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外科院士卢宠茂：器官捐献期待与内地共享

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因为正式停用死囚器官而得到全世界的称赞。走近“一国两制”的香港地区，健康界独家采访了香港大学外科学系主任、香港外科学医学院院士、香港玛丽医院肝脏移植中心总监卢宠茂教授，了解香港地区器官移植体系的现状与管理模式。

器官移植也是一门艺术

健康界：作为医生，您如何看待器官移植技术？对于生命而言，器官移植有什么样的意义？

卢宠茂：器官移植是一门体现高科技、多学科融合和医学团队合作的重要专科。在国内外的医院，器官移植都被看成是反映医院整体水平的一个方面。

对生命的意义而言，器官移植技术的关键不是科学技术的水平是否过关的问题，而是伦理道德的水准是否合格的问题。如果一个医生团队的技术水平高，但伦理道德水平不高不能的话，器官移植事业不可能得到发展。

有的国家器官移植不能健康发展起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单纯重视科学，而没有重视道德伦理。

中国的黄洁夫教授很重视器官移植发展，坚持推动政府停用死因器官，今年1月公开表示中国不再用死因器官，这是很重要的一步。之前，中国这方面受到西方国家的普遍批评，也影响了中国与外国的学术交流。

对生命而言，器官移植也是一门艺术。外科学本身就是艺术。

健康界：从道德伦理方面，器官移植技术的特殊性体现在哪里？

卢宠茂：器官移植技术涉及到非常多的人文学问题和伦理问题。比如活体器官捐赠，为什么供体（器官捐献者）要捐给受体（器官获得者）？科学方面找不到答案。这不是正确与不正确的问题，这是价值观问题。

比如，爸爸捐给女儿一个肝，这是责任。如果是一个20岁的女孩子，要捐给70岁的爷爷一个肝，这就不是科学可以解释的了。

香港器官移植的制度建设

健康界：香港器官移植方面的法律规定是怎样的？

卢宠茂：香港地区有700多万人口，整个社会的发展和法律制度都受西方影响很大。这里公立医院的水平都很规范。这和中国对器官移植的管理不太一样，中国大陆那么大，水平不一样，法规执行起来难度也大。

香港地区器官移植的管理主要体现在法律方面。

器官移植是涉及到伦理、法律、行政、临床等方面的综合问题，香港有专门的法律，也有政府主导成立的器官移植独立的专业委员会，是由律师、教师、社会工作者、商人、医生等各方成员共同构成的。

法律允许的器官捐赠包括了活体器官移植，但不允许器官买卖，要保证活体器官捐赠是自愿的。比如活体肝移植，能证明是明确亲属关系的，允许捐献。如果是夫妻，要求是结婚三年以后才可以捐献。香港法律没有规定没有亲属关系就不能做，朋友关系也可以。但要把所有能证明你们是要好朋友的资料通过独立委员会进行审查。捐赠人要专门写一篇文章告诉委员会为什么要捐献器官给朋友。

健康界：这个独立的专业委员会要审查每一例器官移植吗？

卢宠茂：独立委员会只会对有争议的器官移植问题进行审查和论证。因为他们的工作，我们医生的职业风险大大降低。医生不希望帮助了病人，却因为器官买卖而触犯法律。

法律也会有不完善的地方。香港相关法律是在1994年开始制定的，1997年立法，1998年的时候就遇到了问题。一个爆发性肝衰竭的昏迷病人急需肝移植，他的内地家属过来，但法律要求病人本人要签字同意，立法没有考虑到急症活体肝移植，这个手术就没有做成。我们不能因抢救病人而违法，后来法律做了修改。

也有一个法律规定永远不会改，就是器官移植供体人必须年满18岁。曾经有个女病人肝硬化很厉害，她的女儿17岁9个月，就是没有办法捐献。因为这个界限不能打破，否则就是没有界限了。

健康界：香港器官移植的来源情况如何？

卢宠茂：目前香港地区40%的器官来源是遗体肝。在香港，只要是医生开出死亡证明，就被法律认可。

健康界：在香港，器官移植都是政府支付费用吗？排队是公开透明的吗？

卢宠茂：香港的医院90%都是公立医院，由政府负责营运。40多家公立医院，政府每年要拿出500亿港币来营运。玛丽医院每年预算有40多亿，包括所有病人的开销。肝移植与肾移植的排队规则是不一样的。肝移植只在玛丽医院，所以病人按照国际医学标准MELD排队，非常公平。但肾移植因为不是救命的，可以做透析，而且在4家医院排队，目前还没有做到合理。

器官紧缺导致移植事业发展缓慢

健康界：香港器官移植领域的发展现状如何？

卢宠茂：可以说是非常困难，主要是器官紧缺，发展很慢。香港跟亚洲其他国家一样，捐赠是这项事业中最重要的一环。香港24年前做了第一例肝移植手术，当时每年也就做一两例的手术。现在每年有40例左右，增加了20倍。香港每百万人口器官捐赠率达到6人～7人，在亚洲仅次于韩国和台湾。欧美国家这个数字是10人到20人，西班牙在全球最高，能达到35人。

每百万人口器官捐赠率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平。

健康界：如何对社会进行器官捐献的宣传？

卢宠茂：香港曾经有一个非常感人的例子。有一个海官在追捕犯人的时候肝破裂，止血以后出现肝衰竭，媒体报道以后，很多香港市民自愿来捐肝。后来，我们通过独立委员会选择了另一位海官来捐。这个事情为香港市民上了一堂关于器官移植的道德课和科普课。

我们并不建议活体捐肝，毕竟不同于献血。但是我们希望大力推广脑死亡捐赠。捐赠是无偿的，没有任何回报。在香港作为供体家属，会得到一个感谢卡，但供体与受体是不允许见面的。对器官捐献的宣传组织很多，有医院、政府，也有病人组织，比如香港肝脏移植协康会。

健康界：器官移植领域的最新进展和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卢宠茂：首先是长期供体不足的问题，都在想办法解决。单纯看人口总量，按美国的算法，中国应该做8万例肝移植，现在是几千例，主要原因就是供肝不够，很多人等不到就去世了。中国是肝癌大国、乙肝大国。其次是推行脑死亡。第三是实现器官共享。第四，是扩大肝移植的适用人群，比如肝癌病人早期进行肝移植，复发率就很低，晚期一点的做移植效果就不如早期移植。其他，还有移植后的排异问题，现在都是很贵的药，副作用也很大，这方面也要考虑改善效益。

健康界：香港和内地在器官移植领域的合作情况如何？

卢宠茂：交流非常多。郑树森院士和我们合作已经有20多年了，香港第一例肝移植手术他就参与我们了。20多年来，我们和内地的医院也有很多医学方面的交流，技术、研究、培训，大家到玛丽医院参观我们的活体肝移植。

现在两岸合作有了更好的平台，我也是港大深圳医院的外科部主任，很快就要开展器官移植手术。

在深入的合作方面，香港和内地可以考虑器官共享。器官本来就不够用，因为时机不对，两岸不能共享，就更为可惜。上个月有一个AB型的儿童供肝，儿童只有14公斤，只能捐给AB型，香港只有6个成人AB型肝移植病人在等。如果能把这个肝送到内地去，内地一定有人需要。这次没有送，就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