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透“互联网+”进医保的来龙去脉 谁是最大受益方 哪类企业可分享这波政策红利

靴子终于落地。8月30日，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完善“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了“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医保支付政策。

此前，风声早起，多地连续数月持续密集发放互联网医院牌照。2019年4月至6月，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意通过了17家互联网医院的执业登记。4月，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有22家互联网医院集体上线，其中，三甲医院19家，民营医院仅1家。

作为互联网应用领先省份之一的浙江，更早已走在前面。

家住绍兴市的糖尿病患者刘女士，通过医院公众号和某互联网医疗APP，向绍兴市中心医院提交了处方续方申请，生成续方订单，凭借生成的处方二维码，她在家附近的药房就买到了日常服用的降糖药。

“以前定期要去医院挂号补方，现在在家门口药店就可以刷医保卡配药，省了太多麻烦了！”第一次体验在线配药便利的刘女士由衷地感慨。而这一就医新体验的背后，正是互联网医疗企业协助绍兴市中心医院最新推出的互联网医院“自助续方”服务。

地方先行的格局下，国家医保局对“互联网+”的支付新政引发多方诸多探讨。然而，互联网医疗业界内部反而有诸多持观望态度甚至泼冷水的观点。

健康界梳理发展进程和底层逻辑，来谈谈“互联网+”进医保支付这件事。各地实践最终上升为国家政策

“互联网+”进入医保，部分省市已走在前面，如四川、浙江等。2018年，桐乡市正式将乌镇互联网医院纳入市基本医保定点医疗机构范围，桐乡市参保职工在乌镇互联网医院就诊可使用医保报销。

这是“互联网医院”在浙江第一次获得医保政策突破，这也成为了国务院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政策出台前的重要参考。

2018年4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要求进一步完善医保支付政策，建立费用分担机制，健全互联网诊疗收费政策，促进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支持互联网医疗服务可持续发展。

同年8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8年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将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作为下半年医改重点工作，再次强调健全互联网诊疗收费政策，进一步完善医保支付政策，逐步将符合条件的互联网诊疗服务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2018年10月1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更是把“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情况发布会放在浙江邵逸夫医院举行。

这次情况发布会释放出的重要信息之一是，以浙江这一互联网应用最发达的省份之一的“互联网+”在医疗健康方面的应用和落地，勾勒了用“互联网+”手段破解医改难题，深化“放管服”改革，扩大社会参与，丰富医疗服务供给，推动优质医疗服务下沉，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的愿景。

在会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的院长蔡秀军介绍落实“互联网+医疗健康”便民惠民服务情况；宁波市卫生计生委主任张南芬介绍宁波“云医院”平台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标准、监管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情况，形成了覆盖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的分级诊疗和“网上医联体”；绍兴第二医院院长葛孟华介绍了如何在开展基层“互联网+医疗健康”便民惠民服务。

以上三者分别代表了三甲公立医院；政府主导，区域化布局，“互联网+医疗健康”提供统一的入口、统一的技术支撑和统一的运营保障的分级诊疗和医联体；以及基层县级医院如何运用“互联网+”手段来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在以乌镇互联网医院、宁波“云医院”为代表的创新实践推动下，互联网诊疗日渐成熟，服务定价、纳入医保从各地实践上升为国家政策。

今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将制定互联网诊疗收费和医保支付的政策文件，作为2019年深化医改的重点任务之一。

8月30日，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完善“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医保支付政策。

根据国家卫健委8月发布的《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全国目前已有158家互联网医院。

目前，互联网医院细分为三类：医疗机构自建型、医疗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合建型、第三方互联网医疗企业独建型。健康界智库通过调研发现，50%的单位选择医疗机构自建，41.18%的单位选择医疗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合建，仅有8.82%的单位选择第三方互联网企业独建型。通过数据可以看出，从业者更加看好以实体医疗机构作为发起方的互联网医院。

根据当前我国互联网发展形势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健康界智库认为，未来建设互联网医院，会从以互联网企业为主要发起方的形式过渡到以医院为主要发起方的形式。

公立医院纷纷开始与第三方平台合作建设互联网医院，例如三甲互联网医院“浙一互联网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网络医院”以及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等。

受益方是大型公立医院和患者

一年前，一位医疗健康领域的资深投资人接受健康界采访时表示，五年之后中国医疗最大的问题将会是支付。“既不能像美国全部是商保，出现医疗支付费用的不受控，自费的负担也不能太大，因为经济发展水平所限，国家（医保）必须要有相应承担。所以，三者要达到动态平衡，并且在支付里面扮演不同的角色。”

政府又何尝不在提前布局。当控费成为医改的主题，当医保总额增长有限，同时人口构成变化造成医疗费用逐年增高，降低医疗服务成本，总额控制成了控费的主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