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启示录 | 吕富荣：扪心“三问”，做最全面的准备

因医疗资源充沛，武汉素有“中部医都”之称，除服务本地外，也吸引着周边城市的患者前来就医。

然而一切都发生得太快，看起来强大的武汉医疗系统，在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中几近崩溃。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下称重医附一院）副院长吕富荣看来，他们以一种事先完全未预料到的方式，开启了支援武汉、湖北的行程。

吕富荣带队出发

此次疫情，重医附一院先后派出5批援鄂医务人员共209人，分别在湖北武汉、湖北孝感参加新冠肺炎疫情医疗救治任务：1月26日第一批20人奔赴孝感，2月4日第二批15人出发武汉，2月11日第三批12人随重庆对口支援队再赴孝感，2月13日第四批160人出发武汉整建制接管武汉市第一医院，2月25日第五批心理专家2人到达孝感。

一问：医院如何迅速反应？

2020年1月3日，就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武汉发生不明原因肺炎后的第二天，重医附一院立即召开院长办公会，提出做好预案，立即准备发热门诊、筹备隔离病房等措施。

恰逢春节期间，医院患者量减少，医院决定腾空一栋楼，进行消毒改造。在这段时间，吕富荣几乎每天都和后勤保障部门的人待在一起。因为很多商家、厂家休假，医院想做个标识都很困难。“我们就用手写，然后用打印机打印出来。”吕富荣给总务处下了死命令：做不完，春节就不能休假。

其次，医院加强了发热门诊的管理，安排呼吸科、感染科医生值班；与此同时，在门诊大楼外搭建帐篷，把所有进出人员的预检分检环节设在门诊大楼之外。

上述几项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临时采取的“战时措施”，各大医院已不足为奇，但在1月初，当社会各界对新冠肺炎病毒认识还刚刚开始的时候，重医附一院已准备就绪。

“这可能和我们医院的传统有关，一旦有紧急事件发生，我们第一想法就是去验证，然后做最充分的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据吕富荣介绍，重医附一院感染病科是国家首批感染病重点学科，从SARS、禽流感到H7N9，重医附一院一直是重庆市突发公卫事件医疗救治单位，一旦有相关传染病出现，医院都会立即做出判断。“我们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一旦突发公卫事件，我们会充分重视，及时反应。”

医院感染科是新发、突发传染病时冲在第一线的科室。也正是因为拥有这样一批具有整体思维和公共卫生思维的医生和管理者，重医附一院有了第一道防线。

“但当时我们想到的仅仅是医院自身如何应对这一疾病。”直到1月下旬，武汉的情况越来越复杂，吕富荣也越来越感受到这次疫情的严重性，他们开始部署支援其他医院的力量。

党员宣誓仪式

1月30日，重医附一院党委组织“我是党员，我先上”共产党员突击队，全院共1267名党员参加；分阶段组建“疫情防控应急预备队”，挑选政治素质好、业务水平高、工作能力强的医疗队员；派出院感专家对所有队员进行严格的医学防护培训与考核，不过关者一律不得进入隔离病房。

与此同时，另一个疑问浮现在吕富荣心头：一场传染病即将蔓延，我们的物资准备充足吗？

二问：如何筹备物资？

1月22日，重医附一院约有5万个外科口罩。这个当时看似绰绰有余的储备量，在吕富荣看来还不足以应对疫情。

截至目前，重医附一院已筹备物资160个品种，重约12吨，总价值310.62万元，为前线医疗队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但这个数字的背后，是一段磨人的经历。

疫情之前，医院的物资采购是通过省内统一的采购平台，平台对相关企业进行一轮筛选后，医院在此范围内选择、议价，最终签约。疫情将这些步骤完全打乱。“那时要采购500个口罩都非常困难。”医院只能一方面自己向外拓宽渠道求助、采买，全球撒网找资源，一方面寄希望于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分配。

“医院的防护物资保障，只能说一直处在紧平衡的状态。”吕富荣面对只能维持“紧平衡”的物资，决定在院内实行定量发放，并要求外科等没有患者的科室人员减少来医院的次数，以降低口罩消耗量，“我们要优先保障一线医护人员的使用。”

1月25日（大年初一），重医附一院接到支援湖北的通知，1月26日首批支援队伍出发奔赴孝感。“一夜成军，留给我们准备物资的时间只有一个晚上。”

重医附一院并没有慌乱，他们首先从“疫情防控应急预备队”抽调20名医务人员，并根据这些人的身高体重等基本信息选购防护用品、生活物资及必要的设备设施等。

从内衣、卫生巾，到巧克力、冲锋衣，这些紧急救援时应该配备的生活物资，总务处一直都有一张固定的清单。当他们要“按图索骥”购买物资时，却发现许多商家在春节期间休假。于是医院紧急联系一家零售批发超市集团，晚上11点还在选购物资。

在重医附一院的传统中，每个人都做着随时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就连吕富荣的办公室里都一直存放着一个紧急救援背包，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半小时内就可以出发。

这源于重医附一院有一支2012年组建的国家（重庆）紧急医学救援队。救援队成员一直保持常训常备状态，曾参加过四川芦山地震救援等任务，是一支有能力应对各类卫生应急救援实战的队伍。

吕富荣说，每年的演练，再加上多次实战经验，让重医附一院在面临突发事件时，不会慌乱。

三问：人员如何协调？

孝感因很高的确诊人数，成为这次疫情中除武汉以外最引人关注的湖北省内城市。

2月10日，国家统筹安排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除武汉市外的16个市州及县级市。其中，重庆市和黑龙江省对口支援孝感市。2月11日上午，重医附一院第三批援鄂医疗队出发奔赴湖北孝感，吕富荣担任重庆赴孝感市新冠肺炎防治工作对口支援队医疗救治组组长。

吕富荣此次带领的是一直陌生的队伍，他们先后汇集了7批764名队员，来自95个医疗机构。不同单位、不同岗位、不同年龄段的队员，相互之间存在陌生感，队伍的统筹管理与工作激励，对吕富荣来说“是最难的事情”。

对口支援队采取了“最严的手段”，要求所有队员遵守指挥部制定的“三条铁纪”，即听指挥，讲团结；做好自身防护；严格按照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操作。以党建带动团建，成立对口支援队临时团委，凝聚发动青年力量；严格开展岗前培训，共完成培训33场、覆盖2886人，培训不过关的一律不得上岗；严格落实国家最新诊疗方案，因地制宜制定医疗护理管理质控要点，确保同质化、高质量救治。

支援现场的问题远不止“人生地不熟”那么简单。和前往支援武汉的医疗队不同，对口支援队承担着三项任务：医院管理、医疗救治和防控。

然而现实情况中，仍有医院传染病区不规范、个人防护意识差等情况出现。吕富荣要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如何减少沟通成本，协调各方工作。

为此，重庆牵头建立孝感、黑龙江、重庆三方会商制度，定期会商决策重大事项，全力推动当地转变认识、厘清思路、强化执行，通过不断磨合，逐步建立起较为顺畅的沟通机制。

医疗队队员正巡回会诊

其次，结合“一区三县”共6个医疗分队分布广、隔离病区内外信息沟通不畅、巡回专家不定时会诊查房等情况，支援队因地制宜上线华为云welink系统，配置中心端（指挥部）及个人端（40台平板电脑）设备，并于2月23日整体上线运行。这套系统不仅用于各驻点医疗队之间医疗协同，还支持在线团体心理辅导的开展，更满足了与重庆后方多次的工作汇报、入党在线宣誓及视频会议等行政办公的使用需求。

专家组正远程会诊

与此同时，重医附一院利用重庆电信，和湖北孝感市中心医院之间搭建起5G远程会诊系统。“我们建立起来的各种平台，有助于孝感市抗击新冠肺炎，也有利于未来孝感医疗水平的提高。”吕富荣说。

【吕富荣卫生建言】

我们需要有一种平战结合的思维，尽量规避突发救援中的风险。

在这次疫情中，很多综合性医院在快速进行“三区两通道”的设计改造时遇到很大困难，这就给我们一个警示，新建医院的急诊或其他病区，在建造时就应为改造传染病区做好准备。

除了医院，一些建设在空旷地点的养老院、培训中心等，在传染病暴发时可以加以利用。这些建筑在规划时，就应充分考虑到氧气、管道等的设计，以备不时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