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炎危害严重 专家呼吁“重新思考”防控策略

世界肝炎日刚刚过去，但人们对肝炎的关注不能因此而停止。

病毒性肝炎分为五种，其中甲型和戊型为经消化道传播，一般只引起急性肝炎，乙型、丙型和丁型通过血液途径传播，可引起急性肝炎和慢性肝炎。中国病毒性肝炎的防控取得了很大成绩，甲型和戊型肝炎发病率明显降低，新感染乙肝和丙肝的人数也大幅度减少。但由于原有的慢性乙肝、丙肝感染者基数大，防控形势仍不容过早乐观。

2006年统计数据表明，中国人群当中的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比例下降为7.18%，但仍大约有9000多万人左右，其中有大概2000万~3000万人是需要治疗的慢性乙肝患者。

此外，人群中的丙肝病毒感染者比例为0.43%。如果将吸毒者、血液透析患者等高危人群估算进去，丙肝病毒感染者比例大概在1%，也就是可能在1000千万人左右。

在健康界的询问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副理事长、亚太扑灭病毒性肝炎联盟（CEVHAP）理事贾继东一口气背出了上述数字。

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危害极大的疾病，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上，却被无奈地称为“沉默的疾病”。

艾滋病让世界各国政府莫名紧张，谈虎色变。它每年在世界范围内夺去100多万人的生命。不过，全球每年也有100多万人“静悄悄地”死于肝炎。尤其是亚太地区，每年死于肝炎的人数远大于死于艾滋病者。

“如果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与艾滋病防控相似的公共卫生政策，加大各种资源投入，肝炎的死亡率是可以下降的。”贾继东强调，这或许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将今年7月28日世界肝炎日主题定为“重新思考”的原因。在他看来，国外政府与企业谈判的经验可引入中国。

借鉴成功经验，提供最优治疗

“肝炎的整体治疗策略还未列入公共卫生项目层面考虑，依然还被视为普通疾病进行临床治疗。”贾继东直言。

据亚太扑灭病毒性肝炎联盟在2013年公布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亚洲地区每30秒就有1人死于病毒性肝炎，死亡率已经达到了艾滋病的3倍之多。

贾继东告诉健康界，如果是新生儿感染乙肝病毒，其中90%都会成为慢性肝炎感染者。而许多慢性肝炎患者往往会转成肝硬化或者肝癌。但是，如此众多的患者却没有得到充分的治疗。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病人基数大、药物价格高、治疗时间长，使得现有的医疗保障体系难以承担。

以对艾滋病和乙肝都有效的替诺福韦为例，治疗乙肝的零售价格是8美元左右；而中国政府购买这种药物用于艾滋病治疗，其价格是1美元左右。贾继东认为，“造成如此巨大的价格差距的原因，就是因为艾滋病治疗是公共卫生项目；艾滋病药物往往都是由政府部门出面来跟药企谈判，以带量采购压低价格”。

相比之下，“乙肝的治疗报销政策还是和其他普通疾病差不多。”贾继东指出，肝炎的整体治疗策略依然与普通疾病的临床治疗相似。

由于目前中国市场上的抗乙肝病毒肝病药物价格仍相对较高，所以导致许多患者使用的药物并不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药。甚至，很多中国患者使用的是国际上明确不推荐使用的低效高耐药的品种。“这样的药物开始治疗时似乎便宜，但是会给后续治疗带来困难，总体花费反而会更大”。

想要解决这一局面，贾继东建议应该借鉴艾滋病治疗的成功经验，从公共卫生角度重新思考肝炎防控。根据国际上的经验，世界卫生组织也积极倡导由政府主导、药企配合，引入价格谈判机制，以量换价，从而大幅度压低抗肝炎病毒物的价格。

这一策略在泰国、巴西、埃及等发展中国家已经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在泰国，高效低耐药抗乙肝病毒药物替诺福韦的价格仅1美元，在巴西替诺福韦也很便宜。最近埃及政府出面和国际知名药企谈判，把一个疗程8万多美元的丙肝药物成功谈到了约1千美元，折扣率竟然高达99%。

“这些成功案例已传遍全球公共卫生界。它再次证明了国家以公共卫生项目作为谈判筹码具有的巨大优势。”

贾继东指出：“通过进入医保目录、提高报销比例等方式扩大采购量，以这个最有利的筹码通过谈判来大幅度压低价格。”

中国有着庞大的市场，即使压低价格药企仍然能够得到合理的利润。“如果不以此为筹码来实现与药企的博弈，就无法实现大幅度降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一般不能强制定价，但是政府可以通过有效的谈判大幅度降低药物价格”。

引入价格谈判机制，最关键的的跨部门协调机制。贾继东告诉健康界，“我国的药品定价是在发改委，报销政策和目录在人社局，治疗则在卫计委，药品审批则在药监局。如果要真正建立强有力地价格谈判机制，至少要这四个部门参与，而且必须由更高层的统筹协调才可能进行。”

公卫事件报道不容炒作

经过多年来不懈的努力，中国的乙肝预防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赞赏。但是，2014年年初的乙肝疫苗事件却让中国的国乙肝预防工作一度陷入了巨大困境。

在事件爆发后的一段时间，新生儿的乙肝疫苗接种率一度下降了30%。甚至，一些极端言论也见诸于网上，有些人甚至公开反对任何预防接种。提起事件背后的种种细节，贾继东仍然心有余悸。

“当时有专家、领导说，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几十年的努力，很容易毁于一旦。”

如今，尽管事件已经平息，当时引起风波的乙肝疫苗也已经被证“无罪”，乙肝疫苗接种率也在逐渐回升之中。不过，贾继东认为，乙肝疫苗事件带来的危害并未完全消除。

在世界卫生组织网站上，有关于疫苗安全问题的解释称，全世界没有任何一种疫苗能对所有人有效，也没有任何一种疫苗绝对安全，但是现在的疫苗是相当安全的。“这是一种理性的认识，需要社会和公众的理解。”贾继东强调。

“我们的媒体和公众、政府，都要更加科学理性地看待医疗卫生的问题，特别是公共卫生的问题。我们不能单凭某种情绪，或者某种感觉，就把没有经过科学调查的事件当成热点来炒作。这一点应该是最大的一个教训。”

贾继东认为媒体监督本身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是他希望媒体对公卫事件的报道要有专业视角：“这样的话题也不容炒作，否则将给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的现实危害并产生无穷的遗患。”

辅助药物不应喧宾夺主

总体来说，由于药价较高、报销政策限制等原因，中国的肝病患者普遍面临着治疗不足的问题。

但是贾继东也告诉健康界，在一些情况下同样也存在过度治疗、不合理治疗的现象，主要表现为辅助用药过多过滥，其花费超过了主要的治疗用药。

贾继东认为，这一问题的存在与管理制度有一定关系。一些地方对主要的抗肝炎病毒药物使用有限制，对辅助药物使用反而没有限制。

此外，过度治疗也与中国的文化社会背景有关。因为文化传统的原因，分类或名称带有“养、护、保”之类的辅助药物很容易被公众接受，而且非常喜欢。不过贾继东坦言，很多辅助用药并没有得到国际学术界认可，在发达国家的临床上根本没有不是主流。

对于这种辅助用药滥用的现象，贾继东告诉健康界，一些地方的医保部门也在进行调查测算，并可能采取相应措施，引导有限医疗资源的合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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