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用死囚器官渠道，空缺怎填？

2015年1月1日，诸多新政被激活，其中包括停止使用死囚器官捐献渠道。这意味着，往后公民自愿捐献器官成为器官获取的唯一来源。接下来的问题是，陡然出现的数量空缺该如何填补。

数据：65%的器官来自逝者，其中90%来自死囚

就在2014年12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透露，中国每年急需器官移植的病例约为30万，而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1万余例。也就是说，超过96%的器官移植需求未得以满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陈忠华教授曾公布一组数据：从2003年至2009年8月，中国内地仅有130位公民逝世后成功捐赠器官。2014年中国器官移植大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3年，公民离世后捐献器官的数量为1448例。

同样令人揪心的数据还来自黄洁夫一篇题为《在探索中前行的中国器官捐赠》的文章。文中提到，在中国，约有65%的器官来源于逝者，其中超过九成来自死囚。

显然，目前公民自愿捐献的器官数量远远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此时禁用死囚器官捐献渠道，一个更大的器官空缺赫然摆在民众面前。

措施一：完善活体器官捐赠渠道

由于活体器官捐赠存在着较大风险，捐赠者往往会面临包括死亡在内的多种并发症。因此，活体器官捐赠通常被视为最后的救命稻草。即使在医疗技术更为先进的国家，也不能保证能够完全消除对活体器官捐赠者的伤害。

我国《器官移植条例》严格规定，活体器官移植仅限于亲属之间；不能摘取18周岁以下者的器官；活体器官移植应该通过省级医疗主管部门批准等。尽管具备这些约束性措施，可现实中仍无法避免非法的器官交易。若相关部门能完善活体器官捐赠的相关条例，从更大程度上杜绝非法器官交易，或许活体器官捐赠能够不仅限于亲属之间。

由于活体器官移植存在风险，中国医疗保险政策并不鼓励活体器官移植。例如，现在的医保并不覆盖活体器官手术之后产生的并发症。如果随着医疗技术进步，活体器官移植风险得以降低，医保可以考虑覆盖活体器官移植的相关费用。

措施二：提高公民对器官移植的认知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曾调查1000名住院患者发现，87%的患者听说过器官移植，20.9%的患者有移植亲属。该项调查的结果还显示，民众是否听说过器官移植，以及是否有移植器官亲属，两者对器官捐献意识均有影响。

实际上，国内器官捐献存在相当大的潜在力量。2006年的数据统计显示，中国死亡人口约在800万—900万之间，其中17.1%的人死于心血管疾病，17.7%的人死于脑血管疾病，6.1%的人死于卒中或者床上。

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和组织可以加大器官移植的宣传，借助媒体报道、公益广告宣传等形式，提高公民对器官移植的认知，如移植的风险性、费用、移植条件等内容，尽可能充分利用死亡人口的器官。

措施三：将“条例”升格为法律，推进器官捐献

2007年5月，原国家卫生部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使器官移植管理初步制度化。伴随物换星移，很多专家开始呼吁应将“条例”升格为法律，制定《人体器官捐赠法》。即使短期内难以迈出此步，也不妨尽快修改完善条例，明确各相关部门在器官捐赠联动机制中的定位和责任。

例如，有人提出，有必要将“非移植”医院也纳入到捐赠医疗管理体系。如同前文所言，中国器官捐赠存在明显的供需失衡，可是，现在的许多潜在捐献者无法接触到移植医院，无形中丧失很大数量的器官。

再者，在捐赠激励机制上，可减免捐赠者的医疗费和丧葬费；给予器官捐赠者精神或荣誉方面的奖励；适当给其中一些家庭困难者予以救助补偿等。

措施四：变“心脏死亡”为“脑死亡”

目前世界上超过90个国家将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但是，自从1960年代器官移植技术引入我国开始，国内就一直沿用心脏死亡标准。2003年，原国家卫生部针对更换标准的可能性进行调查，并颁布脑死亡的判断标准和操作指南。然而，由于公众的认识较为落后等原因，脑死亡标准始终未得广泛认同。

既然如此，相关部门可想方设法加强对脑死亡和心脏死亡的科学普及教育，逐步将脑死亡作为我国判断死亡的标准，或许有助于提升逝者捐献器官的数量。

除此之外，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患者直系亲属或者法律代表在征得主管医生的意见后，可以选择以何种标准判断患者死亡。

事实上，早在几年前，中国政府就已开始推动公民自愿捐赠器官的计划，意在逐渐取代死囚器官捐献，并取得初期效果。中国肾移植科学登记管理委员会的一位专家2014年8月曾发文称，2009年中国实施约6700例肾脏移植手术，其中50%以上的器官来自死囚，自愿捐献量很少。到2014年上半年，自愿捐献的肾脏比例已占30%。当时已有至少38家医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

归根结底，停用死囚器官捐献渠道是大势所趋，我们已经迈过“该不该停用”的讨论阶段，新起点上的考题是，怎样千方百计激活公民积极自愿捐献器官。

 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移植大事记

1984年，官方通过一项“暂行规定”，即《六部委共同发布的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者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在“尸体是无人收敛或近亲属拒绝收敛的，死刑罪犯自愿将尸体交医疗卫生单位利用；经死刑罪犯亲属同意利用”的前提下，明确了死刑犯“经临场监督的监察员确认死亡后，尸体可做其他”。

2003年，《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草案）》出台，成为中国内地首部关于器官捐献移植的法规。

2007年5月，《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正式颁布，对相关法律责任以及公民合法权益的维护做出了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出卖自己身体的器官也是违法行为。

2009年8月，卫生部联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建立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工作，要求成立国家和省（区、市）两级人体器官捐献组织机构；同时设立OPO。

2009年12月，卫生部发布《关于规范活体器官移植的若干规定》，进一步明确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对器官移植工作的监管任务。

2010年3月，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启动，天津、上海、广东等19个省份陆续成为试点地区。

2013年8月，《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公布，自9月1日起，全国165家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公立医院，将开展公民自愿的身后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

2015年1月1日， 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