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专家:新冠疫情世界大流行只是时间问题

2020
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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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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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的前提是把事实先摸清楚,然后该追责的追责,制度上不合适的部分要重建。

世卫组织没有说大流行是希望不引起恐慌,但现在其实已经在全球完全扩散。如果疫情在印度、非洲进一步扩大的话,危害会非常大。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呈扩散趋势。

截至北京时间3月1日20时,中国以外共61个国家和地区报告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7600余例,已有七国的累计确诊病例逾一百例。

世卫组织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风险级别由“高”上调至“非常高”,希望推动各国加大疫情应对力度。针对疫情的全球蔓延形势,《中国慈善家》专访了著名流行病学专家、牛津大学终身教授陈铮鸣。

疫情已经在全球完全扩散

《中国慈善家》:

目前来看,您认为疫情是否已转变为世界大流行疾病?

国际社会在应对疫情方面是否应该借鉴武汉的防控措施,比如,封城或限制人员流动?

陈铮鸣: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的预警级别在逐步提高,也在动态、定期评估疫情的发展趋势。传染病大流行通常有几个大的标准:第一,范围非常广。现在疫情已经蔓延至61个国家和地区,除了南极以外,所有其他的6大洲已经覆盖了。第二,它比较严重,即病死率较高。普通的流感虽然覆盖面很广,但它对健康的危害并不是很大,病死率还是非常低的,所以不会称之为大流行。第三,在当地形成传播。

武汉是新冠疫情的首发地,对这个病的临床表现和诊断刚开始认识不足,大家的警惕性不高,所以耽搁了2~3周的防控关键期,这导致了疫情的蔓延。现在全球对这个病的理解相对比较成熟了,警惕性比较高。但尽管这样,个别的国家和地区还是疏忽。

现在我们最担心的情况在有些地方已经发生了,就是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出现首例接触史不清楚的病人。

这说明疫情很容易扩散,而且很难防控。假如疫情扩散了以后,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发展成国际大流行疾病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现在来看,除了中国的疫情控制得还不错,韩国、意大利、伊朗等几个国家形势非常严峻。其他国家,像巴西、墨西哥、印度、巴基斯坦等现在没有明确的报道,但是这个病毒你看不见摸不着,很难防控,只要有一个人带着病毒进去传播就能完全扩散,所以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

世卫组织没有说大流行是希望不引起恐慌,但现在其实已经在全球完全扩散,如果疫情在印度、非洲进一步扩散的话,危害会非常大。

《中国慈善家》:

韩国和伊朗的疫情突然暴发的原因是什么,会不会延及周边地区,针对医疗卫生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陈铮鸣:韩国的情况有些特殊,主要暴发在一个地下的宗教组织,他们的很多活动不对外宣布。现在政府花很大的力气来排查,但还有相当部分人追踪不到。韩国政府现在采取了一些防控措施,比如停课、禁止聚集、错峰上班等等,以减少人员的交叉感染。但其实政府很难控制,不可能把整个国家封掉,毕竟还要开展经济活动,还要考虑维持民生。

如果韩国发生大规模扩散的话,肯定也是不堪重负。

现在韩国已经有3000多例感染者,负压的病床大概1000多张,肯定会带来超负荷运转等一系列的问题。

伊朗现在的状况非常严峻。宗教圣城疫情开始蔓延的时候,政府应该取消宗教活动了,但他们没有听从公共卫生学家和医务人员的劝告,造成了病毒扩散,这是完全不应该发生的。另外,西方国家长期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它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医疗资源也非常缺乏。伊朗是一个宗教国家,朝圣的人到宗教圣地还是很多的,肯定会扩散出去。

在这样的情况下,控制疫情难度非常大。

伊朗邻国都采取了封锁边境的措施,希望能够有效遏制扩散。

如果疫情扩大到非洲国家,那么前景实在难以想象,因为非洲国家政府的行政能力、医疗卫生事业、基础的设施都比较薄弱。

像埃博拉这种病的传播途径相对来讲是很容易控制的,因为这个病毒是通过体液传播。但新冠病毒一旦扩散起来,防控的难度会非常大。好在非洲在气候因素上相对占了一点优势,气温相对比较高,不利于病毒的繁殖。

《中国慈善家》:

怎样评估欧洲面临的疫情风险,您认为欧盟及各国应采取哪些防控措施?

陈铮鸣:由于意大利的确诊病例急剧增加,欧洲疫情有恶化的风险,现在各国防控的警戒程度都升级了。而且,像英国、法国也出现了小范围的社区传播。所谓社区传播,就是说传染源和接触者不是很明确。在人数少的时候,可以花很大的精力来进行追踪排查,假如是社区传播,可能就有10个、20个、50个病人,原来的防控体系没办法应对,医院也没有这么多的人来进行护理。所以,

现在欧洲国家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

假如欧洲的疫情严重到像意大利那样的程度,就完全是另外一种状况,可能要封城或者半封城,学校都要关闭,所有的商场、影院、餐馆停止营业,体育赛事都要停止。目前除了意大利以外,其他地方还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所以现在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目前,除了意大利以外,别的国家的病例还是零星的,基本上是个位数,而且欧洲的医疗水平普遍比较高,所以应该不用太担心,而且欧洲各国政府都很警觉。

欧洲国家人口密度比较低,病情不太严重的话患者可以在家隔离。欧盟不可能宣布统一的防控措施,碰到这种紧急状况的时候,更多还是取决于各个国家采取各自的措施。比如,法国和意大利就把公路封了。

英国现在有20人感染新冠病毒,其中8人已治愈出院。2月28日,英格兰卫生部门确认了一名在英国境内感染的患者。

英国的政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健和理性的。

中国的疫情发生以后,英国官方马上出台对策,武汉来的人员要求在家隔离两个星期。中国的疫情严重了以后,英国的防控也稍微升级了。政府要对防疫政策通盘考虑,不希望对整个国民经济和民生造成很大影响,尽量避免因为疫情引起恐慌。政府医疗部门的团队每天都在开会,分析要不要对政策作出调整,包括它的计算机系统,还有电话调查设计的问题和收到的答案,都有一个团队后面在支撑,需要调整时它可以很快调整。这一点很重要。

疫情解除标准需要分不同级别

《中国慈善家》:

您预计中国的疫情什么时候能够完全结束,可以解除这种封闭隔离的状态?

陈铮鸣:目前还很难判断。中国境内疫情控制取得积极成效,民众的配合度也非常好。现在从数据来看,湖北以外省份基本上都是零增长。但是现在疫情控制出现一个复杂情况,那就是国际上疫情的影响。输入病例可能不是从武汉来的,而是来自日本或韩国,这又增加了一定的防疫难度。特别是北京、天津、山东、辽宁等跟韩国经贸交流比较密切的省市。

另一个复杂情况是新增病人的来源不清楚。像武汉这样千万人口规模的城市,社会的管控再严格肯定会有死角。死角有几个方面:一是流动人口或者不被社会关注的一些人口。还有可能是一些“城中城”,社区的管控可能不到位。

还有就是以前感染的基数太大了,有相当部分人是隐性感染,潜伏期很长,还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很难完全排查清楚。

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关键需要一个疫情解除的标准。比如,像非洲的埃博拉疫情采取的标准是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标准,即最后一个病人全部出院以后观察两个潜伏周期,假设你的潜伏期是15天,那么出院以后一个月内没有任何症状才能解除疫情。但是这次新冠疫情的传染性和病死率和埃博拉不同,中国的医疗卫生水平和防控能力也与非洲的情况不一样。

我认为,什么时间解除疫情需要非常慎重,一定要拿出一个标准方案,可能需要不同级别的解除标准。

江浙一带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将这几个省流动起来;武汉什么时候松动,要达到相应的标准。设定标准要考虑三个指标:一是新增者,二是疑似者,三是留观者。现在比较关注新增病例,但是一定要考虑后面两个因素。比如,留观者是零,疑似者是零,确诊的患者出院后14天内发病是零,那么这个地区疫情就可以解除了。当然,还要防范周边地区的疫情。其实封城容易、开城难,现在正规战结束了,接下来的游击战很难打。

《中国慈善家》:

目前,针对新冠病毒的治疗药物和疫苗研制有什么进展?

陈铮鸣:现在这个病确实没有很好的特效药,主要还是以支持治疗为主,通过病人的免疫力来恢复。美国的瑞德西韦是目前最有效的一个药物,但是它的研究是最严谨的,对外宣布措辞也是最谨慎的,现在还在做随机双盲临床试验,希望能得出一个结果。

其他的临床试验百花齐放,大概有上百个临床试验登记注册了,而且占用了很多病人的资源。很多研究实际上不科学,没有随机的对照,本身就经不起推敲。另外它的样本量也很少,100个人也根本不够,因为这个病自愈性很强。比如,有人说有一种中药的效果是92%,也可能是90%,也可能是0%。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讲92%,

因为这个病在国外不用中药,大部分也都治愈了。

这是一个基本的科学常识。必须按照科学的流程,从病毒的筛查、基因检测等等一步步去做,否则很难拿出特别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科研主管部门应该组织专家选择2~3个重大的科研课题,或者几个大的有希望的药物,哪怕是中药也好,集中力量来做研究。比如,对症抗感染等药物,对一组病人用药、一组病人不用药,然后看试验的结果。

现在有二十几家疫苗研究机构、药厂都在争分夺秒地研制疫苗,有不同的技术手段。现在做得比较好的就是牛津大学詹纳研究所,疫苗研发的速度相对还是比较快的,现在已经在生产了,估计就是6月份可以进入人体的临床试验。研制成功的把握比较大,因为它是基于埃博拉的疫苗基础上,所以技术相对比较稳定,当然最后还得要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

《中国慈善家》:

有专家称,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但病毒不一定发源于中国,对此您怎么看?

陈铮鸣:中间宿主确实没有完全搞清楚,进一步的研究很重要。只有搞清楚了以后,才能对病毒作彻底的溯源。

我不赞成钟南山院士的说法,那个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而且助长了一种阴谋论的谣言的散播。

这是个科学常识,包括美国在内,全世界所有的病例头几例都是跟武汉有密切关系。这条脉络非常清楚,至于是不是华南海鲜市场需要探索。我们讲要循证(Evidence-based),循证要有科学的依据,不能捕风捉影、以讹传讹,媒体和科学家都要以科学、负责的态度说话。

反思的前提是把事实先摸清楚

《中国慈善家》:

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我们从这次疫情最应该吸取的教训是什么?

陈铮鸣:一言难尽。我认为,反思的前提是把事实先摸清楚,然后该追责的追责,制度上不合适的部分要重建。总的来讲,

这是整个大的国家治理体系或者医疗卫生体系的问题。

从信息开放、权力下放,包括分级诊疗等等,这次教训太深刻了。希望通过这次疫情无论是政府还是全社会,要好好反思、好好分析。

当然这次疫情防控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虽然有很多人质疑中国疾控中心,但它至少在很短时间内分离出了病毒,把基因的测序测出来,这个很关键,否则后面的检测诊断无法进行。还有一些防控措施也值得肯定,比如,建设方舱医院的经验是不错的。

教训涉及的面太多了,希望能够有真正的反思。

从传染病预防的角度讲,三个警报系统都失灵了:

第一,医生的警报,一线的临床医生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第一时间报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在没有明确诊断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先报上去。

传染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第二,网络直报系统也没有发挥作用。刚开始的时候症状表现跟非典非常相似,应该按照非典病例来录入系统,再来排查。第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渠道——互联网。国际上做了很多研究,即使像美国有很好的传染病报告系统,但是它的时效性比不上网络,像百度的关键词搜索,腾讯、微博等社交软件的热搜,它可以马上就找到一些疫情暴发的苗头,因为现在民众的这种社交的媒体很发达。

还有决策方面的问题,这场疫情本来完全可以避免,没必要到现在这么严重。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没有一个人是错的,每个部门都有它的道理,这是最大的问题,是需要反思的。

还有一个需要反思的,就是中国的医疗制度,分级诊疗为什么推不下去。封城以后,一下子发烧门诊人满为患,造成交叉感染非常严重。所以,对医疗体系建设要深刻反思。这次疫情还反映出我们的医疗体系重点都放在治疗方面,对疾病的预防重视不够。

另外,这次各地派出的支援都是医疗队,很少涉及流行病学的调查,但后者非常关键。现在武汉到底多少人感染?可能没有人搞得清楚。武汉市人口密度相对比较大,真正感染的人数有多少,这需要做流行病学调查,需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都没有引起重视,就是医疗的次生危害,

比如说得了心脏病、中风和肿瘤的病人,因为武汉医院都把精力用在新冠病人身上了,他们得不到有效的救治。这些病间接造成的对健康的危害需要做研究,它可能导致一些间接死亡。随着疫情得到控制,一定要尽快把相关医院、门诊恢复起来。

(原标题:牛津大学流行病学专家:新冠疫情世界大流行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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