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灾害应急响应，发生公共卫生事件时，才能不打无准备之仗

公共卫生事件是指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我国目前已经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按照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了分级管理，并设有相应的预案。但是此次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疫情在考验武汉市、湖北省、乃至全国应急力量调动使用的过程中，反映出我国的防疫工作的诸多短板，也反映出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灾害应急响应仍然有待加强，或者说应该有待明确。

当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需要首先明确测算的对象是人，并以人口存量，以及人口流动为基本计算单位；以危及人口量级为分级应对响应条件；以消耗社会资本的可能预期为政策应急调整的依据；根据公共卫生事件本身的发生、发展、变化、结束的规律，用官方专业机构的宣传口径做为引导媒介传播的把握标准；同时对法律法规的应急出台做好相应的法制建设通道。

在公共卫生事件触发灾害应急响应的过程中，需要做到三点：一是数据真实有效透明。二是公共卫生事件按照规模已知可控做到分级上报，未知不可控直达最高决策层。三是在各级党政企事业机关迅速响应，实现应急调度合理统筹，避免过度和无序。

假定公共卫生事件为传染病疫情。作为测算对象，人口存量以及流动应该以实名制+地理信息系统为先导条件，按照目前我国公安、交通、通信、互（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都可以做到对个人和人群的数据画像，也可以测算出人际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口流动规律。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的要求，不暴露被测人员的隐私，计算出传染病传播趋势、传播途径、以及分析出基本的流行病学调查要件，可针对性制定流行病学调查问卷，再根据互（物）联网交互式平台+大数据分析测算出相对准确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从而制定出隔离和分类收治措施。按照数据测算分析出传播途径，找到媒介生物，做好消杀灭工作；并对重症患者的就医需求准确把握，这样才有助于决策层在收获信息后统筹调动资源，做好应急指挥。

在灾害应急响应中，真实有效的数据十分关键，此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早期实验室验证以及病毒分型中取得了突出成绩，对病毒的危险程度以及传染风险做了明确的推算，获得可参考的R0值。按照传染病法定要求，此次病毒疫情通过疫情直报系统上传到中国国家疾控中心，法定触发CDC对该情况的重视，并派专家组前去调研会商。但是问题出在结论上，以不传人以及有限人传人的论点，影响了各级别的决策。同时也因连续多日新增病例报告为0，导致应急体系对该公共卫生事件的响应错误。反映出我国的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体系运行不顺畅，本次疫情信息的客观真实数据没有得到技术专家以及行政机构的支持。最终导致了后期风险失控，应对失策等多方位问题。其中核心的问题就是真实有效信息无法快速直接抵达最高决策层。导致灾害应对级别和规模预估出现战略失误。在后续调整过程中依然存在真实信息不畅导致的决策失误。

此次疫情应对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确定为疫情后，防疫工作的主导权应为防疫专业人员。但是长时间一直以临床救治的非主动防疫思维进行疫情应对。导致医务人员和防护物资的极度匮乏。

解决办法：充分利用互（物）联网技术，对全人群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将潜在的病例找出来，找到传播规律，截断传播途径，做好有效的隔离分类施治，降低临床压力，减少医护人员、物资紧缺的现象，对已发病例做好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掌握精准的传播路径，分析传播规律和发现致病机制。

2、确定为疫情后，多部门落实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能力不足，起初均不是主动应对，导致贻误战机。

解决办法：国家响应应为一把手工程，各单位各级党委决策人员应为响应决策第一人，充分发挥国家制度优势，调动各级所能调动的一切资源，在法定的机制下迅速行动，调动各种资源力量应对灾害。

3、确定为疫情后，当地卫生行政官员专业能力短板严重，政令无法获得科学有效的依据，导致行政反应滞后，群众工作无法积极开展，被动应对高发的疫情态势，没有积极解决的办法。

解决办法：重大疫情发生时，应给卫生技术人员以越级上报的法定权力，并有权向媒体公布信息，同时给出建议案，引导政府行政资源向合理有序管控疫情的方向发展。

4、确定为疫情后，国家行政动员节奏滞后于民间动员。国家慈善捐助体系不畅通，资金物资使用不透明。

解决办法：建立健全法规，设立事中、事后法律追溯程序，对运行不畅、监督不力、不作为、违法等行为进行责任人刑事追查，并制定好管理责任人补缺制度，确保捐助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