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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0到1“聚变”难?17位两会代表为创新“顽疾”开“药方”

2019-03-15 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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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到2050年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如何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在本届两会期间,许多代表委员们从科技、科研方面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中国到2050年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按照规划,中国将在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现在距离目标实现还有不到两年时间。按照创新型国家标准,如何看待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表示,到2020年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也是个重大的任务。什么叫做进入创新型国家?即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要走在世界前列。具体讲,应该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来看这个事情。从定量来讲,去年我们国家按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排名,综合科技创新排在第17位,到2020年原定目标大概在15位左右。另外,科技贡献率要达到60%,去年达到了58.5%。

定性指标方面,进入创新型国家,就看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是不是把科技创新作为核心要素,发展的动力是不是更多地依靠科技创新,劳动主体是不是更多具备科技创新能力和精湛的技能,国家竞争力和综合国力是不是更多地用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来衡量,是不是有一大批高水平的高校、企业、研究院所,以及一大批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人才。科技合作是不是成为国与国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全民科学素质是不是有个较大的提高。

筑牢“科学地基” 突破“卡脖子”瓶颈

科技创新,既需要从1到100的应用研究和产业化落地,更需要从0到1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总源头。

强化基础研究,就要筑牢“科学地基”,突破“卡脖子”的瓶颈。统计显示,我国基础研究占研发投入的比重为5%左右,低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15%至20%的水平。

“真正的原创基础研究带有很大不确定性。开展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试点,是对创新主体自主权的充分尊重,有利于营造潜心研究、把‘冷板凳坐热’的科研定力。”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王建宇说。

“只有主动拥抱新技术,抢占新兴产业发展制高点,才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杨贵平表示,面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的窗口期,必须用前沿科学技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解决当前我国高质量发展存在的困难提供“新燃料”。通过改革创新科技研发和产业化应用机制,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加速前行。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饶子和说,当前主要发达国家都在强化基础研究战略部署,形势逼人,我国必须尽快补上基础研究的短板。他建议,制定国家基础科学战略规划,进一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的占比。

“可以通过加大税收优惠力度等手段,引导和鼓励包括企业、公益基金、个人在内的社会力量,投入关键核心技术与基础研究。在资金的用途上,科研人员可享有较大的自主支配权。”

全国人大代表、腾讯董事会主席马化腾说。

强化基础研究,还要以“敢闯无人区”的勇气,提升创新策源能力。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合肥市市长凌云认为,重大科学前沿的突破不仅需要科学装置和科学工程的强大支撑,更需要科研人员自身能够突破以往经验的束缚限制,在科学探索上有一股“拼劲”。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张全说,我国在建设多个科创中心的过程中,还要继续完善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创新基地布局,主导发起和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激发科研人员科技创新意识,进一步提升创新源头供给能力。

以科技创新人才创新 促进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科技人才队伍规模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但创新型科技人才结构不尽合理,科研人员开展原创性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还没有被充分激发出来。如何激发科技人才的创新活力,是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之一。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表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作为“双一流”建设高校,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责无旁贷,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围绕关键领域自主创新,力争在“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认为,未来的数字技术将从以消费者为导向转向以生产为导向,这会对人才培养提出更高的要求,但这样的人才还相对短缺,当前需要培养更多既有技术又懂企业管理的人才。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张柏春坦言,人才竞争是全球范围的。待遇低,人才流失的风险就大。

“国家在薪酬制度上进行大调整的难度很大。把科研经费的一部分作为间接费用,现阶段仍然是一个好的变通办法,对稳定人才队伍是有帮助的。”

“国家层面的人才调控是有意义的。近年来,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评审,西部申请者年龄限制可放宽两岁,就起到了一定效果。”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卞修武说。他还建议,可以通过东西部人才队伍之间的联动机制,把一部分人才招引到西部。例如加大力度建立东西部地区间的科研、人才等合作项目。

科技成果转化的纽带作用如何强化?

近年来,国家相关法规、政策接连出台,激发了科技人员创新创造的热情。而科技成果转化则成为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桥梁和纽带、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不过,从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金额来看,2017年的数据是1.3万亿元,与科技部提出的"到2020年达到2万亿元"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本届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就该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长李林专门对科技成果转化进行了调研。他发现,缺乏技术转移的专业人才队伍,被认为是成果转化的最大障碍。

“就像我们的研究单位,我们讲起来几年里也能有上百项,或者几百项所谓的专利,但是最后能被企业变成产品,或者变成应用成果的却是寥寥无几。我们深刻认识到,我们的成果转化方面,肯定也是有严重的能力缺陷。”

在李林代表看来,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科技成果转化专业人才“输血”体系不足,缺乏既懂技术又懂知识产权,还懂管理和市场的复合型人才。此外,在为转化人才提供专业平台的"造血"功能以及对从事科研成果转化专业人员的"活血"激励机制方面,都存在明显不足。

“某种程度上这些都是成果转化卡脖子的问题,所以要多管齐下,方方面面,从输血造血活血这样几个角度来全面针对真个问题找出解决办法。”

李林代表建议,从提高专业人员专项技能和服务经验的需求出发,建立适合不同层次人员的梯级培训体系。在现有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建立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力度支持专业化服务机构人才造血。同时,建立对科技成果转化人员的有效激励机制。可以在现有科技职称体系、相关制度制定、服务人员持股等机制创新几方面,实现有效的激励。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王建宇表示,让科研人才更好地从事转化工作,需从政策层面继续松绑。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王建宇称:“比如说有些管理干部,他觉得我更适于转化,他不一定要享受这些领导干部的待遇,他就可以让他把精力转到转化上面去。我们科学院研究所,可能前几年每年就不多,一年赚个几千万,但是他们变成全国的转化的试点单位,得到了应有的政策以后,第二年一下子就突破到几个亿,甚至将近十个亿,所以井喷作用还是非常明显。”

王建宇代表本次两会提交了关于加快国家实验室创新体系建设的建议。这些年,他一直在为筹建国家实验室而忙碌。目前,上海以科创中心建设为契机,大科学设施群为基石,聚焦生命科学和信息技术领域,建立了拥有优秀科学家团队及科学设施的实验室。

“我们打破了科学院原来研究所和研究所之间的围墙,我们也打破了上海市科学院和高校的围墙,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建设实验室,我想这在体制上已经基本为承接国家实验室的落地做好了准备。”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丁奎岭看来,科研成果转化不高的另一方面原因,还在于高校或者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许多都不具备市场竞争能力,企业不感冒,自然也难以转化成功。同时,不少企业也存在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无法真正有效将科研成果推向市场。

他建议,要统筹政府、科研院所和社会力量,搭建起平台,推动科研成果成熟化。

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周玉说,在国家利好政策的支持下,黑龙江省和哈工大联合建设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黑龙江省工业技术研究院,形成了科研管理与成果转化一体化推进的新模式。这一模式扭转了高校科研人员“不想转、不会转”的局面,激光通信、光学目标仿真、碳纤维复合材料等一批服务我国航天、国防建设并获得国家奖励的技术成果得以转化应用。

坚持创新引领发展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并对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战略部署。如何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在本届两会期间,许多代表委员们从科技、科研方面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吴一戎:“我们现在的科研体制,很多的研究我感觉到我们的科研的链条太短太窄。搞工程的即使是国家重大的科技项目,也是一个比较短比较窄的一个科研过程,比如说它就是工程任务,做完这个目标就结束了,尤其是现在在进行国际竞争,在要突破我们卡脖子技术,应该加强科技研究的链条,把做数学的、做科学的、做技术的、做工程技术的团在一起,在大的链条上团结在一起,一起来做。”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杨华勇:“为克服现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存在着学科单一,规模偏小,前瞻性不够等问题,切实凝聚成国家战略核心科技力量,建议围绕学科领域行业发展和区域创新,组建国家重点实验室联盟,重组现有国家重点实验室,把现有战略力量有效组织起来,集中力量办大事情,协同开展共性重大科学问题和战略方向的联合研究。同时强化与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龙头企业的联合与协作,打通基础研究与产业关键技术的通道,完成产业链的整合。”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徐旭东:“要鼓励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问题的解决。0到1的创新,和有了1之后核心问题的解决都很重要,这两方面的贡献真正确立一个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国际地位。要通过资源导向、学术评价引导形成一种价值观,以提出重要问题和解决关键核心问题为荣,而不仅仅是以文献计量指标的数值、分值为荣。鼓励青年科学家不要满足于在美欧日同行建立的科学框架里蹭热点、做填空。要重视中间阶段技术的接续研发。有一定难度的技术一般都不是出了教授的实验室直接就能上企业的生产线的,需要经过一个试验开发和规模放大的过程,投资要增加很多,风险又很大,高校和企业可能都不愿涉足,这是创新度较高的科技成果获得转化的真正难点。要建立机制使这一阶段的研发活动有可能获得接续支持,或者作为中间阶段技术获得转让,在下一环节研发企业得到接续,直至形成产品在市场获得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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