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死亡”立法有望通过 我国或将采取二元死亡标准

9月29日一早，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真是国庆节最好的礼物”，陈静瑜在一个微信群里跟大家分享，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

原来，他收到了来自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的一封信。信中说，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脑死亡”立法的建议有望通过，将在现行法律中增加“脑死亡”和“心死亡”的规定，给死者家属一定选择权。

3年了，这回，陈静瑜终于盼到了令他满意的答复。

早在2015年、2016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陈静瑜提出“脑死亡”立法建议，但是都被回绝了。

其中一个答复是：目前中国尚缺乏“脑死亡”立法的社会基础，老百姓还不认可。

因为一直以来，中国人都用“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来形容人的死亡。

我国法律同样规定：死亡标准是：心跳、自主呼吸停止，血压为零，瞳孔扩散，反射消失，即常说的“心死亡”。

然而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人们发现，用“脑死亡”作为死亡诊断标准，较之“心死亡”更为科学。

脑死亡之后，在接受人工呼吸等支持的情况下，心脏仍可跳动，并保持全身的血液循环。但是，人一旦“脑死亡”，就再也不能被救活。

立法缺失为医学界带来诸多难题

道德和法制的发展，总是滞后于科技进步。

即便“脑死亡”有着明确的科学依据，已经越来越被人所明晰，然而出于主观上强烈的情感，对于脑死亡而尚有心跳的死者，即便实行仪式化的抢救，也会使得家属内心有一些宽慰。

但是，这不是反对“脑立法”的理由。

陈静瑜举例说，“比如一个因为车祸而脑外伤的病人来到我们医院进行救治，在抢救的过程当中，医生为其插了呼吸机，尽管临床专家通过脑电图等仪器，按照临床标准做出病人已经脑死亡的判定，但很多情况下家属还是不愿意放弃，他们会说，病人的心脏还在跳呢，怎么就说已经死了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就要耗到这个病人心脏也不行了，两个肺也因为插管而感染，整个过程会延续很长的时间，也许是一周、两周，甚至一个月。这期间，病人会花费非常多的费用，自费病人甚至会花掉几十万元。”

除此之外，脑死亡还会占用有限的医疗资源。“现在大型综合性医院ICU一床难求。很多情况下，真正意义上值得抢救的病人因为脑死亡病人占用资源，而没办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陈静瑜说。

不仅如此，因为“脑死亡”立法的缺失，一旦面临脑死亡病人器官捐献的案例，临床医生便会面临法律的困惑，陷入两难。同时，就供体质量而言，“心死亡”和“脑死亡”相比会有所下降，使用率也相对偏低。

为此，在2018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陈静瑜再次提出加快脑死亡立法的建议。

而在时隔6个多月之后，他得到开头所说的满意答复。

脑立法已经具备群众基础

为了对相关部门“目前中国尚缺乏‘脑死亡’立法的社会基础，老百姓还不认可”的说法进行回应，2018年，陈静瑜重点调研了社会基础方面的情况。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陈静瑜介绍，从2010年开始，中国开展了公民的心脑死亡器官捐献。这几年以来，器官捐献工作发展非常快。目前这项工作实践中分“心死亡”和“脑死亡”两种情况。

数字显示，2016年，我国每百万人口年捐献率（PMP）己达2.98。“2017年，更是有超过5000多个心脑死亡的病人做了器官捐赠，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病人属于脑死亡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讲，大部分病人家属认可了脑死亡，这说明我国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也正是这样有理有据的调研报告，为陈静瑜2018年的提案增添了“胜算”。

“在国庆节到来之际，得到这个消息，真的是太意外太高兴了，所有的一切说明了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的发展进步，从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建立，到脑死亡立法，我作为一个见证者，深为生活在我们祖国这个伟大的时代而自豪，我也一直在被祖国的快速发展推动着进步成长。”陈静瑜在微信群里说。

延展：脑立法不存在太多技术难题

陈静瑜说，脑死亡的立法并不存在太多技术难题。对于脑死亡的判定，临床上国际标准也很明确，早在15年前我国就有了临床上的标准。而且在临床实践中，做脑死亡判断的也不是做器官移植的医生，而是有专门的从事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的专家来做。此外，中国目前器官捐献是完全跟国际接轨的，整个流程十分规范。一旦脑死亡的病人家属同意捐赠病人的器官，会有红十字会器官捐献方面的协调员等来完成各种手续，获取器官之后，会通过国家的注册网络的分配系统进行分配，直至外科医生获取器官，进行移植手术，挽救更多的病人。

（部分内容综编自法制网、《医学与哲学》杂志《“脑死亡”立法的伦理学思辨》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