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癌症医生的自白：当我的母亲得了癌症

Mikkael Sekeres是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白血病项目的主任，在白血病的治疗上颇有研究。 然而，得知母亲患肺癌之后，Mikkael Sekeres也成了一位普通的患者家属。在陪伴母亲诊治的过程中，Mikkael Sekeres对医学的诊断也开始了反思：

“我希望你把我当成你的病人，而不是你的妈妈。”

我正开着车回家，母亲熟悉的声音通过蓝牙扬声器在车内回荡。她一个小时前给我手机语音留言，让我方便的时候给她打个电话，我知道一定是有事情发生了。我母亲已经74岁了，却仍然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我前段时间感冒一直不见好，所以就想去医院急诊开点抗生素。”

我忍不住想提醒她大多感冒源于病毒性感染，因此抗生素并不会缩短康复期，但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事实上我妈很清楚我会怎么指正她，所以她的重点不在去急诊看病这件事上。于是就听她继续说:

“医生给我做了个胸部x光检查，第二天他们打电话告诉我，在我的左肺上发现了一个阴影，需要进一步做CT透视。”

听到这里我几乎屏住了呼吸，紧紧抱住自己。作为一名医生，我深知这几乎是所有癌症的开端，当普通的咳嗽、头晕、感冒突然发生了凶险的转变。

“医生今天下午打电话告诉我，说我得了肺癌，接下来还需要做个活体组织切片检查。” 我只模糊感觉到周围有别的车驶过，有云从灰色的天空飘过，整个世界对我来说似乎都突然静止了。

“哦……”我一边说，一边回忆着那些从患者家属口中听到的安慰词。“肺部阴影还有很多别的可能性，比如是肺部感染啊，或者有瘢痕组织。在组织切片检查出结果前，我们都不能确定它是不是癌症。”甚至，那句肿瘤学上的谚语也脱口而出：“肿瘤只是个传言，细胞组织才是问题关键。你不是还没做组织切片吗？”

“是还没做，但我的医生好像很确定就是癌症。”

“还不能说是癌。”我争辩道。我知道，此刻我的语气和行为已经完全不像是个医生，只是个努力在说服母亲的孩子，同时也是在说服自己。

接下来的几天，我不再是为患者提供信息的医生，而是成为了一个想尽办法想要获取更多信息的病人家属。

母亲的医院和我隔着几个州。她的主治医生给我传真来了CT检查报告，上面详细描述了肺部那个3厘长的阴影情况，看起来是非常典型的癌症病例。然而，预约活体组织检查遇到了不少困难，经过多次电话会议，介入放射科能够安排的最早的暂定日期是在10天后。

于是，接下来的几天我们跌入了等候诊断结果的炼狱中。在这几天中，母亲提出了一系列以“如果我得了癌症”为开头的问题。比如：“如果是癌症，接下来我还需要做什么检查？需要手术吗？化疗吗？我还能工作吗？什么时候能知道结果？”

在结果出来之前，我只能给出笼统的推测性答复。

做完组织切片化验后的第三天，我的手机收到了母亲的短信：“检验结果成阳性，给我电话，我在家。”

我没料到她会发我短信告诉我结果。也许母亲希望，短信的方式能给我们俩一点空间来消化这个事实。我从自己那挤满癌症患者的诊所飞奔出去，给她拨去电话。

“我刚和医生聊过，组织切片结果显示是癌症。”母亲的语气听起来很平静，就好像说的不是她自己。

“医生说了是哪种类型的癌症吗？”我问到。她对着那些陌生的诊断词汇给我念她做的笔记。

“是肺腺癌。”短暂的沉默后她问，“接下去该怎么办？”

接下来需要做的是弄清癌细胞的扩散情况——处于第几期。我所治疗的白血病（血癌）与肺癌有很大区别。白血病不分阶段，因为诊断出病症的时候，癌细胞就已经存在于整个血液和骨髓中了。如果硬是要给白血病标出一个阶段，那就是四期或零期：得了，或者没有。

肺癌的分期是根据肿瘤的大小、是否已经扩散到淋巴结、以及淋巴结的位置、是否已经转移到另一个器官或骨骼来推测的。这需要进一步的扫描检测和更多的组织切片才能进行评估。我向母亲做了解释，同时也征询她意见，是继续留在靠近她居所的罗德岛进行检查，还是来我住的克利夫兰市。

“你希望怎样安排？”她问。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只希望她能好起来。

最后的决定是，她来我的医院进行分期检查和咨询，然后按照预约时间逐一做脑部磁共振成像、实验室测试和PET-CT（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扫描。

PET-CT扫描是将附着于葡萄糖的放射性核素“示踪剂”注入静脉，活跃（因此消耗葡萄糖）的身体细胞（例如癌细胞）会积累示踪剂并在扫描上呈“亮点”显示。因此测试可以显示肿瘤已经扩散的主要位置和区域。其他活动的细胞，也可能发生感染或炎症，也可以被点亮。因此，这就会导致检查呈假阳性结果，也就意味着扫描显示出的癌症扩散情况是错误的。

第二天，我们首先见了外科医生，他向我们展示了母亲脑部磁共振片。他说癌细胞并没有出现在大脑内，并且母亲的大脑看上去很年轻。

母亲对这两个结论感到高兴，明显放松了下来。“这是我最害怕的，害怕它已经蔓延到了我的脑部。”母亲说。

随后，医生拿出了PET-CT扫描片。“这是我们在CT扫描中看到的肿瘤，”他指着屏幕上火红的球状物体说，“这是你胸腔纵膈中的几个淋巴结。”在胸部中央，有两簇标识癌细胞蔓延的小火焰。这意味着她已经处在三期阶段。相对于肿块初步形成、可以进行手术切除的第一阶段，肺癌三期则需要接受化疗和放疗。只有等癌细胞数减少后才有机会进行手术。

“我想确定那些淋巴结里是否真的有癌细胞，我会安排你在肺科医生那里进行活体组织检查。”外科医生说。

母亲随后去见了一位朋友，他是肿瘤学家和肺癌专家，讽刺的是，这位朋友的母亲刚刚死于肺癌四期。他看了我们整个的治疗计划，目光停在了PET-CT扫描片上。“我们在开始任何事之前，需要先对这些淋巴结进行活检。”他说的和外科医生一样。

两天后，母亲接受了额外的活检，一个小时后，肺科医生打电话给我。

他在电话里说：“那两个淋巴结完全没有癌细胞，PET-CT扫描结果是个误报。”

我又重复了一遍他的话，以确保我没听错，然后大脑被喜悦感冲昏。母亲的肺癌分期回到了第一阶段，只需要手术治疗。我马上在医院康复区找到她，传达了这个好消息。

“我很怀疑，如果只是根据PET-CT的结果，我是不是已经开始接受化疗和放疗了？”母亲问他。

他点头，做了个鬼脸说：“不幸的是，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并且难以避免。”

母亲手术后恢复良好，目前已恢复了工作。然而，这次经历让我不禁想到了其他癌症患者：如果没有如我一般反复确认，如果没有专业医学知识，面对无法保证100%准确率的的测试结果，他们是否因此而得到了不恰当的治疗？

原文来源：NY times

原文标题： When the Doctor’s Mother Has Canc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