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协和启动安宁疗护 让患者尊严离世

让他有备而走，不留遗憾

为何安宁疗护至今少有人尝试？原来，在安宁疗护中有一项，选择在临终后无生命征象的时候，不实施抢救，包括气管内的插管，体外心脏按压，急救药物使用、除颤等行为。郑莹说，在生命终结点的时候，我们通过医疗手段让患者继续延续几天生命，但是这个医疗的手段，有的时候是很残忍的。“比如上呼吸机，吹着呼吸机，身体在变形，肚子会鼓起来，再加上人身体本身的一些内在的变化，整个人会变形。当你是他的家属，你看到患者这样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们希望患者是握着拳头到人间，放开手回去，这是人从出生到死的自然过程。但现在我们在医院看到的是，患者握着拳头，走完他人生的历程。人都痉挛了，又在除颤又在按压，耳边又听到家属在哭，很恐怖。”郭航远说。

的确，在台湾，安宁疗护的一个前提，是承诺在临终时，不做抢救，患者必须要签订“预立选择安宁缓和医疗意愿书”，才能进入安宁病房，而在我们的身边，临终前抢救几乎是所有家属唯一的决定。

“我们看到很多讣告，都会写某年某月某日，某人因积极抢救无效死亡。”宁晓红对这种刻意强调“积极抢救”感到很遗憾。“一定要积极抢救，如何才能积极呢，到底什么是积极？这个可能得好好考虑。所有人都不知道积极是什么意思，但却是所有人追求的目标。一些家属常说，我要对得起我的家人，我要积极。其实，老百姓更常说的一句话是，‘别让他受罪’。而我们都知道，有时候就是这个积极治疗，反而让患者受罪。”

郭航远认为，最好前期做个评估，对于晚期肿瘤，全身扩散的一些终末期病人，这种努力都是白费的。

癌症中末期的抢救，几乎都是创伤性的和徒劳的。但现实中，大多数人之所以依然选择要抢救，并不仅仅是出于对患者的依恋。还有来自周围的压力，以及自己对生死问题的回避。

俞琦很遗憾，在父亲生前，没有和父亲谈论过生死的问题，虽然每天都守在父亲身边，但是有些话题是不敢触碰的。由于两次的ICU经历，父亲能讲话的时间越来越少，而他们的话题也越来越少。俞琦说：“如果当时能敞开心扉，也许能更多地了解父亲的过去，也许能让父子间更加亲密，也许父亲会走得更加安宁。”但是死亡几乎是家属和患者之间，最怕提及的话题，在台湾，患者在申请安宁疗护时，必须填写的那张“预立选择安宁缓和医疗意见书”，实际上是明确了患者知道自己的病情，知道自己生命濒临死亡。

所谓安宁，最大的前提条件是，各方都要把死亡放在明面上来说，坦然相对，正视它。家属以前都是拼命瞒着，导致患者也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阶段，到了最后什么都没说没做就走了。

很多患者直至最后也不知道自己的病情，直到去世时，很多本该完成的心愿，都来不及完成，很多该做的事情，都来不及做。宁晓红说：“90%以上的家属都会跟我说，他的亲人很脆弱，会崩溃，千万别说。而我现在做得更多的是，对我比较熟悉的、我的朋友多说一句，‘我真的没有见过哪个患者在我这儿崩溃过。’患者比我们所有人想象的都坚强，通常都是家属先崩溃的。”

为什么这个时候，大家都愿意说善意的谎言？袁钟说，从哲学上讲，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死亡准备的民族。我们要给患者希望，不要让患者和家属绝望。亲人要“走了”，但还能再见面。我们完成他的遗愿，照顾好活着的亲人，努力工作，将来可以向他汇报。这样，即将死去的人会感到满意，不是永远不能见面。这是文化，不是科学。

安宁疗护的创始者，英国的桑德丝（Saunders,1918~2005）医师有一句名言：“你是重要的，因为你是你！最后一刻，你仍然是那么重要！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帮助你安然逝去；但也会尽一切努力，让你好好活到最后一刻！”这就是人性尊严，是最高人道——呵护他照顾他，让他有质量有尊严地活到生命的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