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尘肺病诊断医生被羁押”续：涉事矿工申请国家赔偿

2018年，因被怀疑“将非尘肺病人诊断为尘肺病人”，贵州航天医院肺病诊断小组的三名医生被羁押。7个月后，三名医生被取保候审，此案至今尚无定论。

2019年2月26日，“澎湃新闻”报道称，该事件涉事3名矿工本人或家属已收到警方的国家赔偿复议决定书——遵义市公安局认为其请求符合赔偿范围，要求绥阳县公安局重新作出决定。

健康界从中国医师协会获悉，涉事三名医生分别为董有睿、张晓波和黄亨平，三人被取保候审后不久便重回工作岗位。由于三人已被取保候审且时间不满一年，三人无法像涉事矿工那样申请国家赔偿，并且三名医生也从未表达过申请国家赔偿的意愿。

事起一份鉴定意见书

医生被羁押的原因是警方收到企业举报：三名医生将非尘肺病人诊断为尘肺病人。接到举报后，警方随即将上述三名医生带走。

据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透露，三位医生中，黄医生因为“涉嫌经济犯罪”被带走。但调查几十天后发现，黄医生与病人并没有任何经济往来，且互相不认识，便被释放。另外两名医生也与病人没有经济往来。也正因此，这两名医生与此前被释放的黄医生被带走的原因是“涉嫌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

指证三位医生失职犯罪的证据是一份鉴定意见书。通过对三位医生所作的547人的尘肺病诊断进行重新鉴定和新增鉴定，其中393人无尘肺病，111人胸片质量不合格，1人待定，有尘肺病者42人。诊断读片差异率高达92.3%，公安机关由此认定医生存在过失，导致国家社保资金流失。

不过，2012年到2016年间，贵州航天医院尘肺病专家诊断组共诊断2274例，确诊尘肺病人1640例。邓利强特别强调，很明显，相关部门只是把有问题、有争议的胸片筛出，从而认为诊断读片差异率奇高，这是非常不尊重事实、不公平的做法，因此羁押理由也“站不住脚”。

医生被羁押期间暴瘦40斤

被羁押的董有睿医生在此前体重有140斤左右，被取保候审时，家人看到她，“大概只有100斤，明显消瘦很多”。董有睿的哥哥此前在接受健康界采访时说，妹妹精神和身体状态都很不好，见到家人时不由嚎啕大哭起来，情绪久久无法平静。

董先生表示，妹妹在被羁押期间身心非常痛苦，但始终有信心，坚持认为自己是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去为病人进行诊断，绝无践踏法律的行为。

对于医生被取保候审原因，邓利强将其归结为“事情说清楚了，大家意识到此前的做法确实有问题”。

劳动者能否被鉴定为肺病患者 考验社会良心

该事件引申出一个问题：医生是否存在读片差异？《中国之声》此前曾就此事采访同济大学附属上海肺科医院医生毛翎。毛翎表示，读片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在一组专家的读片中，发生读片差异的范围为18.8％至33.2%，经验不多与经验最多的读片者差异达75.6%，甚至连读片者自身都有平均12.5%的差异。

毛翎提到，在该事件中，材料抽取要做到“随机”，而不是“随便抽”“想抽谁就抽谁”，因此若判断三名医生是否失职，应该把他们的所有片子全部拿来。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肺病专家表示，尘肺病是一种严重的职业病，被称为“上半辈子用命来换钱，下半辈子用钱换命”，在尘肺病的预防、诊断、治疗、赔偿、监管等环节上，均存在漏洞，尘肺病患者获得赔偿的比例也很小。

尘肺病人是社会中极度弱势的群体，他们均有明确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史，在劳动过程中身体健康被损害。就在三名医生被取保候审的当天，央视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为《医生“误诊”尘肺病？动用刑法要慎之又慎》。

文章连续质问，职业病的诊断是否有错误？“错诊”是否应该上升为刑事犯罪？以刑事手段处理医生的“错诊”，背后是否涉及利益之争？

文章认为，“失职”罪名是对于权力滥用的约束，而医生的医疗诊断本身是基于技术规范，并不是基于公权力，这也正是此前几乎没有医生因为“误诊”而被追究罪名的原因。

此外，职业病认定有严格的程序，三位医生无法一手遮天。整个诊断过程，需要先对劳动者进行数字化拍片，然后进行随访、再做高千伏射片，最后才交由三位有资格的职业病医师“看片”。轮到三位被捕的医生来鉴定的病人，已有严重的尘肺病嫌疑。所以，一般不存在恶意颠倒黑白而“误诊”的可能性。劳动者能否被正常鉴定为职业尘肺病患者，在考验社会的良心。

“我们不能为了人为减少尘肺病诊断率，去羁押肺病诊断医生，社会要尊重医生诊断的权利，否则未来谁还会去做尘肺病诊断医生？”邓利强反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