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T由点扩面 绕不过的三道“栏”

这是推进MDT最好的时代。郑树森院士曾这样评价MDT在中国发展的前景。

最近10年，被业界视为“医疗发展必然产物”的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MDT）在中国从生根发芽，并迅速呈现“枝繁叶茂”之势。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医疗特有的境况与问题，也让MDT在国内的发展屡遇挑战和困难。

不可回避的挑战：如何让超负荷的医生自愿MDT

长期关注我国MDT发展的美国MD安德森病理学、内科肿瘤学双科教授谈东风认为，目前中国不少医院已开始系统性的MDT，比如，王洪武教授领导的煤炭总医院肿瘤胸科；季加孚教授领导的北大肿瘤医院胃癌组；徐瑞华教授领导的中大肿瘤医院肿瘤肝胆、消化科；徐克成教授领导的广州复大肿瘤医院胰腺肿瘤科等，都在各自的领域成为中国同行的榜样。

目前，国内开展MDT尚无固定模式。

北大肿瘤医院的MDT应用是根据临床需求自发组织起来的，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MDT的雏形是由器官移植时开展的多学科会诊，而为数众多的医院则是从行政上采取半强制手段来推行MDT。

2016年6月初举行的健康界峰会“共建个体化医疗时代的MDT模式”分论坛上，有不少医界专家学者呼吁“医院MDT管理去行政化”和“MDT不可沦为行政管理指挥棒”。

“怎样能让医生们沉下心来，从内心自发、自觉、自愿的来做MDT，而不是在绩效考核、收入的压力或诱导下去做，甚至去应付医院开展的MDT工作。”谈东风认为，这正是国内MDT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目前的现状是，中国医生已经在超负荷工作，常规的工作都很难应付，还要再为MDT腾出时间来。谈教授说，“因为MDT需要医生花时间、花精力，要动脑筋，有时候还要查文献，所以这是一种额外的工作。”

“说实话，这是一个挑战，是一个不能回避的挑战。”谈东风说。

激励措施：MDT的费该如何收 钱要怎么给

“当然，为了能让更多医生主动参与到MDT中来，不少医院制定了激励措施。”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王伟林说，“主要的激励措施还是体现在钱上”。

“几乎每次开MDT相关研讨会的时候，大家都会讨论具体该如何向患者收费，如何奖励医生的问题。”浙医一院副院长裘云庆坦言，“中国人有这样的传统思维，增加了他的工作量，就该给他钱。”

“但我觉得这钱不应该向患者收取，这是医院内部管理的问题，患者来治病住院，为他诊断治疗是医生分内之事，不应该因为有了MDT就要多收一份钱。”裘云庆说，可是很多医院和医生并不认同这个观点。

“专家们坐门诊有钱拿，讲课也有钱拿，参加了MDT却没有钱，他们觉得这是白治了。而就算给钱，也就是三五百元，但坐诊看一个病人平均十几分钟，挂号费一两百元，MDT会诊一次则至少一两个小时，不划算。”裘云庆感慨，理念的冲突成了制约MDT发展的最大瓶颈。

“所以，必须建立MDT的长效机制，完善相关政策。”王伟林谈到因收费制度不完善而制约MDT发展时表示。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表达了相似的观点，MDT实际上是从宏观管理上有意识地去引导，让疑难疾病能够迅速得到诊断，并不是说中国医生没有这个习惯，只是专科分得越来越细了，MDT的需求更大了。然而，目前国内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价格体系促使医生自觉自愿长期地去做MDT。

后勤保障：别让医生饿着肚子参与MDT

另一个制约MDT发展的短板则是医院的学科建设。

“每家医院并不是所有科室都处在同一水平，比如，有些医院的病理科、放射科相对较差，你让他们来参加MDT，他们也未必能提出建设性意见。”裘云庆表示，这种情况在一些中小规模的医院，以及县级医院中十分普遍，这也阻碍了MDT更广泛地推行。

对此，谈东风教授认为，要改善这一短板，需要从各家医院的自身特点和特色出发，“找到一两个切入点，做一个很好的模板出来，再向其他科室推广。例如北医三院就是以创伤外科为突破点，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则是以胸内科。”

谈东风称，希望医院在发展MDT时先思考而后动，不要刚开始就普遍开发，也不要跟风一拥而上，这样的效果反而不好。

他还谈到长期观察后发现的一个小问题：不少医院开展MDT时，后勤保障没跟上，很多医院的MDT开始的时间晚和耗时长，“从下午五点讲到晚上七八点，医院至少要想到给医生们提供一份盒饭，而不是让大家饿着肚子MDT”。

总体来说，要着眼大局，亦要兼顾细微，由点及面建立起适合中国医疗特色的长效机制，正是MDT破除阻碍，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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