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医三院的援鄂抗疫细节,说着说着笑了,听着听着哭了

2020
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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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斯文 / 健康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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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记得,你们勇逆当年!

“2003年的SARS,是你要陪我一同过关;

2010年的玉树,是你把伊尔76叨叨念念;

到了今年,年夜饭没完,我丢下饭碗,笑着说是为你去了武汉;

二十三年的湖北媳妇,这次补上了对湖北所有的欠……”

4月8日,袁晓宁援鄂返京的第三天,武汉解封。她坐在隔离酒店的窗前,把这段纪念文字发到朋友圈。“点赞”数不断增长。而此时,这位湖北媳妇还不能与同城的丈夫相见。

一道凯旋的,还有另一位武汉的女儿李翔。她们同属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下称北医三院)国家援鄂医疗队。

三批137名队员,近三个月的奋战。无论之前是否与武汉有着情感牵连,这一战,都让武汉成为他们心中不会磨灭的记忆。

乔杰(右二)院长与医疗队员在即将关闭的病房前留念

操心的袁妈妈

农历大年初二,武汉天河机场。

这里对于北医三院国家援鄂医疗队临时党总支书记、感染管理科副主任袁晓宁来讲并不陌生。这也是除夕夜她在科室微信群里回了“我去吧”的原因。

但是,新闻中反复出现的“空旷”画面,还是让她不由自主地害怕。

因为封路,车队在武汉转了将近两个小时。袁晓宁甚至觉得,他们把城里的主干道走了个遍。路上,一个行人都没有。“一下子让我联想起2003年非典时的北京。”

非典暴发时,袁晓宁是北医三院的护理骨干,那时没有一次性医用口罩,每次进病房都要戴上16~24层的纱布口罩。之后,院感被日益重视,独立成科。

盯牢院感,就是袁晓宁作为第一批医疗队负责人之一的主要任务。

医疗队员在驻地酒店进行院感培训

进驻医院前,湖北媳妇袁晓宁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专业细节,不过最捏一把汗的是,当地老乡的热烈性格——喜欢扎堆和说话声音比较大,这在无形中加大了气溶胶传播病毒的风险。

抵达“战场”的一瞬间,她的预想就被生生打断:还没有关停的发热门诊里,“乌泱乌泱全是人”。

为了换气,袁晓宁和同事决定“砸玻璃”!

砸玻璃是为了装换气扇。

24小时内就能改造出一间传染病房。这个速度与多个因素分不开——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良好的设计基础、院领导的支持、施工团队的全力以赴,同时也来自于袁晓宁和同仁们的清晰头脑和专业能力。

能不能再快一点?

“要把脏空气排走,加装大风量的排气扇,砸玻璃最快、最直接。”袁晓宁说,1000块一公分厚的病房玻璃,砸掉非常可惜,但节约了时间,可以有效降低病毒浓度、降低感染风险,多救性命。

大年初九,北医三院接到通知,要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等团队以及河南省联队携手启用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危重病房新病区。从管理一个病房,到开辟一个新病区,不仅仅是工作量的变化,更是病区运行管理机制的改变。

当晚,北医三院院长乔杰和副院长沈宁等管理者梳理、部署新的工作流程。会后的袁晓宁,依然坐在电脑前完善着病区感控细节,屋里的一壶水烧开了三回,就是没喝过。

时间,是用很多个“少喝一口水”抢出来的。

不到24小时后,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危重病房投入启用。首批“进场”的不仅有乔杰院长带队的北医三院医护,还有兄弟医院北大人民医院团队。

袁晓宁守在缓冲区,为队员们穿上防护服、隔离衣,确认护目镜、口罩有无缝隙。还是不放心,再次交代防护细节。

20分钟后,新病区收治第一位患者,救治工作全面展开。到次日凌晨三点,这个班次在6小时内就执行了24位患者的收治。

回驻地的车程不足10分钟,袁晓宁还是睡着了。30多小时没合眼,她要通过每一个零碎的时间“充电”。

相对驻地,袁晓宁还是更愿意“泡”在医院。

内分泌科护士张文慧是北医三院第一批援鄂医疗队员。有一天夜班相对平稳,她劝“袁妈妈”回驻地休息一会儿。袁晓宁说,在医院能睡得着,回去了,睡不着。

北医三院第一批援鄂医疗队出征前合影留念

“一开始只有我们队在叫,后来同驻地酒店的黑龙江医疗队都开始跟着叫她‘袁妈妈’。”北医三院第二批援鄂医疗队员李翔说。

“袁妈妈”不会错过每个“孩子”的培训和练习。

院感培训时,100多个人站在她面前,挨个完成防护服的整套穿脱。“那时候我们还不太熟练,每个人穿脱下来要将近半小时,袁妈妈就这样一直检查到最后,没有错过任何一个人。” 北医三院第三批援鄂医疗队员、心内科住院医师张瑞涛回忆。

除了面对面地教,她还主动时时刻刻“盯”。

其他医疗队就餐间隔太近、驻地楼道手消液设置不够密……袁晓宁就立刻拍下来,与相关负责人协调沟通。

院感责任之重大,不能留一个死角。

如果只是袁晓宁的执拗,感控的落实不可能如此到位。

在开会强调之外,院长乔杰会亲自查房排查院感隐患;膝盖不适的耳鼻喉科“60后”王丽主任会跪在地上为队员穿鞋套。

诚如副院长沈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言,北医三院援鄂医疗队形成了“人人感控”的理念。而且,每个组都会有一个感控护士,帮助组长完成岗位监督工作, 这种高度重视贯穿了援鄂的始终。

每个人的仗都不好打

看到一个年龄相仿的护士躺在自己负责的病床上,张文慧在心里涌起的不仅是惋惜,还有“不甘心”。

对于每个援鄂医疗队队员而言,“战疫”前期都会遇到虐心的至暗时刻。但,每个伤痛的结尾,是擦干眼泪的再次战斗。

大家对于呼吸系统疾病以及抢救技能的掌握,参差不齐。为了提高救治率,如何排兵布阵?

院长乔杰带领核心组开会讨论,决定增设病房护士长,搭建护士长、病房护士长、护理组长的三级管理体系。

北医三院第三批援鄂医疗队员李宇轩就是护士长。

他对团队的信心,来自于北医三院人才培养制度的“护航”。院里的高学历护士晋升职称前,都要到重症等科室轮转,提升综合技能。

这次,都用上了。

李宇轩(中)和同事一同转运重症患者

“回院之后可以把这个制度完善、扩展。”李宇轩说,像PICC输液港的维护,一般是肿瘤专科护士的的护理技能,这次是通过与后方护理同事的远程连线学习的。

团队为每名重症患者设置责任护士,同时为了避免多次交班过程中对于重症患者的病情交代有疏漏,奢侈地用上了“多对一”——不同班次负责同一病人的责任护士组建微信群,随时互通这位病人的情况。

确保“不漏”,不能总以牺牲效率为代价。

隔着玻璃,两组人马在救治一批患者。玻璃里面的,上呼吸机、插管、安排输液……;玻璃外面的,写病历、填治疗记录……

病房组内的互相沟通,在多层防护下总要提高音量。接下来就是每个人做好自己的“规定”动作,把效率最大化。

“在本院病房里工作,谁负责什么我们不会分那么清楚。但是在这里,负责推氧气瓶的,就要把这件事负责到底。”北医三院援鄂第三批医疗队员、危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赵志伶说。

病房内外,同步患者信息的微信群提示,与监护设备的提示音混在一起,响个不停。

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撤下来的时候,就像战士一样要补充弹药。张文慧就是这么做的。

她的武器是笔和随手抓来的“草稿纸”。

病区中约有五分之一的患者合并糖尿病,其中一部分是入院前从未被诊断出的。当时医疗条件有限,病区中降糖药品种不够齐备,为了缓解一些患者临时调药后出现血糖波动,张文慧和同事们做起了低血糖急救包。

“弹药”就是驻地酒店提供的小零食。

 她们每天收集其中适合快速缓解低血糖的,然后就开始在纸上计算。

每每做完一摞算术题,她们再把每一小包食物的热量写在包装上,带到病区放在患者床旁,以便出现低血糖症状时,患者随手就可以拿到。

医疗队员在驻地酒店为患者制作贺卡祝福早日康复

离“战场”再远一点的,是李翔。

作为北医三院第二批援鄂队员,李翔为团队补充的弹药至关重要。

那时武汉的医用物资匮乏,北京大学发起“百万口罩行动”,通过学校、校友会协调了一部分国外的口罩、防护服。

每天,来自万里之外的外国华人抑或校友同胞以及众多爱心企业、无名志愿者,不断和李翔通话,询问缺少什么物资,确认找到的物资是否合规。

她的两个手机,要全天插着充电宝。

抓紧回复一整天攒下的微信、短信,只有每天睡前那一会儿,手机属于她自己。

四处奔走的,还有李宇轩。

有的患者需要气管插管连接呼吸机,因为设备有限,只能先通过无创呼吸机暂时解决燃眉之急,此外,血滤设备也供不应求。为了及时补齐,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的领导到处帮忙协调。

最艰难的10多天里,一听到有设备特别是血滤机送到了,李宇轩都要叫上同事,跑着去。

总书记回信之后

李翔还负责医疗队的媒体采访对接。

打爆她电话的,除了热心捐赠物资的个人和机构,还有一下子涌来的采访邀约。

这是源于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封回信。

3月10日,已在武汉奋战一个多月的北医三院“90后”主治医师吴超、住院医师王奔,想把援鄂青年党员的想法汇报给总书记,就代表北大医疗队34名90后党员,给总书记写了一封信。

3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后”党员回信,希望他们努力在为人民服务中茁壮成长、在艰苦奋斗中砥砺意志品质、在实践中增长工作本领,继续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拼搏奋战。

这样的拼搏和奋战,自然会得到患者的认可。

次日,沈宁副院长和袁晓宁等人查房时,一位老奶奶突然说出几个字。

在场的医疗队员们都愣了一下,这位“20床”入院后与医护很少交流,他们不确定是她在说话,浓重的口音里又想表达什么。

离20床最近的袁晓宁俯下身去,又问了一遍。

老奶奶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了一遍:“少年强,中国强!”她握着袁晓宁的手,竖起了大拇指。

当时同样在场的张瑞涛注意到,病房里的电视里,正在播放“习近平总书记给90后党员回信”的新闻。

不断得到的鼓舞,除了肯定,还有配合。

一位60多岁的患者是退休医生。收入病房时他已经出现呼吸衰竭并疑似合并心肌梗死,血氧饱和度非常低。

医护没有犹豫,第一时间为他上呼吸机辅助通气。

上呼吸机意味着病程会有多凶险?作为同行他对医生的操作非常熟悉,也对自己的状况更加清楚。

“但是他就能调整好自己,竭尽全力地做好一个患者能做的,配合我们。”张瑞涛说,保持积极乐观、保持不放弃的“战斗欲”,让这位患者可以坚持着每餐时都摘下呼吸机吃几口,再戴上。如此循环。

住院后三四天就摘掉呼吸机,改用面罩箱,这是少见的救治恢复速度,也是患者和张瑞涛们共同的胜利。

当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全力救治的另一个结果——死亡。

张瑞涛记得的另一位老人逝者,是因为他的家属。因为对方被隔离,每次只能电话沟通患者的情况。在通知老人病故的电话里,对方不忘对医护全力救治表示“感谢”。

感谢是家人般的认可,也意味着家人一般的责任。

作为医院危重医学科的护士长,科室的护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信息系统等是李宇轩日常工作的重点。到武汉后,每天到处联系物资丰富患者病房生活、化身快递小哥从酒店“押送”零食到病房,是他的另一个角色。

凶猛的疫情挡住了病人的家属,有的一家几口处于不同地点的隔离状态,对家人状态的未知会带来强烈的焦虑和恐惧。

扮演好抚慰的角色,不仅是捐出自带的防静脉曲张弹力袜、从企业募来的羽绒服。

李宇轩和同事们收集了一批让人精神放松的视频,想在病房的电视设备上播放。

没有转存的U盘。当时的武汉,也没办法买到。

为了给患者播放视频,在全医疗队上下“搜刮”到8个U盘,这也是李宇轩非常自豪的援鄂成就之一。

袁晓宁(右)鼓励患者早日康复

相互的支撑不仅在医患之间,还有战友之间。多年同事没有什么私交,本能却在面对感染风险前诠释了生死之交。

插管是传染风险最高的时候,当患者需要紧急气管插管时, ICU里的赵志伶冲了上去。

结果她却被轰了出去。

比她冲得更靠前的,是北医三院第一批医疗队队长、危重医学科副主任葛庆岗,他对着赵志伶只喊了一句“你出去!”

这是让赵志伶事后有些哽咽的回忆,也是她火线入党、在重症病区一直坚守的动力。

赵志伶在为患者进行检查

自诩为泪点很高的李宇轩,在整整60天的援鄂里,没有掉过一滴泪。但不争气的泪水却在离汉当天涌出了眼眶。”就是一时没控制好情绪”他如此掩饰。

有些勇敢,是不用也无法被掩饰的。

比如,让赵志伶同样印象深刻的小姑娘张佳男。这个在武汉过完自己28岁生日的90后,有着与同龄人不相称的责任心和“执拗”。

规定四个小时出来换防护服的时限已过,她硬要带着增援队员熟悉一遍感染区内的物资摆放再出来。

在每个北医三院人的心里,那些患者、那些场景、那些同事,都因某个细节坐标而被铭刻。

最后走出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重症病区的两位患者,是一对七旬夫妻。

在袁晓宁、李翔的记忆里,他们对应的坐标不仅是“最后的病愈者”,还有最朴素的温情:老太太先期病愈后并不离开,而是守到与丈夫相偕离院的“最终章”。

他们离院前,乔杰动情地说:“坚强地面对,互相地支撑,我们一起面对才有了最终的胜利”。

2020年4月4日,老夫妻背影渐去,北医三院院长乔杰通过对讲机向清洁区通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国家援鄂医疗队新冠肺炎感染隔离病房正式关闭”。“正式关闭”四个字她说得一字一顿,铿锵有力。

因为胜利,网络传输带来的“回声”在那一刻让人血脉偾张。

凯旋

4月26日,已返回日常岗位的援鄂医疗队员们,都收到一条新闻推送:武汉“在院新冠确诊病例”归零。

有人不由得又在手机里翻出4月8日凌晨的视频。

那一天的零时,北医三院国家援鄂医疗队的队员们,在各自的房间里看着武汉解封的直播,有人哭了,只在一瞬间,又笑了。

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国家援鄂医疗队全体名单

(文中图片来自北医三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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