入工作状态。特别是进行员工穿脱防护服的强化培训。

对于这一环节,刘利民格外重视,甚至有些严苛。比如,要求队员每次出隔离病房时,必须两个人同时出来,这样在半污染区脱下防护服时可以起到相互监督的作用,他甚至细致到要求双方脱下防护服的步骤必须保持同步,以免意外情况发生。为了进一步强化院感管理,刘利民让人专门在隔离病房出入口的地方安装了监控系统,由院感人员负责从外界监控脱防护服的整个过程,一有问题随时叫停。

“只有当我们的医护人员安全的时候,他才会放手去救治病人,如果没有这种安全感,他们无法做到全心全意地救治病人。”刘利民说。

2月14日上午10点,经过一天改造后的ICU病房迎来了首位危重型新冠肺炎患者。在此后的疫情反击战中,这间特殊的病房立下了汗马功劳。

“所有的硬骨头由我们来啃”

改造ICU病房之际,刘利民与省疾控工作人员仔细研究了荆门市新冠病人的发病和死亡情况,希望为接下来的救治工作理出一条系统的战略思路。

虽然荆门市的新冠病人数量绝对值不算高,但是相对比例却并不低,截止到2月12日,浙江省5800万人口,818例新冠确诊病例,荆门市300万人口,835例新冠确诊病例,荆门市的发病率已达浙江省的16倍,而且两地危重症病例数量相仿。在救治能力上,两地则相差太多,浙江省拥有几十家三甲医院,而荆门市只有两家地市级三甲医院,医护人员数也不在一个数量级别上,救治难度可想而知。

千头万绪,如何破局?

经过对死亡病例的地区、死者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死者所患的基础疾病、发病死亡死亡时间等多种因素进一步分析,刘利民发现了一系列极富“价值”的现象:一是两个县级市钟祥市、京山市相对靠近武汉市,病人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二是死亡的病例中,老年人较多,且多数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性疾病,其中80%的死者患有高血压,60%患有糖尿病;三是24名死者中有8人属于肾衰血透病人群体。

洞悉“军情”后,刘利民理出了一条清晰的思路:集中有生力量打歼灭战。为此他向荆门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两大申请:将包括两区两市一县在内的所有危重症病人全部集中到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北院区,由邵逸夫医院团队统一管理;组建临时性的血透中心,将所有患上新冠肺炎的血透病人统一管理。

“所有的危重病人全部集中到我们这里来,所有的硬骨头由我们来啃。我们当时做出这个决定,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回忆当初作决策时的情形,刘利民至今记忆犹新。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决策的落实颇有几分传奇色彩。

由于与湖北省人大常委会王玲常务副主任相识,正好她又在荆门市督导防疫工作,刘利民就充分利用这一机会,诉说困难所在,希望能够协助解决血透机难题。听完汇报,王玲副主任当即承诺解决这一困难。

督导工作结束当晚,10台血透机就从武汉连夜被派往荆门,困扰刘利民的第二个卡脖子的难题瞬间告解。乘胜追击,刘利民带队开始了第二项病房改造工作,组建临时血透中心病房,将全市14位需要血透的新冠病人应收尽收,统一管理。由此而来的成效是,荆门市患有新冠肺炎的血透病人无一例死亡。

战役推进至中期,病人数量逐渐减少,刘利民向荆门市委市政府再次提出第三个集中战略,希望将全市所有新冠肺炎患者全部集中到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北院区,解放其他医院的人力资源,让他们可以应对常规医疗工作。

“现在回过头来总结,我认为我们队伍最成功的一点就在于始终掌控着抗疫的主动权,我们是在主动打仗。”刘利民自豪地言道。

“培养一支带不走的‘浙江队’”

在荆门开展第一场团队成员会时,刘利民曾提出三大战疫目标:降低发病率和减少死亡病例;队员零感染;培养一支带不走的“浙江队”。

为当地培养新生力量,刘利民的初衷非常单纯,他希望此行不仅仅是救人,更希望能授人以渔,共同协作。“单单依靠现有35人的重症医学团队,力量有限,必须要在当地培养出更多的医学力量才能应对这场史无前例的疫情。”

关于人力资源的配比问题,刘利民曾仔细算过一笔账:“重症医学病房一张病床至少需要6名护士,23张病床也就意味着需要130名护士,我们只有16名护士;再看医生,如果按照医床比1:1.5的比例计算,需要30多名医生,我们只有10名医生,唯一的办法就是混合编队,大家共同协作。”

经过混编,35名重症医学队员被分为两班,由两名主任带队主导救治工作,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相关医护人员一起参与排班,投身到重症救治工作,包括通气、血气分析、MDT会诊等事项。此前当地很多医护人员虽没有参与过重症医学抢救工作,但有名师指导,又是现场教学,业务能力迅速提升。

尤值得一提的是呼吸治疗师团队。1994年,在美国罗马琳达大学医学团队的协作下,邵逸夫医院在国内最早成立了一支专业的呼吸治疗师团队。此次援鄂,医院专门选派了4名呼吸治疗师随行,希望让这支专业力量大展身手。为配合4名呼吸治疗师的工作,当地医院也选派了5名护理人员全程跟进,学习呼吸机及气道管理工作。

除了开展呼吸治疗现场教学,邵逸夫重症医学团队还教导当地医护人员有关ECMO的技术。

安装ECMO是一项团队作战的技术活,需要心胸外科医生、麻醉科医生、呼吸内科医生以及护理人员共同协作,其间还要做好参数调控等工作。更为重要的是,何时撤机大有讲究,一旦撤机不及时,将增加患者风险。

当地医院虽购进了ECMO,但医护人员对于ECMO的使用却并不熟谙,邵逸夫医院重症医学团队与之达成协作,由当地医护人员负责安装ECMO,自己则负责参数调控和撤机工作。

双方磨合的过程中还曾发生一件趣事:排班时,邵逸夫医院重症医学团队将队员的排班主要安排在白天,夜间排班交由当地医护人员。排班表甫一出炉时,当地部分医护人员颇有不解,当即就提出异议:“为什么救援老师不值夜班?”

对于这一异议,重症医学团队立刻进行答疑解惑:“所有治疗工作都在白天进行,晚上以观察为主。最难的事情留给我们做,你们跟着我们边做边学,这样才能快速成长。”

经过邵逸夫医院重症医学团队的传帮带,加之40多天的实战淬炼,属于荆门市一院的重症医学新生力量宛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刘利民也终于兑现了千里驰援荆门的第三大目标——为当地培养一支带不走的“浙江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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