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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博士后的困境,漫漫福利路在何方?

文/唐唐 2015-09-18 来源:解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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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福利而战斗的博士后们。

博士后都是效率大师,比如加州大学博士后安娜,她8点就会到达实验室,在5点35分就必须做完实验。因为在研究了一天与疾病相关的DNA修饰的组蛋白后,她还要开车25分钟,准时在6点去接儿子。

令人咋舌的是,安娜这么有效率的根本原因是为了省钱。如果晚接儿子一分钟,安娜都要另外付费。作为一位以博士后的工资来供养孩子的单身妈妈,这份工资基本没有结余。每个月的一半收入都花在了照顾孩子上,三分之一用于房屋租金和公共事业。她说:“这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压力,如果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我们就会陷入困境。”

安娜只是加州大学里众多希望改善自己情况的博士后之一。面对着博士后的困境,大学博士后公会正在许多方面推动改进,包括薪水,职业发展和育儿补贴。

在面临着博士后过剩和终身教授职位短缺时,博士后们为自己的权益开始了漫漫长征路。青年研究人员发现自己处于较低的工资和最小福利的时间更长,包括马里兰大学(UMD)和附近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在内几个机构的博士后和他们的支持者,正在为了更好的福利,标准化的头衔和权利战斗,并且有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博士后是更低成本的劳动力来源

“这些并不是新的问题,但是他们现在可能更敏感的感觉到了。大学会更少的聘用终身教职人员,博士后仍然是一个丰富的低成本劳动力来源。”美国国家博士后协会的董事会主席Keith Micoli如是说。

在我国,很多当博后的小伙伴“亲切的”称呼自己为学术界的临时合同工,出路无非也是:成功谋取正式教职、在学校谋取一个岗位(research fellow, instructor, scientist, research associate)、到业界获得一个职位、 到另外一个学校继续再做博士后、去和硕士抢饭碗等几条。很多时候心里都会涌现出一丝辛酸。

为福利战斗--博士后也需要津贴

2014年9月,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宣布将从2015年开始减少他们的一些长期效益,这惹毛了许多博士后。

在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Janelia研究中心,博士后们提出反对。“他们认为博士后是一个短暂的职位,而事实是,大多数博士后都会坚守岗位约5年。”神经科学家Eric Yttri说。

今年,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停止了给博士后发放退休金,一个大部分其他员工的标准福利,相当于年薪的5%。此外,2015年开始新聘用的员工不再享有 “福利额度”,这是在过去每月两次的医疗收入补贴。而在2015年1月1日之前聘用的员工仍然可以持续积累,只是冻结在2014年的水平。

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修改了其员工的医疗保险计划,为博士后能负担得起而引入新的选择。然而,与2014年相比,2015年一些博士后的医疗成本却在上升。Cory Schreckengost,作为Janelia Farm的主管,拒绝透露关于员工福利和成本的具体细节,但在一封email中强调,“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专门为博士后采取缓解措施,限制医疗成本上升对员工的影响。”

虽然伴随着一些让步,博士后Janelia还是直言不讳地反对这一系列变化。例如,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博士后年度补贴添加了1500美元,但研究所仍坚定地削减退休金。

过去,尽管有迹象显示博士后整体的氛围缓和了,加州大学博士后仍面对着经济危机。工会陆续采取了措施,与大学达成协议,提出了加薪,退休保障和保证个人或医疗原因的假期时间。

鉴于终身教授岗位的短缺,下一阶段则会有许多博士后可能退出学术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草根博士后Jessica Lao说“据统计,博士后也并没有要完全专注于特定的职业道路。花时间写论文能意识到博士后是一个训练位置,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职业发展。”Lao领导组织努力促进UCSF的职业服务和试点项目,倡导博士后参观生物技术公司并获得在其他非学历职业实践经验。

家庭事务--职业发展,后院着火怎么行

作为父母,当然也要优先考虑到照顾孩子。许多研究生在校园时已经有资格申请育儿费用的金融支持,每季度900美元或每四个月1350美元。但博士后却没有这样的福利。

工资在谈判桌上,是一个永恒的热点话题。对于加州大学博士后来说,跟众多同行一样,最低工资都是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布的指导方针评定的。但等价的津贴意味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水平,这取决于博士后所在地。

加州大学Berkeley分校的博士后Kroken,超过60%的税后工资用于每月住房,而当比例为30%时,她还是一个在密尔沃基威斯康星医学院的研究生。在2014年1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细菌性眼部感染之前,Kroken仔细研究了的住房利率和生活费,认为自己可以应付不高的薪水。但是她没有想到自己的丈夫竟然待业了11个月,在学生贷款和高昂生活成本面前,他们耗尽积蓄,不得不向父母借钱。

Kroken不禁怀疑自己在为了促进事业发展时犯了一个巨大的金融错误。这也是第一次,她开始考虑学术研究以外的工作。不过在去年12月,Kroken的丈夫作为一个技术作家找到了工作后,这样的困顿局面才得以扭转。

“我想成为一个教授,我喜欢研究,”Kroken说,“我不想因为承担不起而离开这个职业道路。”

本文转载自其他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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