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连线 | 援汉外科医生樊林:越是希望临近,越不能松懈

2020
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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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阳 / 健康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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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30余天的援汉历程后,外科医生樊林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新思考。

“迅速集结第四批医疗队,再一次出征武汉。人数133名,当日出发。”

时间回溯到2月7日,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下称“西安交大一附院”)接到了最新指令。那时,从铺天盖地的新闻,以及前面几批医疗队传来的消息中,大家知道前线的形势不容乐观。

这次,医院在重症、护呼吸、感染方面的人手已经“拮据”,加上前线也需要其他专业人员发挥优势,医院便给了泌尿外科、胸外科等科室一些名额。指令来得很突然,但愿意到武汉前线出一份力的医护还是很多,且愿望很强烈。

西安交大一附院普外科医生樊林也是如此。因为经验较为丰富,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够硬,樊林得以成为第四批医疗队的入选者之一。一名有着20余年行医经历的普外科医生,就这样投入到忽然而至的抗疫战斗中。

30余天过去了,樊林对健康界说,他经历了很多,感受也有很多。这是一名外科医生对以往既定轨迹的审视、对今后职业生涯的思考,也是对于父亲、同事等角色的新领悟。

从”未知”到”坦然”

即便对于前线困难已有一定的心理预期,当真正置身于特定环境之后,“切身的体会和言语的描述还是不同”。据樊林介绍,他所在的医疗队,任务是接管武汉市人民医院的一个重症病房。这原本是一个血管外科的病房,就地将其改造成一个感染病房。

传染病房有“三区、两通道”的标准,包括污染区、半污染区、清洁区。一些客观的建筑条件无法改变,医疗队只能因地制宜地进行改动。那时,设备、药品还存在短缺情况。“只有4台监护仪,远远不够,其他如呼吸机、高流量吸氧仪等,到了之后才迅速补充上来。”樊林回忆。

穿上防护服,戴上护目镜、防护手套等之后,人感觉很憋闷,这是一种缺氧的状态。护目镜容易起雾,让视野变得模糊。这时候,很多操作变得不那么敏捷。樊林说,时间久了,他会感到喘不来气。可是,如果脱下防护服出了隔离病房,防护服就不能再次使用了,因此他不敢轻易离开。在不舒服的时候,他就在窗户边伫立会儿,调整下呼吸。

厚厚的防护服还会隔音,听外边的声音变小了,别人听自己说的话也是。患者当中,老年人偏多,有的人方言很重,又听不懂普通话。两种因素加起来,和患者说话要费很大的力气。樊林说,在休息的时候,前线同事们会看一些有意思的武汉方言教程,以克服交流上的障碍。

不时还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有一次樊林值班的时候,一位77岁的老年患者,突然心率、血压下降,心脏骤停!他迅速启动抢救,进行心外按压,其他人也快速行动,插管、上呼吸机、推活血管药物……

十几分钟后,患者从死亡线上被抢救回来,大家都非常开心。在回驻地的路上,樊林安静地回忆起这一幕,心中隐隐担忧。因为,心脏按压容易形成气溶胶,这一操作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大家多少都是有些担心的,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心中的想法会多一些。”樊林说,一旦投入到工作当中的时候,就没有了多余的想法,因为治疗不能停的,停下就意味着生命失去的可能。

一些患者的境遇非常可怜,也会经常触动樊林。

他碰到过一家5口同时被感染,被收治在不同的病房。在被救治的过程中,家里的老爷子一直念叨着,“我死了不要紧,我的孙子不能有事,他才5个月呀!”

一些病情不太好的,家属会说,“我知道你们不远千里跑来,一定是尽力的了。只要尽力救治了,我们没有遗憾”。有时候,他们因为得到了救治,会向医护人员表达深深的感激,还和大家说,“等一切好起来,一定请你们到武汉吃热干面”。

“面对这样的患者,大家更会觉得,只有还有一线希望,还可以再努力一下。”樊林说。

在协同作战中学习和思考

工作环境艰难,工作流程也和往常迥异。医疗队将人员分为不同的小组开展工作,每个小组由不同专业的人员组成,需要彼此磨合,取长补短。

磨合当中有很多的细节。比如,外科和内科的诊疗专长有不一样,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同。外科也有重症患者,但是和呼吸衰竭的重症还是有差别的。

樊林和一名呼吸科医生、一名重症科医生分在一个组。大家相互协作,发挥各自特长,彼此补足缺项。最终,团队默契配合达成最佳治疗效果。“有些流程,最终看来还是基本的医疗制度,或者基本的诊疗规范。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结合现实的情况,会进行一些处理。”

为了捋顺流程,医疗队每天开一个例会,由院长主持。大家将治疗和其他方面的问题提出,探讨优化的方案,也将整体工作进行梳理。此外,由各医疗小组组长负责,每天组织对病人病情的讨论分析。对于一些重点病人的救治,小组会去请教别的医疗队专家,或者通过视频的方式,和非一线支援的专家进行远程交流。“比如,疑难重症的病人的一些特殊问题,就得线上请教相关的专家,去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樊林说。

但对于一些和外科相关的合并症,比如营养问题、腹痛腹泻等情况的处理,是跟外科术后的管理是相似的,而这正是樊林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所擅长的地方。

对于一些危重患者,大家都想再努力一下,优化其治疗方案,给患者更多的可能。如此,下班时间就可能延后。如果体力消耗大,休息不充分,再投入到第二天的工作,相对来说风险就会增加。

“一个人的时候,没有担心不可能。”樊林说,一旦投入到第二天工作的时候,就会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这样的一段经历,也给了樊林一些新的思考。

“我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樊林说,在自己的专业方面,自认为已经做的很好很深,成为一种日常了。但这次的经历让他认识到,自己不能局限在自己熟悉和擅长的领域里,要离开舒适区。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要做的也有很多,“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没有终点”。

现在大型公立医院的专业分工非常细化,对于年轻医生来说,选定专业之后,就会有一定的倾向性。但是经历过这次抗疫,他们发现很多培训是欠缺的。比如,围手术期对待重症患者,应该掌握的一些技能,或者应该关注的东西。“今后我带的学生,会更加重视他们对于患者的综合管理,在本专业优秀的基础上,更强调综合能力。”樊林说。

这样的一次前线实战经历,也让樊林认识到,大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来临的时候,不是单靠某一专业医护的力量,每个人都可能“上阵”。这时,外科医生如何能够在应急的状态下迅速响应?如何胜任工作?这是以往没有学习过的。

“如果参加过这样的培训或者准备,患者的治愈率会好很多,也不会有3000多医务人员感染这么庞大的数字了。”樊林的语气中略带遗憾。

女儿给了自己最大的感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大家的心理承受能力越来越好。”樊林说,一方面,他们对防护非常有信心,另一方面,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非常有意义,也开始有了成就感。“这种感觉不同于以往做熟悉工作时候的成就感,反倒是像考试,将很难的试卷答出来了,感到特别高兴。”

这段时间以来,樊林最大的收获,不仅是在专业上,更是在家人、朋友、师长、同行身上。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候,一些以前大家不会表达的,现在都表达出来了;平日没有意识到的东西,现在感受到了。“这不是一种专业上的收获,更多是一种内心的感受。”

前方并肩作战的同事,这时候成了“战友”。后方的同事,会寄来凉皮儿、肉夹馍这些家乡味道。“他们说,你们只说需要怎样的物资来满足救治需要,事实上你们也需要一些家乡的味道,满足内心的寄托。”樊林说,这给予了他们很大的支持和安慰。

给予樊林触动最大的,是他的 14岁的女儿。在他支援武汉第10天的时候,女儿给他写了一封信,言辞之间,深切表达了对父亲的牵挂。樊林感到女儿似乎一下子长大了,以前认为她还小,原来她都懂。女儿现在是一名初三学生,不久后就要面临升学压力。

“不知怎样回应女儿的关切。事实上,家人是我最大的牵挂。”樊林说,夜深人静时候内心的那些想法和担心,也更多是因为他们。然而,他不想告诉女儿这些。人生中的一些权衡、困难,今后她也会遇到。樊林只希望女儿今后,不论是喜欢学医还是喜欢其他专业,都能够享受从事这份职业的过程,健康快乐地度过一生。

现在,最艰苦的阶段已经过去,前线也没有那么紧张,可依旧不能太乐观。樊林介绍,就过去一周来看,收治患者的数量和出院患者的数量,基本上达到了平衡。药品、设备已经到位,不少重症患者在转为轻症,轻症患者在转阴、出院;但同时,也有不少重症患者在转为危重,一些危重患者尚未脱离风险。

“什么时候离开,或者‘换防’,目前并不清楚,要等待上面的安排。院长说过,疫情不退,我们不退。”樊林说,现在要做的,就是按照前期的安排,继续眼前的工作。越是看到希望的临近,越是不能松懈。因为,家里有亲人深深的牵挂。

最令樊林感动的,是女儿的那句话:“武汉这回一定能挺过去。我把我的爸爸借给你了,你一定要把他健康地还回来。”

樊林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是被“借”到武汉,发挥应有的作用,履行我们的职责,也希望疫情早日结束,凯旋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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