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燕院士：我国癌症发病率进入平台期 有可能下降

6月22日，中国内科肿瘤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孙燕院士现身北京肿瘤医院国际诊疗中心（以下简称“国际诊疗中心”），受聘为国际诊疗中心的首席医疗顾问。

而最令人关注的是孙燕院士对中国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的解读。孙燕院士援引了一篇权威文章，指出：数据说明我国癌症的死亡率已经开始下降，发病率已经接近平台期，平台期以后就靠新一代肿瘤领域医疗工作者的努力。

孙燕院士分析：“肿瘤的发病率有可能很快就开始下降，我想我还能看到开端。让肿瘤的发病率下降，这是完全可能的。我在河南省林县（即林州市）、云南个旧工作过，这里曾是肿瘤爆发区，现在林县和个旧的肿瘤发病率都下降了。肿瘤发病率的下降不是不可能的。”

2012年，孙燕院士曾公开谈及自己的“中国梦”：“我的梦想是看到未来10年内，中国肿瘤死亡率的下降。关于中国肿瘤发病率的下降，因为我们欠债太多，可能要等20-30年后，才能看到明显的下降，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临床肿瘤工作的远大前景。”

看起来，最新的数据使孙燕院士四年前的预测变成现实又进了一步，这一预测会在多长时间变成现实？而这样一位对中国内科肿瘤学影响极其深远、直接间接造福了几代肿瘤患者的院士，背后有着怎么的故事？

院士解读影响力逆天的《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数据》

2016年初，中国肿瘤学界爆出一条爆炸性新闻：中国国家癌症中心副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院所长赫捷院士（通讯作者），陈万青教授（第一作者）在神级学术期刊《CA：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jicians》杂志（以下简称CA杂志）上发表了《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数据》。CA杂志影响因子144.8，可谓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

孙燕院士关注到文章统计了2000-2011年间我国癌症发展的趋向，发现：男性人群中肿瘤的发病率较为稳定，每年约提高0.2%， 而在女性人群中的发病率则每年约提高2.2%， 即在女性人群中呈现逐年显著上升的趋势。在男性和女性人群中，癌症的死亡率自2006年开始都有显著下降，男性癌症死亡率逐年下降1.4%， 女性癌症死亡率逐年下降1.1%。这些都说明我国癌症发病率已经接近平台期，有可能在可见的未来会开始下降；而死亡率已经开始下降。

这让孙燕院士深感安慰：“这些都说明我们过去的工作是有回报的。癌症已经开始低头让路。”

“过去的工作”背后是近一甲子时光的付出。从1959年开始，孙燕院士在老一辈临床肿瘤学家的支持和指导下致力于我国肿瘤内科治疗的开始、发展和普及工作；而日历翻到2016年，这位出生于1929年的医者依然每周四上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出门诊。

中间的时光里，孙燕院士以“我国癌症发病率下降，死亡率下降”为己任，开拓并发展我国内科肿瘤学的学科和专业；在我国和国外研制的新抗肿瘤药的临床试验方面有卓越成就；继承并发展肿瘤多学科综合治疗，推广我国姑息治疗项目；应用现代医学方法研究扶正中药，提高中药在临床肿瘤学中的应用价值。

为此，有同行如是评价他：“孙燕院士的行医历程，就是一部中国肿瘤内科从创立、发展到壮大的历程。”

在做出以上显赫成就的同时，孙燕院士在学术研究和培养中青年临床肿瘤学家也硕果累累：他发表了学术论文400余篇，编著学术专著34册；他培养临床博士42人、硕士4人、进修医师千余人；他创建国家新药（抗肿瘤）临床研究中心，他参与创建CSCO（Chinese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MO（中国内科肿瘤学会）等学会。

因为在内科肿瘤学的卓越贡献，孙燕于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抗癌符号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院长的周清华教授这样评价孙燕院士的行医生涯。

孙燕院士的日常工作背后的确隐含着这样的哲学。有同行观察到:“一般人很难想象一位年近八旬的老教授、老院士还能风里来雨里去的骑单车上、下班，无论何时找他，他总是在忙碌着，不是查房看病人，就是写研究报告；不是在国内组织技术研讨，就是在国外学术交流。如今依然每周出门诊看病人，他的同龄人甚至他的学生大多都退居二线或者在家颐养天年。”

孙燕院士并不只是勤奋而已。仅以新药为例，孙燕院士和其团队深度参与过4个新药的研制上市，除了上世纪60年代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研制的N-甲酰溶肉瘤素以外，另外3个新药恩度（rh-endostatin，血管内皮抑素）、参一胶囊（具有抑制肿瘤新生血管的作用）、埃克替尼（曾被当时的卫生部长陈竺誉为我国医药界的“两弹一星”）都是在1999年以后完成。

为此，孙燕院士感慨，“有人说一个医生一辈子能参与一个新药的研制上市就是幸福和幸运的。”他能参与4个新药的研制，“很欣慰赶上了国家进入科技创新的新时代。”

而孙燕院士负责的国家新药（抗肿瘤）临床研究中心，近年来每年要完成百余项乃至数百项临床试验任务，其中既有我国原创的新药，又有国际多中心的研究。

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方式，源于孙燕院士v对医学的敬畏和对患者的高度责任心，他指出：“医学是一门严谨的科学，而且是立竿见影的科学，面对患者我们不可以有半点不懂装懂。就是我的老师张孝骞教授说的行医需要永远‘如履薄冰’，谦虚谨慎，仔细观察每一位病人的反应，倾听病人的感受。我目前最大的学习动力源于责任感，如果我遇到不懂的内容，就得尽快看书、上网查阅国外的最新资料，不断扩充知识。“

而具体到临床肿瘤学，孙燕院士教诲学生：“临床肿瘤学没有保守的余地，只会我们教给你们的这些知识不够。我不希望你们和我一样就满足，必须超过我‘胜于蓝’。临床上只有不断创新提高病人的治愈率才是真正的成果。所以我体会‘与时俱进’的内涵是更有效地为病人服务。“

在抗癌领域，孙燕院士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推广以综合治疗模式防治肿瘤。

1959年，孙燕院士是在吴桓兴、金显宅和李冰三位教授的支持和指导下，开创我国肿瘤内科治疗。而吴教授是放射肿瘤学家、金李二位教授则是外科肿瘤学家，他们一开始为肿瘤内科制定的方向就是综合治疗模式。

上世纪70年代，金、李两位教授和孙燕院士为综合治疗写下定义：“根据病人的机体状况，肿瘤的病理类型、侵犯范围（病期）和发展趋向，有计划地、合理地应用现有的治疗手段，以期较大幅度地提高治愈率。”金李二位教授还主张，癌症病人的治疗需要个别对待。

后来金李两位教授去世，留给孙燕院士的任务之一就是继续在全国倡导推广综合治疗。而孙燕院士不但一直执行这一任务，还按照时代发展，为“综合治疗”加了一句话：“不但提高治愈率，而且应当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今天，综合治疗防治肿瘤的模式已经深入人心。

孙燕院士为自己的定位是“第二代临床肿瘤学家”，立下“承上启下”的志愿。他承接的正是吴金李教授等中国第一代临床肿瘤学家的殷切希望，对后辈的悉心栽培，则是“启下”。

传递抗癌星星之火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科鲁培医师一直记得第一次跟孙燕院士谈课题的情景。2005年，鲁培考上了郑州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当时孙燕院士在郑州大学兼任博士生导师。2005年7月中旬，鲁培第一次走进孙燕院士的办公室，他从自己的本科、硕士课题内容一直谈到博士期间的任务。这一期间，不断有重要客人求见。孙燕院士则对客人介绍：“这是我的学生，我们需要谈一谈课题。”就这样交谈了大半个上午，鲁培走出办公室后只有一个体会：“他是院士，他是权威，但真真切切的感受是他是老师！”

鲁培在毕业后，还曾多次得到孙燕院士的答疑解惑。每每师生碰到时是在全国性会议上，会议上想跟孙燕院士交流的专家很多。但每次只要鲁培有要求，孙燕院士总能抽出时间询问他的情况、回答他的问题、解决他的困惑。

美籍华裔学者胡清龙博士多年前在湖北省肿瘤医院工作，听了应邀而来孙燕院士的讲座后，决心拜孙燕院士为师，随后考到了中国医学院肿瘤医院。胡博士在一篇文章中形容孙燕院士“一日为师，终生父母”，他钦佩老师在教书育人方面的成绩：“他是名医也是名师，在全国各地从事肿瘤内科的专家中，我不敢讲每个人都是他的学生，但每个人都做过他的学生或聆听过他的学术讲座是毫不过奖的。真可谓桃李满天下。他的徒弟们都是肿瘤学界的高徒和干将。”

除了呕心沥血培养医疗行业“中央军”，孙燕院士几乎是工作到哪里，培训班开到哪里。上世纪60、70年代，孙燕院士先后在河南省林县（今林州市）、甘肃省定西市、云南省工作，他就在当地培养“赤脚医生”和中级医师，以解决当时的医疗问题。

孙燕院士认为：“我国是一个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医学人才提供不同层次的医疗服务。我国医生总体来说不足，短期培训的医生对医药卫生事业也有很大的贡献。举例来说，在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新生儿死亡率很高。为此，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通过短期培养了一批助产士，实施新法接生，有效地降低了新生儿死亡率。可见，根据实际情况，短期培训也是大有帮助的。即使是在社会经济高达发展的今天，我国仍有部分偏远地区需要最基础的卫生人员。因此，医学教育模式应根据我国国情和条件，针对不同的目的培养不同的医学人才，不一定都培养专家。”

在这样的逻辑下，孙燕院士组织过不少培训班，跟他进修过的医师千余人。1994年，孙燕院士主持了首届全国抗肿瘤药GCP培训班，北京307医院肿瘤科医师江泽飞形容“为我们这些当时还不知GCP为何物的年轻医生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窗口，这才恍然大悟，知道怎样才是好的临床实践，临床思维由此彻底改变。培训班的很多同学后来成为当今中国肿瘤临床研究的主力。”后来这一培训班有“中国肿瘤内科临床研究黄埔一期”之称。

更让江泽飞医师钦佩的是，孙燕院士常常在一片赞扬声中，主动与后辈们分享自己当年因为技术楼后、各项制度不健全、对疾病认识不足而留下的行医遗憾。

医者仁心：推动癌痛、姑息治疗事业

“凡大医治病，必先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求救者，无问其富贵贫贱，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

这一段话出自药王孙思邈。热爱文学、喜欢苏东坡、杜甫的作品的孙燕院士曾多次提及，并与闻名于医疗界传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并称。

孙燕院士在平时的行医过程中，对患者充满仁爱之心。在北京时，他的患者从平民到高官，从国家元首到外国贵宾，固然对他交口称赞。而他短期在河南林县、甘肃定西、云南个旧工作时，也在当地留下了很多感人的故事。其中，孙燕院士和甘肃定西结缘最深。

1970年到1972年，孙燕院士在甘肃定西地区工作。两年多的时间，他就成为当地人民爱戴的“定西名医”。2012年初，孙燕院士作为几千名赴甘“6·26”医务工作者的代表，登上了2011年“感动甘肃”十大陇人骄子特别奖的舞台，为他颁奖的嘉宾之一就是他当年救治过的孩子苟敬燕。

1970年春节，苟敬燕还是个刚满月的婴儿，孙燕院士见到他时他已经没了自主呼吸，孙燕院士凭借自己在协和医院急诊科的工作经验，为他使用了药，并且给他捏胸、做人工呼吸，愣是捏了好几个小时，孩子慢慢自主呼吸了。孩子的父母这随即孩子改名为“苟敬燕”。

孙燕院士在河南林县、云南省云锡公司、甘肃定西都曾留下这类故事。很多非肿瘤患者都找他来看病，孙燕院士也都非常耐心。

在甘肃定西时，孙燕院士发现当地盛产黄芪，他知道黄芪是很常用的中药，具有扶正补气的作用，回到北京后他从黄芪入手开展对中药的研究。先后发现黄芪、女贞子、芦笋、仙灵脾等传统中药的作用，比如芦笋有效成分能诱导肿瘤细胞凋亡等；他长期对辅助应用扶正中药的病人随诊，证明可以提高子宫颈癌、乳腺癌和肺癌的患者的5-10年生存率。后来这些也被国外同行反复试验后得以证实。孙燕院士在此基础上研制的贞芪扶正冲剂和胶囊、扶正女珍素和固元颗粒等都畅销国内外，并获得四项专利。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评价：“他发掘祖国的药物遗产，在肿瘤内科治疗方面特别提出中医的‘扶正固本’观念及治疗方法，取得了很大成就，对于中医在肿瘤内科治疗方面做出了贡献。”

1984年，孙燕院士将他苦心研究的贞芪扶正冲剂的处方和工艺无偿交给定西制药厂试制生产，并在多次反复验证后帮助其推向全国。定西制药厂彻底摆脱了困境，后来更名为甘肃扶正药业，一直是定西的纳税大户，孙燕院士也因此被甘肃扶正药业的职工称为“扶正之父”。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孙燕院士却不满足于自己手上的“余香”，还要推动癌痛、姑息治疗事业的发展，带动更多医疗从业人员去关注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

1986年，孙燕院士组织编译了WHO出版的“癌症止痛三阶梯原则”，开启了我国癌症规范止痛的先河，并不断大力推动，比如1990年发起并举办第一届WHO-中国癌痛培训班，使这一原则得以普及并深入人心。孙燕院士经常强调，治病更重要的是治人，要重视病人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积极推动关于肿瘤患者生活质量的研究等等。

谈到中国癌痛和姑息治疗事业，孙燕院士的学生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医师罗健颇为自豪，“有人说，中国的癌痛及姑息治疗事业是由‘三个老头’（孙燕、李同度、蔡志基）和三个‘老太太’（陈妙兰、罗爱伦、顾慰萍）发起并发展的话，那么，我可以自豪地说，究其起步之早、研究之广、实践之久、影响之深，孙老师真可谓‘中国第一人’。”

而正是在孙燕院士指导下，罗健医师将疼痛、心理、生活质量作为硕士、博士研究生课题。2000年，罗健作为主编之一的《肿瘤心理治疗》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心理社会肿瘤学的空白；2003年，罗健作为主编之一的《癌痛治疗手册》也出版面世。

孙燕院士关注着临床肿瘤学的方方面面，并指导学生在不同的领域各个突破，这才奠定了其作为中国内科肿瘤学的奠基人的地位。而孙燕院士的言行，也是践行着中国士大夫精神中“达则兼善天下”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