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出台公卫建设方案，基础卷和高阶卷的答案有什么不同

找问题，补短板，是现阶段各省市的疫后最重要工作之一。几十亿、近百亿的“升级”方案纷纷抛出的背后，体现了决策者们从根本上“一举解决问题”的决心。

SARS之后的公卫社会关注度、运行发展走势标明，大疫后带来的决心，能带来一个巨大的投入和改善，但再5年之后，直到下次大疫到来之前，就会出现公卫投入的停滞和有效运转的失灵。

细观各地最新出台的政策，不难发现，一次性大投入之外，能否针对此次疫情暴露的问题，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在机制上形成“平战结合”的科学模式，更应是新冠“伤疤”留给我们的“记忆”。

基础卷：补齐医疗资源短板

通过疫情及时发现本地医疗资源的短板，并迅速“补漏”，是本轮各地出台政策的出发点。

健康界梳理4月以来各地出台的相关计划发现，传染病专科医疗机构的基建项目，是各地下一步布局的重心之一，其措施包括改建、扩建医院等。其中，云南宣布在传染病医院的资金投入超过50亿元。

“超大城市都应该建一所‘小汤山医院’，作为永久性的城市传染病危机处理的备用系统，哪怕疫病几十年一遇。”针对各地传染病医疗机构的设置问题，原国家科委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建议。

对此，健康界专栏作者徐毓才提出疑问，“各省市究竟需要多少个‘小汤山医院’”“真的有必要建那么多大型的永久性备用医院吗”的疑问。

健康界梳理发现，目前披露欲扩大当地传染病医疗机构规模的省市中，只有安徽省明确，安徽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芜湖）建成后平时可作为综合性医院，为社会提供医疗救助服务，一旦疫情发生，可整体或部分转为传染病医院。

这种担忧背后，不无类似先例。

在2003年非典后，黄冈唯一一家传染病医院废弃，本次疫情发生后又临时改造。据媒体报道，当时医院各项硬件设施非常简陋，病毒消杀条件不完善，医疗废物处置不规范，整体环境卫生也有待提升。

从这个角度讲，应急传染病医院在日常如何有效利用、重大突发公卫事件发生时如何“切换”，确是政府在开建前需要明确规划的。

知名经济学家华生对此也直言，要防止因疫情而盲目投入，一味地多花钱，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应该在平时合理投入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好社会力量、社会资源。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下称“华山医院”）副院长马昕向健康界表示，传染病医院与综合性医院不同，前者只针对传染病治疗，因此要根据每个城市的情况进行不同设置。他建议，有的城市人口较多，接诊的传染性疾病相对比较广，这样才能单独成立发展一家传染病医院。如果城市人口较少，单独设置传染病医院可能难以做到“平战结合”。

高阶卷：完善公卫应急管理体系的每一“角落”

如果说扩大基建规模是疫后公卫的基础答卷，那么，对于以上海和广东为代表的医疗强省（市）而言，则立足于更立体地完善公卫应急管理体系，并对全社会的公共卫生认知、行为加以引导和规范。

4月7日，上海公布关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若干意见》。同日，广东出台《中共广东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关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若干意见》。

这是疫情发生后，全国最先围绕公卫体系层面出台的地方性文件。

从目前看，两份“解题”更强调横向、纵向协同联控，“软硬兼施”，为医疗强省带来了一定的借鉴：

两地相同点表现在：

重点向基层下沉

在两地的《意见》中，均突出了基层在公卫体系中的作用，硬件建设下沉。

上海要求，重点优化公共卫生设施布局和居民服务点设置，对市级和区级的硬件建设提出不同要求。加强定点医疗机构和发热门诊、社区“哨点”诊室标准化建设。

广东支持有条件的地市建设公共卫生医学中心和应急医院，并且加大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助力度，建立人均事业费补助定期增长机制，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加强农村、社区等基层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能力建设，探索构建以家庭医生为核心的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从各自的表述看，上海着重于构建基层机构的功能强化，而广东则明确希望通过补助等方式将“人”继续向基层公卫体系引导。

强化应急物资保障

两地均要求，强化物资保障，其中包括健全应急物资的储备和生产能力储备等管理机制，建设应急物流服务等运输保障。

重点是坚持平战结合、采储结合，加强应急物资和生产能力储备，建设公共卫生应急储备中心，应急物流服务平台和紧缺物资运输快速通道，

上海特别提出，建立全球采购机制，加强长三角应急物资互济互助和协同联动。广东则强调，加快建立和完善省市县三级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形成区域分布合理的多层级应急物资保障网络。

从采购机制的建立上，上海的构想明确“对标”了本次疫情发生后出现的局部物资短缺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