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知灼见 | 坐拥丰富临床资源的中国如何破局创新转化？

16名中国科学院院士与中国工程院院士，联合24名全国学科带头人与33家大型研究型医院，在12月23日共同宣布发起成立中国医学创新联盟（China Medical Innovation Alliance，CMIA）。

盛事一桩，势必引发国内医学创新领域的波动。那么，纵观国内，中国医学创新的环境如何？主体如何？机制如何？

在2017中国医学创新联盟（下称联盟）高峰论坛上，众多联盟成员和医界专家共同论道中国医学创新转化，真知灼见凝练出破局之解。

创新环境：解开思想 放开手脚

健康中国和创新驱动两大国家战略之下，一系列政策文件相继出炉，包括《“十三五”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专项规划》、《关于全面推进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等，从各个方面鼓励和推动医学创新。

政策带来的影响总是不可估量的。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举例说道，美国1980年的“拜杜法案”（The Bayh-Dole Act of 1980）明确规定，所有大学和研究机构可以将因政府经费所获得的科研成果申请专利，且有权有偿转让，利润由大学或科研机构自享；而且可以进行“专有许可”，即只允许一个厂商拥有开发权。这一点“甜头”就使美国的成果转化率在短期内提高了10倍。

宋瑞霖认为，当前国内政策正在不断解绑，是非常有利的信号。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秘书长徐珊对此十分赞同。她表示，近期国家出台了许多鼓励医疗器械创新的政策，比如今年在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的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改革，为医疗器械创新开放了更大的窗口。

同时，徐珊也认为，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还需要政策的配套协调与衔接。在当前医保控费的大背景下，许多创新产品在进入临床使用过程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阻碍，是深化医改背景下医学创新遇到的新问题。

多位与会嘉宾还表示，期望看到科研经费管理、人事管理等方面的政策放开，提高医院自主权。“把科研经费和人事管死了，就把人的思维也管死了。原本立意很好的激励政策便难以得到有效推动。”一位提问者在现场提问时说道，“院长的自主权不够，导致进行决策都需要层层上报、层层审批，这方面制度亟需突破。”

中国工程院院士、解放军总医院解放军肾脏病研究所所长陈香美深表认同。她认为，要释放中国创新活力，人事改革是第一位的。人力不能释放出来，人的能力就难以真正释放出来。只靠着社会力量的推动，难以产生真正伟大的创新。

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刚说道，“我们在国家层面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当前的现状是管项目的不能管研究，管研究的不能管项目，管理权限的分割导致科研资源难以实现有效协同。”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理事长封国生以北京为例分享道，北京市在2015年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推动科研成果创新与转化的政策性文件，极大提高了医生和医院进行科研创新的积极性。然而，由于其他相关管理部门对文件理解和认识的不同，导致这些政策在实际运行中并未收到良好效果。“我们呼吁，科研创新和协同方面的政策，应由政府来统筹推动。政策的落实，首先需要所有涉管部门的认可，才能真正创造一个良好机制。”

另外，当前中国医学创新能力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是与会嘉宾的另一个共识，国内90%以上的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仍主要依赖进口。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在演讲中反复强调，政策和机制上首先要给予科学家足够的耐心与支持。以色列虽然疆域面积狭小、自然资源缺乏，却以科研创新能力强而享誉世界，这正是因为其建立了保护科研创新的机制。以色列政府“承担风险却不共享收益”的原则，让葛均波印象深刻。“批给科学家研究经费之前，已经进行了严格的评审，那就要相信科学家，让他们放手去干。”

“如果让科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对财务问题谨小慎微，那就相当于被捆住了手脚。”美国纳米医学研究院教授、美国心脏学院院士、首席科学家魏启明说道，美国的科研基金注重支持基础医学研究，并会提供持续性资助。“同一主题甚至可以连续研究20年，这样的机制才有可能培养出诺贝尔奖获得者。”

陈香美还在发言中表示，随着分级诊疗制度的确立，三级教学医院将能更多地担负起教学和科研重任，这对于未来中国医学创新的发展十分有利。

创新主体：激发医生、医院的创新活力

“医生和医院是医学创新的主体。”作为中国医学创新联盟（CMIA）的总发起人，葛均波表示，科研创新的理念往往是由医生在医院临床实践中提出来的，整个实验过程、市场应用和验证都由医生主导，在医院进行。因此，推动医学创新发展，首先要激发医生、医院两个创新主体的活力。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院长滕皋军所作的案例分享，有力支持了葛均波的这一倡导。过去14年中，该院一研究团队始终关注粒子支架的研发。2003年，出于对食道癌患者的观察，该院临床医生产生了将粒子与支架组合的想法。在研究过程中，医生又不断结合临床需求，将该理念应用到胆道癌等疾病治疗上，已使25万例食管癌患者、超5万例胆管恶性梗阻患者获益。目前，该研究项目还在继续。“如果没有医生提出想法和思路，医学产品的创新是不可能实现的。”滕皋军说道。

封国生对此深有感触。他分享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于2014年便建设了5000多平米的基础研究中心，并从国内外招聘30多名不从事临床的专职研究人员，运行几年后发现研究成果并不理想。在总结经验时，医院认为关键问题就在于没有发挥临床主导作用。从2016年开始，医院将专职研究人员分散到各临床部门，与临床医生PI(Principal Investigator）形成紧密的团队合作。

同时，临床医生缺乏时间、意愿和动力进行科研，是目前国内多数医院存在的共性问题。陈香美认为，当前各医院的创新机制仍不明确。院长的主要压力还在于增加门诊量、加快住院床位周转等，医生则每天陷于忙碌的临床工作。“临床研究工作不应仅仅是科主任及其研究生的任务，应在医院内形成持续推动创新的管理机制。”

“科研创新，管理先行。”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院长孙虹向与会嘉宾分享了该院的相关探索。在缺乏时间方面，湘雅医院专门为临床医生配备专职的科研人员，截至目前全院共配备专职科研人员超200名。同时，医院还与中南大学基础研究所建立双PI制度，以此盘活了大量的技术研究资源。在缺乏意愿方面，湘雅医院通过各种途径与方法，让医生逐步认识到“要想做个好医生，必须注重学术和科研。”例如，在进行科主任换届时，医院对科主任职资格中的学术和科研成果要求规定严格，使得全院有十个科室换届之后没有科主任，从而对全院上下积极探索科研创新形成巨大推力。在缺乏动力方面，湘雅医院还建立了系统的奖励和培养制度。

“只有坚持创新，医院才能可持续发展。拼规模、拼扩张都是昙花一现的，科研创新才是医院发展的根本生命力。”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新民感慨道，“ 我们医院招进的人才都是非常好的苗子，但是他们到了医院以后就开始关注自己的小日子，不愿追求教学和科研。这是整个氛围的问题，打破这种氛围首先需要从管理机制着手改变。”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产业策划部主任张彦奇还从自身经验出发，建议有条件的研究型医院，最好建一个专职化的内设机构负责技术成果转化。作为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于2003年成立的专职成果转移转化部门的负责人，张彦奇感受颇多。“由于体制原因，社会上的中介服务机构很难深入到医院、高校和研究所里。而内设机构的专业性和专职化，能有效打开研究所与社会机构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提高创新成果转化能力。”

创新机制：打破“两张皮” 促进成果转化

值得注意的是，医生在医院内科研成果的临床转化，确实是当下我国医学创新能力的薄弱一环。

作为中国医学创新联盟（CMIA）的联合秘书长，健康界传媒创始人赵红表示，虽然国家科技投入持续增加，科技创新能力快速提升，但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率却依然较低，这也阻碍了中国临床医学技术的发展。

细观数据发现，过去十年，我国发表医学科技论文超过45万篇，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2016年中国医药相关专利申请量超过12万件，位居世界第一。然而，真正得到转化的科研成果却为数不多，更多的科研成果以“论文”的形式被束之高阁。

症结还在机制。当前，我国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两张皮”的问题依然存在。教育体系和科研评价体系重学术评价、轻成果应用，不能有效地对产业需求做出反应；另一方面，国内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入普遍不足，难以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成果；而技术服务市场在监督、评估等方面还不够完善，使得成果交易缺乏法制化和规范化管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副院长黄恺表示，要鼓励医生做科研，同时也要引导医生把科研成果向临床转化。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是公认的科研强院。该院院长李为民向与会嘉宾介绍了医院在临床成果转化方面的三大做法。首先，构建华西成果转化体系，不仅建有国家转化医学中心，还在医院内部建立技术转移办公室，并成立了独立法人机构——四川西部医药技术转移中心，负责医院的成果转化。其次，制订成果转化激励政策，例如将科技成果转化80%的收益归于创新团队，其中要求30%用于再发展。再次，搭建全产业链的转化医学平台，形成完整的生物医学产业的创新链、技术链、服务链。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案例对于各医院而言，具有典型的借鉴意义，然而在实操方面仍然存在难度；同时，如何整合众多医院、社会企业、民间资本等的需求、资金与资源？国家卫计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代涛认为，建设专业化的中介服务平台十分必要。“当前我国医学创新的一个重要挑战是跨界不足，政、医、产、学、研、资各主体之间联系不够紧密，期待中介服务平台能有效整合各方力量。”

这恰恰是中国医学创新联盟（CMIA）成立的初衷。

“政策实现落地，还需要民间力量的推动。”葛均波在接受健康界采访时表示，“当前，国家非常重视科学研究。但从创新理念到科研成果再到落地转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有一个平台能集聚各方力量、倡议医学创新、建言国家政策、研究创新趋势、探索创新机制、培养创新人才、加强国际交流、发现创新成果、推动创新转化、促进创新应用。”

联盟的理念获得众人支持。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所说，“中国医学创新联盟的成立，不仅是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也是诸多医生同道共同的心声。”一呼百应之下，中国医学创新联盟已吸引16位院士、24位学科带头人和33家研究型医院加入。

“创新是一个民族前进的灵魂。”葛均波表示，联盟欢迎更多医学领域和科学领域的专家、单位，及社会企业、民间资本等。“社会力量的加入将大大激发科研创新活力。”

创新联盟：非营利性的产学研政资媒平台

发起成立中国医学创新联盟（CMIA），背后是葛均波数十年如一日在医学创新领域的深耕。

作为心脏支架国产化的强力推动者，葛均波及其团队发明的国产支架售价比进口支架低约2万元，市场份额不断走高的同时，迫使进口支架价格“跳水”。然而，其中也有一段令葛均波痛心的故事。“当年我和团队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款完全可降解涂层心脏支架，我们为其命名‘Bioabsorbable polymer’，发表科研论文并被多次引用。4年后，美国科研团队也研发出基于同一理念的心脏支架，将关键用词改为‘Biodegradable’，并申请了专利。当时中国在心脏支架方面的研发还没有国际话语权， ‘Biodegradable’一词便成为了可降解涂层的国际通行术语。”葛均波在接受健康界采访时表示，这件事坚定了他发起中国医学创新联盟的决心。“联盟将搭建自己的专家库。我们的临床医生经过评审进入到专家库以后，联盟会负责将其科研专利成果推向国际，以代表国家和学界的科研创新水平。”

不仅如此，联盟还会积极建立更为完善的医学创新评价体系，将科研成果转化情况纳入考核评价，包括对社会的贡献、带来的产值等。“这是联盟应该为国家做的事情。”

健康界获悉，根据章程规划，联盟将在2018年重点推进“七个一”工程，即一个医学创新培训学院、一个医学创新论坛（年度）、一次医学创新大赛（年度）、一本医学创新白皮书（年度）、一个医学创新排行榜（年度）、一个医学创新合作平台、一个医学创新自媒体。

葛均波还强调，联盟将设立专门的律师团队，以保护和引导医生按照政策法规要求申请专利、进行科研创新。“褚健、付林等案太令人震惊，国内这样大的科学家竟因为科研经费而身陷囹圄。联盟一定要通过法律途径保护和引导临床医生，规避这种悲剧的再发生。”

实际上，早在2015年，葛均波便发起成立中国心血管创新俱乐部（Center for Cardiovascular Innovations，CCI），推动心血管领域医疗器械的创新成果转化。通过两年实践，CCI探索出一套五位一体的运行模式，并有近20项产品在研，成立2家初创公司，一个创新生态圈正在初步构建。 

“希望借助CCI的发展经验，中国医学创新联盟能够推动中国医学创新的整体发展。”葛均波表示，联合医、研、企、政、资、媒各方同道，中国医学创新联盟（CMIA）将建立价值共同体，构建医学创新的新机制，加强各成员间的协同创新，理顺医学创新的成果转化渠道，促进我国医学创新研究、开发及成果的产业化、资本化,引领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

公益性是赵红一再强调的联盟属性。医学科技创新有自身特有的发展规律，前期投入高、创新链条长、研发周期长。“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首先要抱着公益之心来支持联盟发展。”如果将创新理念喻为种子，那么联盟所作的事情正是刨地，未来还需要各位联盟成员共同播种、浇水、收割，才能获得丰收的硕果。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医生、中国医学创新联盟（CMIA）联合秘书长沈雳也说道，协作才是力量的真正源泉。“一个组织的成功，不是因为它自己有多厉害，而是有多少人一同齐心协力持续开拓。”

现场高峰对话环节，各位与会嘉宾还针对联盟日后的运营发展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张彦奇建议，在资金方面有两个阶段非常重要。首先是从基础研究到技术雏形的阶段。该阶段未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覆盖，因此需要自行筹资。“这一阶段建议联盟自设基金。我们研究所的产化基金前后投了20多个项目，每个项目最后的技术价值收益都是前期投入的20倍以上。”其次是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的阶段。该阶段由于临床审批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建议引入社会资本，有条件的医院也可发起成立早期成果转化基金。另外，张彦奇还建议前瞻性地考虑专利布局，以免由于缺乏顶层规划和早期设计导致专利价值、优先级不够。

中华医学会麻醉学会现任主任委员熊利泽表示，有关政策体制方面的困难，希望联盟各位成员也要积极突破。以美国麻醉协会为例，该协会预备明年聘请专门人员到华盛顿，每人负责向一名议员开展游说，以宣传麻醉专业的重要性。“我们创新联盟是不是也能仿照此做法，以推动政策的转变？”

另外，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院长王前还认为，在科研创新方面，激情最强的是年轻人，同时资源最缺的也是年轻人。这一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硬件资源，包括资金和高精尖设备等；第二方面是软件资源，包括人脉和影响力等。中国医学创新联盟如何实现硬件和软件资源的共享，对于释放青年医生的创新能力十分重要。

“衷心希望在中国医学创新联盟的平台上，我们能够发现问题、达成共识，最终共同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乔杰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