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故事】名副其实的白衣“天”使

面对一名并不认识的异国乘客，骨科医生龚晓峰和他的同伴紧急施救，因为他们时刻记着自己是一名医生，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他说：“在生命即将逝去的刹那，能够用自己所学、用自己的能力将生命挽回，这比任何学术成就都让我自豪。”

飞机广播紧急找医生

在手术更衣室换好衣服，时钟刚好指向下午6点。忙碌的一天结束了，我不禁哼起了小曲。

“晓峰，什么事这么高兴啊，今天的手术很顺利吧？”“很顺利，4台手术全部拿下！”迎面走来了主任，他笑着拍拍我的肩膀：“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在西班牙有一个足踝国际会议，你做这方面的治疗和研究有成绩，科里决定让你去参加。”“真的？太好了，谢谢主任！”真是喜从天降，看来这两天要赶紧准备论文材料了。

这次学术会议国内共有5家医院派代表参加，统一从上海浦东机场起飞，再由慕尼黑专机抵达巴塞罗那。

几天后，我从北京来到了上海浦东机场。

“梁主任，您亲自去参会啊！”因为是旧相识，一见面我就和西安红会医院足踝科梁晓军主任寒暄起来。“可不，我得多和年轻人交流啊，省得Out了！”这下，9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不会寂寞了。

晚上11点，飞机起飞。换好拖鞋，我欣赏着机舱外朝我们眨眼的点点星火，不一会儿睡意袭来。

“各位乘客您好！飞机上有没有医务人员，有乘客需要帮助！请您到工作站联系乘务员。谢谢！”我赶紧推了推已经睡着的梁主任：“梁哥，有紧急情况，我去看看能不能帮忙！”“嗯？什么……什么情况？我英语没你好，你先去侦查一下，有情况叫我！”

忍着刺鼻的酒味，往昏迷的小伙子口中吹气

我一溜小跑来到工作站，对一名男乘务员说：“I’m an orthopedist,anything I can do?”（我是骨科医生，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吗？）“One passenger had slipped in to a coma,follow me please!”（一名乘客陷入昏迷状态了，请跟我来！）我跟着他来到机舱中部，乘务员指了指一位外国乘客。小伙子有点胖，啤酒肚明显得往外突着，看起来“睡”得很香。他年纪不大，但脸色苍白。

我赶紧拍了拍他的肩膀：“Hi,how are you?”（嗨，你怎么样？）没反应。又拍了拍，还是没反应。用拇指紧压他左侧上眼眶，没反应，我加重力道，还是没反应。一翻眼皮，瞳孔有点放大，再摸脖子，颈动脉没有脉搏。我心里咯噔一下：“坏了！”

梁主任来到我旁边：“怎么样？”“没有呼吸和脉搏，瞳孔放大，压眶无反射！”“赶紧找地儿，把人放平！”我们几个人又拉又拖，好不容易把小伙子放到了操作间的过道上。把他身体放平后，梁主任开始给他做心肺复苏。

一名外国乘客走了进来，操作间显得更加拥挤了。他应该也是医务工作者，虽然没有交流，但他和梁主任配合默契，一起轮流做心肺复苏。我跪在地上，把小伙子的下巴微微上扬，准备为他做人工呼吸。刚低下头，一股刺鼻的酒味一下子就从小伙子的胃里蹿到我的嘴里，他的口水也溢了出来。我毫不犹豫地捏住他的鼻子开始吹气，“一次、两次……”但还是没反应。

这时，乘务员把飞机上所有的医疗设备都找了出来，堆在旁边让我们挑选。我们先找到了除颤器，又发现了气管插管。真没想到，除了没有听诊器，飞机上的急救设备还是挺全的。接好除颤器后，我有点发愁。“这个气管插管和国内用的不一样啊，这个凝胶是干什么用的？”经验丰富的梁主任也是一筹莫展，“顾不了这么多了，先给他插上插管再说！”也许是因为不熟悉设备，急得我出了一身汗！终于把气管插管插进去。还好，我们每年都进行急救医生培训，虽然每次都是用模拟人练习心肺复苏，但原理是一样的，不然真有可能在关键时刻“掉链子”，这可是一条生命啊！

“砰！”乘务员一边给小伙子进行电击除颤，我一边捏气管插管上的皮球给他维持通气。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心里非常清楚，像这样的深度昏迷是非常危险的，时间拖得越久，情况就越糟糕。因为发现时他已经不省人事，我们不能确定他昏迷的原因，也不知道他昏迷了多久。如果脑组织缺氧时间超过6分钟很可能就会导致脑死亡……我越想越着急。但幸运的是，电击了7至8次后，小伙子终于从没有心电到出现心房纤颤、心房扑动转成室性心律了，自主呼吸也回来了。

小伙子有了自主呼吸，飞机迫降莫斯科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悬着的心暂时放下了。这是我第一次在飞机上用这样的方式救活了一条生命。救治的时间也许很短，但是我却浑然不知。在生命即将逝去的刹那，能够用自己所学、用自己的能力将生命挽回，这比任何学术成就都让我自豪。

刚要擦汗，右手上赫然爬着一道长长的口子，上面还有凝固的血滴。我站起来准备去洗手间清洗伤口，才发现脚上的拖鞋只剩下了一只。我觉得自己现在的样子狼狈极了。

飞机降落了。“到慕尼黑了？时间过得这么快！”“不是，是飞机迫降到了莫斯科！”一队穿白衣的莫斯科急救医生上了飞机，他们听了听小伙子的呼吸和心跳，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俄语，随后为他扎上点滴。我和梁主任一起把小伙子抬上担架，送出机舱。走到机舱过道时，我看见一只拖鞋横在中间，不用问，这肯定是我的了。

乘务员找到了小伙子的行李，他的身份证上显示出生年月是1988年，才25岁，那么年轻。

我们抬着担架走出机舱，虽然只是在通道，但是我依然感觉到了莫斯科寒冷的气温，窗外已经结了一层冰。交接完病人后，赶紧回到机舱，外面真是冷得彻骨，因为我只穿了一件单衣。这是我第一次到莫斯科，没想到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而且只在莫斯科几米的上空呆了几分钟，望着莫斯科天空的繁星，真有点云中漫步的感觉。

走到通道中间，拖鞋依然横在那里，我赶紧穿上。梁主任打趣道：“这也算是‘完璧归赵’吧！”我没说话，也笑不出来，因为我才感觉到现在嘴里是一种混合了酒气的“复杂”味道，我得快点到洗手间清洗一下，然后把手上的伤口消毒包扎。

加油、除冰、办理例行手续，飞机在莫斯科停留两个多小时后又升空了。

也许刚才救人时太集中精力了，一旦放松下来，困意就随之而来了。毕竟，现在已是子夜。半梦半醒之间，我断断续续地回忆着刚才惊险的一幕，不知道小伙子的意识能不能恢复，他的家属什么时候能到莫斯科，希望他能够慢慢好起来……

带着对他的祝福，我沉沉睡去。

此文章选自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医药卫生文化协会联合编著的《急诊室的故事》（又名《生命的故事》）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