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医务人员遇见艾滋病患者......

遇见，一个让人满怀想象的词。

席慕蓉在《一棵开花的树》中写道，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

张爱玲在《爱》中写道，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

……

但不是所有的遇见都透露出清新文艺，比如医务人员遇见艾滋病患者。

一种使命和一个疾病的对抗

医护和艾滋之间的新闻没有少过。

虽然艾滋病已经进入了抗病毒治疗时代，即使20岁时诊断出HIV阳性的成年人，也能活到80岁出头。但由于传播的滞后性，多数人还停留在“艾滋=死亡”的印象阶段。

这让全社会对于艾滋病人的歧视和误解，近年来有增不减，包括医务人员。

医生，也是人，也有他要守护的家人。

曾有一项针对两家三甲医院183名医务人员的调查显示，将近60%的医务人员不愿意为艾滋病患者提供医疗服务，43.72%的医务人员表示在门诊遇到艾滋病患者还是会排斥。

一位来自河北的医生这样说“我绝对愿意救治每一位病人。我一向认真对待经手的每一个患者。但我同时希望自己的安全和健康得到100%的保证，起码不会因为工作受到损害，甚至是危及生命。”

张大夫曾这样描述自己第一次为艾滋病患者手术后的情景。

“手术很顺利地结束了，袖口上、腹部接触台面的手术服上留下了血迹，我明明知道其实防渗透的手术衣并不会让病人的血渗到自己的身上，但我还是心存不安，蘸了酒精棉，擦拭手、手腕……走出手术间，在例行下班前冲澡时，我特地延长时间，多冲了会儿澡，仔细查看自己身上有没有破损。”

恐惧，来自不了解。

实际上，因为HIV病毒比较脆弱，在体外存活时间也就5到10分钟左右，最长不超过15分钟。

但是，医生的职业暴露却是真实存在的。

丁香园曾开展过一次调查，发现在2065个医生中，有88%的医生在不知情、未采取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为HIV感染者开展手术，并有13%的医生被针刺伤。

染艾风险和恐艾情绪的纠缠

发生职业暴露无疑是医生最不愿面对的事情。

但一旦发生职业暴露，还有阻断药物可以挽回形势。

这些副作用极大的药物需要连续服用28天，并且还需连续监测半年到1年才能确认是否有被感染，期间医生需要承受的心理压力难以想象。

韩宁是北京地坛医院的一位医生，在工作中常年与HIV感染者相伴。

1999年，韩宁为一名艾滋病感染者进行腰部穿刺操作，过程中不慎划伤了手指，鲜血瞬时流出。

在服用阻断药物的1个月里，韩宁忍受着药物带来的恶心和头晕等副作用上班。他没有为此请过一天假，也不曾跟周围朋友谈起这件事，一个人默默承受着心理压力。“说不怕是不可能的，但正是因为了解艾滋病防治和阻断治疗的知识，才没有过分紧张。”在此前健康界的采访中，韩宁说到。

截至目前，全球还没有一起医生职业暴露后及时接受阻断治疗，仍然被感染HIV的报告。

虽然如此，向家人隐瞒，依然是医务人员的更多选择。

尤其是在发生职业暴露，但并未确诊阴性前，多数医生会像韩宁一样，独自承受压力。

在社会普遍的“恐艾”情绪蔓延下，医者的使命与生存的要求纠缠，谁又能要求更多？

自我保护与普遍防护的原则

其实，不管医生是否愿意，对医生而言，很有可能他的下一位患者就是艾滋病患者。

因为，尽管很多医院在术前都要进行必要的血液检查，但在挽救生命的危急时刻，医生们通常没有更多的选择。

因为，为了接受治疗，不少艾滋患者会在入院时隐瞒自己的病情。

因为，HIV存在窗口期，即使患者已经携带HIV病毒，也会在2~12周后才显示阳性。

所以，医务人员应树立标准预防的理念，无论术前病毒检测结果如何，均不应对防护方案造成影响，而应视所有患者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均具有传染性。

这也是WHO所强调的。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普遍性防护原则：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要把用过的器具传递给别人。

在进行侵袭性操作时，一定要保证足够的光线，尽可能减少创口出血。

千万不要向用过的一次性注射器针头上盖针头套。不要用手毁坏用过的注射器。

在创口缝合时，要特别注意减少意外刺伤。

把用过的注射器直接放到专门的桶（盒）中，统一处理。

勿将锐利废弃物同其它废弃物混在一起。

勿将锐利废弃物放在儿童可以接触到的地方。

医务人员发生艾滋病毒职业暴露后的处理措施：

用肥皂液和流动水清洗污染的皮肤，用生理盐水冲洗粘膜。

如有伤口，应当在伤口旁端轻轻挤压，尽可能挤出损伤处的血液，再用肥皂液和流动水进行冲洗；禁止进行伤口的局部挤压。

受伤部位的伤口冲洗后，应当用消毒液，如：75%乙醇或者0.5%碘伏进行消毒，并包扎伤口；被暴露的粘膜，应当反复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

根据情况选择服用药物预防HIV感染的发生。如需要服用抗病毒药物，服药时限是越快越好，一般在1小时内服药的预防性效果最好。

好的体制与医患关系的塑造

但是，人毕竟是脆弱的。

在保护医务安全上，制度建设不能忽略。

“可以学学国外是怎么管理的，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他们在这方面有近30年的经验。”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说。

如前所述，一些发达国家在手术前，不查感染指标，而是默认病人有感染性疾病，统一按照感染级别来处理。但国内医院一般很难落实普遍防护原则。

在澳洲的医疗系统中，手术室使用的是双层显影手术手套 （底层为强韧的彩色厚手套，表层为淡色的轻薄的触感手套，一旦穿孔会形成显影层提醒医务人员更换手套），防喷溅面罩、一次性手术衣都是标准配置。

另外，任何机构一旦查出HIV感染者，澳洲的医保系统会根据医保号码向所有医疗机构提供预警，确保不论病人在哪里就医，相关医疗人员都能知晓。

如果病人需要做手术，则会启动一些预案，例如一般会将其手术安排在当天手术的最后一台进行，以避免患者间的交叉感染；手术室和器械清理都有各自更高等级的消毒标准。

澳洲的一位医生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一套系统让他很放心，也让他对给艾滋病患者手术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同时，李太生还呼吁建立明确的法律，规定职业暴露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何赔偿，基层医院治疗艾滋病的医务人员待遇应该如何制定……“国家要有这个政策，比如医务人员真的感染了，算什么？算工伤吗？”

问题还有不少。

但可以确定的是，只有建立了好的系统，才能塑造更好的医患关系，才能让医生放心大胆的去救该救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