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案惊奇：“黄牛”的市场

尽管态度截然不同，常颖和小陈却代表了购买“黄牛号”的两大主要人群：一部分人不愿意通宵排队、频繁刷屏，想“花钱少受罪”；另外一部分属于病急、病重，只能花高价购买医疗资源，所谓“花钱买急需”。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曼昆也注意到了中国医疗市场独有的“黄牛”现象。他非但没有批评这种行为，反而分析其为“自由市场的优势所在”，“这种差价行为是对资源的有效分配”，“让有意愿付钱的人享受到了相应的便利”。

但对花钱购买时间和服务的行为，桑德尔这样争辩：“这种交易会带来一个恶果--不平等”，“当钱可以买到几乎一切时，那些没钱人的日子就会变得愈发难过”。事实上，“不平等”引发的焦虑和不满，更加刺痛公众的神经。

这绝非危言耸听，正是“花钱少受罪”的那部分人愿意高价购买优质服务，导致“黄牛号”的价格水涨船高，导致“花钱买急需”的那部分人被迫接受远高于预期心理的价格，挂号的困难，使他们原本对公立医院的印象变得更差；昂贵的价格，让他们对诊治的期望值变得更高。这样看，无疑加剧了医患对立的情绪。

不满和焦虑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很容易通过极端手段表达出来。比如所经济状况不佳的小陈，拖着疾病之躯坐了一夜的火车到达上海，以800块钱的价格购买了只有14元的副主任医师号，终于轮到他时，医生看了一眼他带去的化验单（当地三甲医院1天前的检查结果），非常肯定地对他说：“你这是尿毒症，需要透析治疗。”

小陈哀求医生再给他化验一次：“当时我就想，800块钱买一个号，难道就只有这句话吗？如果不做点什么我不会甘心。”于是医生开了重复的化验，直到亲眼所见肌酐的数值比之前一张化验单还高，小陈才觉得“死心了”。

试想一下，如果当时这位主任医生拒绝重复检查，绝望之下的小陈会怎么样？还有一些病重又买不起“黄牛号”的人，他们在多日努力之下终于挂到了号，又会以怎样的心态就诊？

从这点来看，黄牛提供的服务和价格，一方面改善了部分患者的就医体验，然而更多的是导致医疗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加剧了大部分人对医疗体制和医疗服务的不满。“黄牛党”的存在，对医疗市场弊远远大于利。

“黄牛”的背后是什么

都知道“黄牛”是非法经营。齐青也说：“这毕竟不是正经生意，有合适的机会，我还是会转行。”吸引他们铤而走险的，是巨大的收益和相对低的风险。

“黄牛”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他们精确地瞄准了愿意支付高价的两类人群--“花钱少受罪”和“花钱买急需”的人，而现行的医疗市场显然缺乏一个有效的机制把这两类人区分出来。

当下，代表中国顶尖医疗水平的北京协和医院诊疗费与乡镇卫生院的诊疗费相差无几，患者花同样的价钱，能到协和医院看病，为什么要去社区诊所？这样的价格体系无疑让大型医院抢了很多社区医院的“生意”，导致挤的更挤，闲的更闲。

所以，如果医疗服务的价格能够随市场调节，无疑会从大医院分流出很多病人。

有些经济学者认为，“黄牛”手中专家号的价格，其实最接近专家号的技术含金量和市场价值，而相当多的患者对这样的价格显然是认可的，并且具有支付能力。

正如常颖所说：“最让我困惑的是，我多出的这些钱并没有被医院赚去，也没到专家口袋里，为什么就没有人能把这变成一项合法的收费，成为专家应得的钱呢？”绝大多数医生的市场价值长期被压低，而且这导致了远超合理范围的工作强度，大大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

试想一下，如果医院和医生可以按照市场价值为诊疗技术定价，医生们一定会为自己认为值得的价格努力，更加爱惜声誉，不停自省并提高；而患者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及经济能力，自由选择医院和医生。到那时，还会有人说“看病难、看病贵”吗？

可目前的情况是，医生作为医疗资源中最核心的人力资源，依然被牢牢锁在执业点，即使已经开放“多点执业”，大多数人长期处于精力透支状态，无力再去其他医疗机构执业。病人们除了通宵达旦挂号，也难以找到合法的渠道找他们看病。

未来，“黄牛”市场依旧会火爆，除非改变好乘凉的大树--不合理的医疗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