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现实版“精神科郝医生” 萌叔背后是心酸

当大部分人每天过着朝九晚五，享受安静平淡生活的时候，有一个群体却因为心理或精神疾患无法融入社会。他们夜不能寐、警惕周围人的目光、甚至还可能会伤害家人，这部分人就是精神病患者。而在我们生活的社会里，存在心理问题，需要及时干预的人群，数量远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情况也远比你我想的复杂。

在“精神科郝医生”卖萌走红网络后，精神科医生一下走入公众的视线。在很多人眼中，每天和“疯子”在一起的精神科医生，总是和普通医生有那么一点不同。最近，带着满满的好奇心，来到北京市第六医院精神科，像实习医生一样，我跟随主治医师王建宁坐了半天门诊。在每一名患者面前，略微有点儿谢顶的王建宁都像萌叔一样温柔而细致地安抚。别看王建宁对待患者有各种招儿，在工作之余，他也需要不断走出去，将精神垃圾倾倒得一干二净，不然会憋出病来。

退休老护士：幻听让我多次搬家

王建宁是北京市东城区精神卫生保健院的院长，身材瘦削的他除了平时在社区对精神残疾患者进行辅导之外，每周有两个半天的时间在市第六医院精神科出门诊。精神科很少借助各类检测仪器，需要医患双方慢慢沟通，才能让患者放下心中芥蒂，让医生了解病情。为了保证诊疗质量，王建宁的专家号一上午只允许挂出十个左右。

“大夫，我总感觉有人敲我家门，还在门口骂我，因为这事，我已经搬了好几次家，以前我还应答敲门，有时还跟外面的人对骂，最近好些了。”一名50多岁的女患者焦虑地坐在王建宁面前，描述这种折磨自己多年的病态感受，其间不停地拍打着王建宁的桌子。

“别着急，慢慢说。你的家人呢？”王建宁问。女患者表示，自己是一名退休的儿科护士，年轻时工作忙，心情郁闷时总难排解，等退休之后，却发现自己患上了非常严重的幻听，唯一的女儿也由于自己所患疾病刻意疏远，甚至来医院看病，女儿都只在楼下等，不愿意上楼，因为“觉得丢人”。

王建宁给她开了相应的药物，直到她走出诊室，一番苦口婆心后的王建宁才顾得上喝口说：“家人不配合治疗，经常使患者的治疗时间延长。”

没多久，一对70后夫妻走进了诊室。丈夫坐在王建宁面前，脸颊通红，双眼盯着地面，一声不吭。王建宁把病历本最后一页打开，递上一支笔，让他将最近使他难过的事情写下来。拿起笔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位40多岁的男士已经失声痛哭起来，并且不住地说着“抱歉”。

王建宁并没有询问他痛哭的原因，只是将患者的妻子叫到门外，在了解了患者近一段时间由于工作上受到同事排挤，经常出现失眠、哭泣等状况后，王建宁回到屋内，递给男士一张纸巾并轻拍他的肩膀。“你需要服药和至少半个月的休息，不要抵触药物，马上就会好的。”王建宁随后交代患者妻子要督促丈夫每天写日记，看是否能从日记中发现情绪的变化，下次来复查时还要带来日记本。

90%医护人员都需要心理干预

由于刚刚有一位退休的女护士前来就诊，在结束上午的门诊之后，对医护人员的心理问题，王建宁跟我打开了话匣子。

最近几年，医患之间剑拔弩张，医生这个精英群体不仅在工作中常常不被患者理解，还无法获得与之付出对称的收入。其实，王建宁的诊室总有医生前来吐槽，有的是大哭一场，有的则是倾诉苦闷、寻求开导。王建宁要做的就是，在不打听对方隐私的情况下，耐心地倾听。

如果一家医院有医生被患者和家属打伤，那个科室的医生就会遭遇一段时间的心情苦闷，如果有医生自杀或被伤害致死，整个医院的医护团队都会有焦虑的情绪。最近几年，王建宁多次到有意外发生的医院为医护人员集中进行心理干预。通过走访，王建宁发现，超过90%的医护人员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心理问题，比如抑郁、焦虑、烦躁等，需要及时的心理疏导。

在很多人看来，肿瘤科的医生压力最大，不仅要想办法减少病人的痛苦，还要在他们生命最后时刻给予安慰、同情和关心。但是王建宁却对此摇了摇头。“其实妇产科医生压力才是最大的，全家人都在盯着医生，两条性命系在医生手中，异常情况发生几率大。”王建宁说，妇产科医生是名副其实的“走钢索的人”，也是医护人员中，心理问题最严重的的一个群体。

最近，王建宁在给同行进行心理干预的时候，总是提到两个词：职业医师和执业医师。“不学习、不提高修养就是不职业，违法各类规章制度、拿回扣、推诿病人，就是不执业。”王建宁说，医生首先要明白，我们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再看我们所焦虑的事情是不是真的那么值得焦虑。

每当遇到出现心理问题的同行时，王建宁都要努力诱导他们离开这个环境，让创伤逐步平复。不过，精神科医生的作用是有限的，能真正“走出去”，还是要靠自己。

心理医生也是人，也需要排解压力

在中国，作为抑郁症患者最重要的“救赎者”，精神科医生加在一起只有2.04万人，而他们也都是普通人，甚至有可能在治疗过程当中被“传染”。

与动辄上千元的大型设备检查相比，目前与精神科有关的检测，只有眼动检测、心电图、麻醉分析、检查问卷等少数几项，其中最便宜的4元，最高的不过60元，精神科医生是难以分到高新设备的红利的。事实上，精神科医生由于收入等问题，在医护群体中一直处在尴尬的境地，有报道称，他们中的不少人甚至需要长期服用抗抑郁类药物。

王建宁从不否认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精神垃圾箱”。“如果家中有一个人患上抑郁症，全家的气氛都会紧张，所有家人也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这说明精神病是传染的。”王建宁告诉我，精神科医生整天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患者群体，其他科的医生可以带上口罩避免传染，但精神科医生却要努力向患者靠近。“王建宁说，自己要不断将内心屏蔽起来，免于被传染，即使真的需要走入患者的内心，也要及时排解。

打开王建宁的微信朋友圈相册，我发现这名工作繁忙的精神科专家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从西北大草原，到江南水乡，王建宁几乎走遍了中国所有省份，而且都是带上家人，自己开车前往。旅途的愉快总是能让他暂时放松心情，在另一个环境中找寻真我，这也是王建宁自认为最适合自己的排解方式。

小编的话：

与坐在对面的患者用力接近，却又必须刻意远离，这种纠结的感受让我在结束半天的采访后思绪一直难以平复。而我的采访对象，每天的工作就是要让自己处在这种感受的同时，将内心好好保护起来。

萌叔是温柔的，更是冷峻的，他需要每时每刻都有能力迅速地拿起一把虚拟的手电筒，在患者昏暗的生活中用力投去光芒，与患者一起体会恐惧、愧疚、甚至绝望的同时，帮他找寻希望。

但愿每名精神科医生都能真正“走出去”，让心灵“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时候，忘掉那些抑郁吧。

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