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医生黄胜坚的“生死迷藏”

这个病人，44岁，体格很好，脑外伤住院。我们从鬼门关前把他抢回来了，可是根据经验法则判断，以他的脑伤状态，病人不会再醒过来，他将会变成植物人。

病人入院的前两天，碰到的都是他太太，第三天我告诉她：“必须要做气管切开术！因为你先生虽然活下来了，却将变成植物人，接下来，你们要有长期照护的心理准备。”

第五天，来了一位苍老的阿公找我，在术前谈话的小会议室，他冷不防地跪了下来，我赶忙扶他起来。

“我今年都88岁了。”老阿公抹着流不停的眼泪：“我老来得子，我老伴也86岁了，如果我的独子成为植物人，要叫他们怎么办？”

老阿公打开会议室的门，门外，老阿婆带着三个孩子，两个是唐氏症，一个是红斑性狼疮，三个不到10岁的小小孩，怯生生的缩在一起。

“没出事前，我儿子媳妇在打工赚钱，一个月赚两万八、一个月赚两万四，三个孩子我们两个老的带，现在要是赚两万八的成了植物人，那我们要怎么办？怎么活得下去？我和老伴都是快要走的人了，剩下一个月赚两万四的媳妇，一个人要带三个这样的小孩子，我们真的没办法、没有多余的能力，来照顾一个植物人了。”

阿公哭得老泪纵横：“你是医生，你一定知道，一个没办法被好好照顾的植物人，全身这里烂一块、那里烂一块，身上长着蛆，痛苦不堪地拖着，与其让我儿子活着受这样的折磨，求求你高抬贵手，放我儿子走吧，也等于救救这三个可怜的孩子，求求医生，你同情我这一家，真的无能为力了......老的老、小的小啊！”

这下子换我心里纠结百感交集了，以我们现在的能力，让他成为植物人继续活着，是绝对没问题的，问题是面对这样一家人，面对两个哭得肝肠寸断的白发老人家，三个惊吓到挤成一团的小孩，我救是不救？要坚持救下去，会害苦活着的人，往后的日子怎么过下去？要是放弃不救，我将如何对自己的良心交代？

看我沉思不语，老阿嬷步履蹒跚走到我面前，她枯槁的双手一拳拳搥向胸前：“在这个房间里，没有任何人比我更有资格做决定，因为孩子是我的心头肉，我们如果还有办法可想，我怎么割舍得下？怎么放得落？”阿嬷的声音，嘶哑悲切；阿嬷的泪，在满脸皱纹间溃堤，成串湿在衣襟上，却也滴滴烧进我心头。

从医以来最痛苦的天人交战，让我呼吸困难。几番深思后，我选择只要俯仰无愧于天地、于良知，选择尊重老人家的意见，让他们签了DNR（DoNotResucitate，尊严死）。

病人要临终了，我陪着这家人老老小小一起围绕在病人床边，老阿嬷全身颤抖，却用双手紧紧捂住嘴，不敢让自己放声哭出来。

我心里的难过，不亚于他们的生离死别，这是我第一次放手让病人走，看着心电图，慢慢地、慢慢地变成一直线，在心脏完全停止跳动时，老阿公拉着阿嬷，带着媳妇和三个孙子，向医护人员磕头：“谢谢，谢谢你们，肯救我全家！”

扶起老人家的同时，一旁的护士也忍不住偷偷擦眼泪。有说不出的矛盾挣扎，缠绕在我脑海，不知道要怎样来形容这样复杂的思绪？

我放手了，第一次；我努力的说服自己，我放了该放病人的手，可是心底，为什么还是有说不出的苦涩与无尽的哀伤呢？

我在内心问自己是在积阴德？还是在作孽？

在神经外科，我们成功地救回很多生命，其中也包含了植物人。可是当面临医学与人力有所不能的极限，把脑伤病人救成了植物人，真的很让医师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家属？有时候连自己都不免困惑。

以前年轻的时候，对预后的判断较无经验，面对困难严重的案例，总是先保命再说；等到变成植物人了，整个家庭陷入困境，家属往往抱怨：“早知道不会醒，会这样拖磨着，就不该硬要救下来受苦了！”

多年后的我，累积许多经验，对于不好的预后，至少能够给家属较正确的讯息，让家属在医疗信息对等的情况之下，做出最适当的决策。

逝者已矣，活着的家属，还有好长的路要走，尤其是顿失经济支柱的弱势家庭，问题不是唱唱高调之后，就能解决掉的，生活，真的很现实；不论是社会福利制度、或来自民间的救助，伸手能帮的忙，到底还是有限度的！

说明：

本文节选自《生死迷藏：善终，和大家想的不一样》（略有整理），作者黄胜坚，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云林医院外科部主任，台湾重症医学会理事、台湾神经创伤医学会秘书长。

黄胜坚教授被医院有的学生尊重为：坚叔！近十年来，黄胜坚一直致力于散播“临终照护”与“悲伤辅导”的医病大爱。除脑神经外科、急重症照护专长外，黄胜坚医师于2003年取得“安宁缓和医疗”专科医师证照，对于重症末期病患照护有丰富的经验。

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