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医学是科学而不是神学

编者按

2014年7月19日，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出席“北京大学医学部医药卫生管理论坛暨北医医院管理高级研修项目百期校友会”。面对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名医院管理者，白岩松开门见山点出了中国医患关系的尴尬。

面对医患关系的恶化，白岩松鲜明地点出了医生职业在社会中的五重价值，为饱受质疑的中国医生正名。正因为医生具有多重价值，他鼓励医生，“你越靠近佛，你遭受的磨难和委屈就越多”。

紧接着，白岩松指出，化解医生职业的尴尬，缓解紧张的医患关系，正途不是道德感召，而是在于体制机制改革。他毫不避讳地说，目前社会上愈演愈烈的医患矛盾，是医生”在替中国医疗改革行进速度太慢背着黑锅”，就着道德谈道德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白岩松呼唤，一个良善的社会应该在医患之间建立起润滑机制和缓冲机制。比如，他建议在座的院长，可以模仿台湾医院，建立更加完善的志愿者服务体系，让他们参与医院运转，为带着苦痛的患者提供体贴入微的关怀。

七年前，因为踢球骨折，我在北医三院做骨折手术。在手术台上，可能是因为白岩松做手术，王大夫多问了一句：“你有什么要求？”

当时，我的回答是：“我会做一个模范患者。这是您的专业，一切听您的。”整个手术是在欢声笑语中渡过，手术效果非常好。经过几个月的康复，在手术半年后，我回到了北医的大院踢了一场足球，为我做手术的医生也在场。

七年时间过去了，我觉得那依然是医患关系良性运转的逆袭。

当你信任对方的时候，对方给予你的会更多。当你一开始就带着怀疑的眼神时，恐怕你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当下中国，医生和整个社会之间正是处于这样一种错位的关系中。

医生的五重价值

今天我主要跟大家谈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医生？医生是一个怎么样的群体？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医生这个群体难道我们还不了解吗？我们自己就是做这一行的。我们不妨用几个常用的词去描绘医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要不一样。大家说到医生，都会说两个词，一个是医德，一个是医者仁心。

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有哪些行业的后面是带“德”字的？只有教师和医生，一个是师德，一个是医德。老祖宗够聪明，之所以这两个行业后面带“德”，因为他们维系人生中两个最重要的健康领域，一个是精神健康，一个肉体健康。所以，社会对这两个职业的要求特别高。现在很多的医生都有委屈：我在做这样行善积德的事情，为大家守护健康，可是还面临着怀疑。千万不要怀疑，千万不要有委屈感。我还是要强调，你越靠近佛，你遭受的磨难和委屈就越多。因为你的职责高，大家的期待也就越高，大家对你的需求也高。这是一个忍辱负重的行当，就像是一个举重者。

医者为什么要有仁心？医生这个行当介于上帝、佛与普通职业之间，就是这样一群人。大家到医生这儿来，往往是带着苦痛，带着绝望。归根到底，与其说是到医生那儿来看病，不如说是到医生那儿来寻找希望。我们常说，医生是治病救人。其实治病就够了，为什么还要说救人？治病只是治疗病状，但是救人是一个综合的概念。我们面对这个行当的时候，过多地强调生命的因素，而忽略了心灵的因素。这也是社会上很多的需求跟这个行当发生摩擦的诱导因素。

医生这个行当，你总看到的是一颗又一颗苦痛的心，一张又一张苦痛的面孔。当然，医生最大的幸福也是，病人来的时候是苦痛的表情，经过你的治疗，一段时间之后，他带着笑容离开了。因此，心灵的抚慰和支撑原本就是这个行当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不仅仅是五年六年学到的医术本身。只有把生理上的治疗技能和心理上的抚慰共同加在一起，才构成医者仁心、治病救人这八个字的全部含义。

医生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说，中国用四个字把这一辈子概括，生老病死。请问，这四个阶段，哪一个阶段离得开医生？中国人穷，就是这个人生在自己家的床上，死也在自己家的床上，周围没有医生。一个正常的社会，生老病死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医生。这个社会那么多人都在骂医生，难道他们不给自己留后路吗？请告诉我，哪个人能够确定一生都不会成为病人。如果你能确定自己一生都不会成为病人，你就骂医生吧！没有任何人敢打这个包票。

老祖宗明明白白说了，生老病死就是这样的过程。既然离不开他，就应该跟他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医德到医者仁心，再到治病救人，其实本身就体现了医生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价值，生命价值。

医生仅有生命价值吗？我觉得医生还具有社会抚慰价值，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宗教基础不浓厚的国度里，医生不仅要扮演医生的角色，还要扮演牧师、上帝和佛的角色。患者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折磨，释放往往来自医生的抚慰。因此有的时候，一个好医生的标志是治好病，也包括让很多人感到了希望和温暖。这原本是另一种医术。医生第二个价值就是抚慰价值，抚慰整个社会。

我觉得第三个就是医生的情绪价值，第四个就是社会的信心价值。所谓情绪价值，社会上戾气、抱怨到处都有，如果大家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心态，拥有一个健康的人生状态，医患冲突就会减少。所谓信心价值，我们中国现在什么都有，但是现在最缺的就是信任和信心。医患关系失衡的核心就是信任缺失。如果这个行当的改革能够进行的更加彻底，信任的恢复对社会有巨大价值。

老祖宗说，大医治未病。我们现在整个的医疗体系在定位上存在问题。很多年前，我跟陈竺部长说过这样一句话，当所有公众都把“得病之后，让你帮我治好病”的宝压在卫生部门头上，卫生部门的定位就已经错了。卫生部门起码有一半的功能是让大家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得了急病快速治好不转成慢病。大医治未病，就是在什么都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能够把病制止，这才是真正的大医。

2013年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第一次突破2亿，今后还将以加速度增加。日本现在每100人中，就有25名65岁以上的老人。中国老年人口的比例虽然还不高，总人群中只有15%为60岁以上的老人，但是总数字吓人。如果这一数字是一个国家的人口数，这样的人口数能够挤进世界前十人口大国。因此，老龄化对医疗的需求将是巨大的。

无论到哪个国家，都是那句话：储蓄金钱不如储蓄健康。中国老人的健康寿命到底是多少？北京现在人均寿命达到81，居然不健康的时间达到了15年。这给一个家庭一个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我宁愿寿命是75，但是活得健健康康，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会小得多。如果活到90岁，从65岁就开始跑医院，90岁对我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因此，我认为中国到了提出健康寿命的时候。如果不提出健康寿命的概念，不提出储蓄健康的概念，中国的麻烦就会很大。这和医生有什么关系吗？那就是医生的另一个价值，医生的科普价值。但是，写一篇论文对于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的晋升是有关系的，但是写十篇科普文章却对晋升没有关系。请问有多少医生愿意做这样辛辛苦苦的事情？除非他有极大的道德追求和责任。这是我们社会的评价体系产生了问题。

但是，每一个医生都应该知道，科学常识的指导，会帮助相当多的人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得了急病不转化为慢病。虽然我们清楚，但是我们的社会并没有让医生很好地发挥出这一价值。这是我们社会的评价体系出了问题。医生的常识普及的价值还没有最大化地调动起来。医生被整个社会安排了太多的应急价值，一到流行病传播的时候，一到汶川地震的时候，医生全成了白衣天使了。一过了那段时间，大家就都健忘了。然后，大家又开始骂医生。关键时候，医生是社会安定的稳定器。

对于医生和整个社会的关系，应该更加立体地去看待，决不能简简单单从医学技术的层面上去看待。我更看重的是，它是整个社会信心的根基。如果说社会有两个最重要的根基，一个就是医疗，一个就是教育。如果大家对教育基本满意，对医疗也基本满意，社会的稳定就基本靠谱了。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也提醒各位，也不能产生过高的期待。因为这两个根基太过重要，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能够百分之百把这两个问题解决，美国也同样面临相似的问题。在中国，我们还没有看到它们的重要性。

化解医疗困局不能靠道德感召，还是要靠改革

我非常反对在中国用道德来谈论道德，毫无意义。我前几天也出席了中国医师协会医学道德委员会关于医生道德自律的会议。道德的问题需要有力地倡导倡议，但是仅靠倡导倡议和自律是不够的。中国人的人性不比一百年前更糟糕，也不比一百年后更好，关键是看周围的环境激活的是人性中的善还是恶。人性一直没什么变化，或者说变化很小。

今天中国的道德问题似乎太大了，老人跌倒了没人扶。这真是道德层面的问题吗？如果中国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能够覆盖到每一个人，请问老人跌倒了别人扶他，他会讹人吗？我相信十个讹人的老头老太太有九个八个都是善良一生，谨小慎微过来的中国人。但是，在中国，老人们第一怕的就是给孩子添麻烦。当他一摔倒，一动发现骨折，动不了了，一下子价值观全部扭曲了，担心这样会给孩子添麻烦。这时候，任何人伸出一只手，他们都会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说不定就会讹人。

等我们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健全了，请问还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因此，道德问题往往是社会改革不到位的问题。几十年前，中国两辆汽车一撞，下来就打，道德指数就很差。为什么啊？因为打赢打输决定了赔偿。今天，中国的两辆汽车一撞，全世界最文明，中国人互相第一支烟，称一声哥们，没有几个人动手，因为每个人都强制上了第三方责任险。制度可以提升文明。医生天绷着个脸，我说什么都不理我，一上午56个号，还不排除门口大街、隔壁刘主任、王副院长还塞给你7个号，请问他一个上午连水都不敢喝，厕所几乎没去过，他如何做到耐心地倾听每一位患者的声音。他如果耐心地倾听每一位患者的声音，下一个患者就会把上个患者给打走，因为影响了别人看病。请问这是道德问题还是职业问题，还是现在的机制问题。在美国最新公布的十个最糟糕的行业当中，本行业列入其中，你们的行业永远列在遭人喜欢的十大行业中。

一个社会的稳定器必定是靠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就是靠技术吃饭，而且饭还不错。如果月薪三四万，红包四千如何把你拿下？如果月薪三四千，红包四千肯定就会让相当多的人动心了。如果医生一个手术才一百多块钱，但是支架是进口的，利润可能几千块钱，你会做何感想。同样，一个医生在自己医院做一个手术只有一百多块钱，如果走穴去另外一个医院，可能拿到一万多。我们有什么资格要求人性在这样扭曲的制度里面必须高尚？我们今天喊口号就能把所有问题解决了吗？坦白地说，目前社会上出现的医患关系相当多的矛盾，是各位在替中国医疗改革行进速度太慢背着黑锅。如果医疗改革不能快速的破局，这个黑锅你们还要背很久。这就是问题所在。

所以，站在道德角度谈道德毫无意义。在座的各位有相当多的是院长，你们也很清楚，如何做好对本院的职工激励，你手里的牌有多少，你手里的武器有多少，你会做违规的事情吗？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在道德上谈论道德，还是要加快整个改革机制的变革，才会使我们放下道德包袱，轻装前进。反而，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当改革到位了，人们反而变得更道德了。因为道德原本就是由法律和良善的制度所造成的结果。什么叫法律？法律是社会道德最低标准。如果再加上一个良善的制度，就会让道德的水准跃升。

医患之间需要润滑剂和缓冲带

最后，在缓和医患关系上，媒体人应该做些什么？整个社会应该做些什么？

首先第一点，坚持改革。我从1997年开始采访相关的内容，但是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改革速度太慢。为什么每次出现伤医事件的时候，我都要发声。我很清晰地知道，我也是在替自己说话，而不只是在替医生说话。我也是在替每一个潜在的患者说话，而不仅仅是在替医生说话。如果不快速破局，医生的黑锅会背很久，此处可省略十万字。我寄望李克强总理，经济问题挑战很大，希望在医疗改革上，能够在这一任的时候完成最重要的部分。

接下来，我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希望能够建立新的尊重。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连续在提案，建议设立“医生节”。我在提案里有这么一句话，尊重是另一种约束。生活中每一个个体，孩子也一样。你发现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不是批出来的。你天天训他，他不听你的话算是好的。如果你开始夸他，他觉得被夸的感觉很好，反而会更加约束自己，会改正很多的缺点。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我以前数学在全班排倒数第二。偶然有一次，我们全班只有两个人数学及格，我及格了，老师表扬了一把。第一次听表扬觉得非常舒服，然后从此步入好学生行列。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教师节，为什么不设立医生节？设立医生节，就是用尊重形成一种约束。但是，今年我的提案又被人家礼貌地给拒绝了。没关系，我会明年再来。

第三点则是，就事论事，不要迎合情绪。相当多的医生对媒体报道不满意。媒体也有他的市场生存艰难性，我是媒体人，我能理解。现在网上的留言，几乎百分之八十认为杀医生是合理的，很不理智。我做过一期节目，我自己干脆起名“我们每个人都是凶手”。我们无法排除某些媒体人从迎合社会情绪的角度去建立自己的报道准则，但是这是短期策略。长期来看，他自己也是受害者。因此，任何一个孤立的医患冲突都应该就事论事，不能扩充成社会对立情绪。

第四点，法律要跟进。温岭事件后，四五十位委员代表联名高检高法和公安部从法律层面上更好地制止恶性事件的发生。这两年，这方面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我希望能从法律的角度去拉一根红绳。稍微出一点事情就把灵堂搬到医院大堂的行为，必须杜绝。

第五点，我也要提一下，医学是科学而不是神学。现在社会上弥漫着一种情绪，把医学当成神学。什么叫神学？我把病人交给你，你必须给我治好，不能出任何问题。请问，哪个医生能够做到？即使目前，在医学已经进步到目前的水平，疾病也在发展。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我嫂子的妹妹跟我是同龄人，十几年前，她不到三十岁，死于肺结核。当时我感到非常的惊讶，我原本以为肺结核已经成为彻底被攻克的疾病。然而，实际上，肺结核早已发生了转变，病菌在进化，疾病也在发展。作为医生，你能治愈的其实很少，但是你能安慰的很多。

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社会并不是这样看待。科学本来就是有成功有失败，讲究概率，有探索，中间还有曲折。我小的时候，医生们敢于冒险，冒险是为患者好。这个手术可能只有40%成功概率，做还是不做？那时医生们往往会建议做，如果做成了，百分之百痊愈。

现在的医患关系背景下，可能医生都不敢冒险建议患者手术。表面上，现在患者乃至整个社会情绪激昂，倒霉的还是患者自己。现在的很多医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当社会有一天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才是最大损失者，我们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情绪来面对。

全社会应该恢复医学作为科学的存在，而不是作为神学的存在。我们应该让全社会都知道，目前有相当多的疾病，可能被控制、可能被减轻，但不可能被治愈。高血压现在被干预、被控制所占的比例极低，真正被控制的可能还不到百分之十。中国高血压的人群接近两亿，真正被控制到合理健康程度的，不到百分之十。因此，我们如何恢复医学作为科学的存在，让各位获得一种解放，同时也让各位敢于去冒险。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一种润滑机制、调节机制，不能把压力全部推到医生和院长身上，否则没有医生会选择去为患者冒险。

我呼吁，我们的社会要为医生和患者之间建立良善的缓冲地带。刚才我说科学常识的建立，以及很多其他因素的作用，建立缓冲。医院里面相当多的医患纠纷其实医院有解，患者本来就痛苦焦虑，但是一会儿缴费三楼，划价四楼，拿药又在一个楼层。医务人员都完全不清楚，患者可能会因此跟医生发生碰撞冲突，情绪发生巨大的波动。

良善的社会应该提供良好的润滑机制。我去台湾的医院采访，一进医院，就会有志愿者服务站。几乎每家医院都有志愿者，不管你看什么病，他们都会领着你到各个部门，你的焦虑就会减弱。这些志愿者全都是经过培训到医院上班的，他们一个礼拜只需要在医院待两个半天，花的精力也不太多。台湾的志愿者实现了自己的调节功能。我们中国大陆的医院，哪些能够建立如此完善的缓冲机制？

中国医疗困局整个的改变，需要整个系统的改变。我们全部的情绪都寄托在每一个医生温和地对待患者，其实做不到，我们依然没有进入良性循环。大医院接诊患者的比例越来越高，基层医院次之，社区医院占比很小。这说明，病人一直持续往大医院集中。

润滑机制和缓冲地带就显得非常重要。我们在座的院长，其实可以尝试在你们的医院设置志愿者，引入NGO。他们并不占用你们的资源，只是要有一定的培训，就可以完成长久的润滑和缓冲。这是非常好的。

结语

最后我要讲一个故事，作为结束。为什么我对医生有这样的情感。我自己的家庭曾经经历过一个故事。我大学毕业，即将回北京的晚上，我的妈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我的家乡在内蒙古的海拉尔。那个地方很偏远，离苏联很近。在那样一个小城市，家里有个人出差去北京天津上海，那是天大的事情，很多人会求他们代购。七十年代，我爸爸那时三十多岁，总咳嗽，有时还带血。终于有一天，他出差要去天津。我妈妈就嘱咐他，办完公事一定要去医院看看病。我爸爸出差去了天津，最后一天才去医院。结果，他被诊断出有癌症，医生不好当面告诉他，只是对他说：对不起，你不能走，必须住院。

我爸爸肯定不干，一堆事情，必须要回去，医生就阻止他。他掏出车票对医生说，我今天回海拉尔的车票，非走不可。医生就说，请你稍等，我去找我们的领导来跟你谈。医生去找领导的时候，我爸爸溜走了。

晚上，我爸爸在天津火车站等车的时候，天津火车站的喇叭响起来，居然有人找他：海拉尔来的某某某，请到火车站门口。我爸爸走到火车站门口，下午那个跟他交流的那个医生，焦急地站在门口等他。原来那个医生细心地看到了我爸爸的车票，记住了晚上的车次。我爸爸就这样被救护车拉回了医院。

尽管我父亲两年后还是过世了，但是我妈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安安静静地说：如果是这样的医生，加上现代的技术，也许你爸的病就能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