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无力下的中国式医闹

对于中国目前医患矛盾形成的原因，一些学者用"毒瘤"来形容，可见其原因根深蒂固。患者对自身看病求医权力维权不当；医生对自身医疗工作渎职；相关法律定义不清，导致一旦纠纷产生，患者诉处无门；或即使有门，由于所涉及的权力机构部门之间相互庇护，最终公正得不到主持；另外，一些媒体的夸大扭曲的不真实报道，还有黑社会势力的介入等。问题种种，但有一个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即利用既已形成的医患矛盾，刻意从中鼓动制造医患纠纷，谋取私利，扰乱医院正常工作秩序——医闹。

2014年9月29日上午，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发生一起恶性医闹事件。家属纠集“上百人”在医院门诊大厅拉横幅，喊口号，又哭又闹，严重扰乱了医院的正常医疗秩序。最终出动特警方才平息，团伙成员在医院全部落网，公安特警依法打掉了该“医闹”团伙。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整形外科主任李京教授对此的评价是“中国首个医闹集团被成功扑灭”。

不知医闹是否是“中国首创”？但中国的医闹行为显然具有中国封建主义式的民间特色：设灵堂，哭闹，抬棺材，撒冥币等等，这些带有浓郁的封建主义色彩的行为背后是明确的利益关系，和由此带来的责任分工。据悉，29日上午被打击的医闹集团是“职业医闹”，近百人，有中青年男子，也有中年妇女。他们有明确的“劳务费”分配，参与拉横幅的100元/天，参与哭闹的200元/天（收费不便宜）。医闹人员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医闹行为，从患者处收取服务费，迫使医院对患者妥协、赔款。

或许对于很多患者和患者家属而言，医院不是一个容易讲理的地方，一是患者缺乏足够的医疗知识，不知道自己讲理的优势在哪里；二是即使掌握了有利的证据，相关的事故审定机构，如医疗仲裁委员会、事故鉴定委员会、医学会，因为同医院有密切的关系，也会相互包庇，很难做出公正的裁决。因此，在起诉艰难的情况下，会采取非理性的闹医院，以期待扩大医疗纠纷的社会效应，博得同情，博得赔偿。反观中国历史，这种非理性的“闹”，比比皆是，它是民声得不到倾听，公正得不到伸张的充分反映。

但是，中国封建社会没有“医闹”的概念。这种受患者（和）或患者家属雇佣，借医疗纠纷获利的第三方中介出现，反映出当今中国社会的如下情况：一是患者对自身看病求医的维权意识提高了，二是与经济利益挂钩的服务意识在社会民众中广泛存在，三是很多医院自知如果医疗事故责任在身，但顾虑于通过法律渠道解决带来的经济压力和名誉损伤，习惯与患者和（或）患者家属私下了结。现代的维权意识和经济意识提高的同时，法律意识薄弱，或者说在法律不能主持公正的前提下，蔑视法律的存在，这是医闹出现和存在的根本原因。

在职业医闹人员眼中，或许他们认为这份工作是挺有价值的，既能够帮助患者主张正义，还能从中收取服务费，何乐而不为？但从社会影响来看，医闹对医院工作的正常开展无疑是影响恶劣的，这些医闹人员，大多文化教育水平低，无业，通过种种阻碍医疗工作的开展，甚至殴打伤害医务人员，无论对既已形成的医疗纠纷无益，更影响了其他患者正常就医。这种维护公共秩序的意识的严重缺乏，一方面受到利益驱使，另一方面反映出从业人员法制意识极其薄弱。

医闹固然难缠，其衍生现象更让人发憷。2014年9月23日下午，发生在江苏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因为一起手术医疗死亡纠纷引起的“黑社会看场子”事件，无疑是对紧张的医患关系雪上加霜。在这起事件中，医院为维护正常医疗秩序，请来“黑社会”给医院“看场子”。有人戏言：“不知医院是否还要进行‘一条龙服务’，有患者医闹就找黑社会打，打完医院再治，治完还闹的话再打？”医院通过黑社会来打击医闹，理应受到社会谴责，但面对一些难缠甚至凶暴的医闹，也实属无奈之举。

如果说，医闹是医患纠纷的毒瘤之一的话，那么打击医闹对于维护医院利益，保证医务人员正常工作和其他患者正常就医而言，都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好事，当然，这种打击绝对不是通过黑社会，而是通过法律公安途径。但是，一件医闹被扑灭了，正义和公正是否就得到主持了呢？显然，医患矛盾的根源并不在于医闹，医闹只是矛盾得不到适当解决时的变向产物。正如李京教授指出，“以暴制暴”很难打破医患关系紧张僵局，终究治标不治本，还应该完善解决医疗纠纷的制度体系，要通过立法等方式畅通医疗纠纷化解渠道，重建和谐医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