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体系去行政化这么难？延安历史有话说

【编者按】

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医院去行政化，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别急、别吐槽！健康界带你看看延安抗日根据地的医疗服务体系历史，或许能明白一些原因了。

中国现今医疗服务体系与延安模式一脉相承。在延安的战时环境下，一切均以军事需要为中心。军事、民用医疗无法彻底厘清关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延安医疗领域市场竞争行为受到压制，慢慢趋向于行政化，计划经济模式也慢慢定型，并最终推广至全国公立医院。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共中央的落脚点。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内陆，经济社会发展落后，而且医疗卫生条件同样落后。边区每年死亡八、九万人，疾病死亡率为60%，其中妇女儿童为多，而且传染病发病率高，医疗卫生体系的建设不可忽视。

抗战爆发后，中共有意将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医疗卫生领域建设则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一直以来，中共已经聚集了一批为军队服务的医务人员。在教会医院受训的傅连暲，从教会医院院长转变为共产党员，甚至将个人财产和医院都捐献给中共，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抗战期间，南京国民政府陆续派遣一部分医疗人员来到延安。中共不仅开办医护学校培养人才，还大力吸纳同情中共的医务人员，充实根据地的医疗服务力量。而且，一些国际援华医务人员白求恩、马海德、柯棣华等，先后也来到了延安根据地。

此外，延安当时还建立了一些制药厂、药科学校，为整个根据地医疗体系建设提供周边支撑。

延安医疗服务体系格局

延安的医疗服务体系格局跟现在北京的情况差不多，类似于“八路大军齐聚”的局面。大量的医疗服务机构分属不同系统，协调成本较高。

1937年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延安的地位比较特殊：一方面它相当于中共控制区的“首都”，另一方面也是陕甘宁边区的首府。

在抗战大形势下，中共军队大部分开赴关中驻防，与边区中心隔离较远，军、政合用的医院慢慢开始分开。尽管医疗机构间不断分合、名称也多变，但是延安的医疗服务体系总体格局逐渐定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体系：

首先，延安有直属中央的卫生系统，由中央卫生处领导，主要有延安中央医院、中央门诊部、学生疗养院等。

其次，延安有军委总卫生部领导的中央军委卫生系统，属于军队系统的医疗机构，主要包括原第一后方医院发展而成的第二兵站医院，第三、第四后方医院，八路军军医院(1939年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八路军门诊部、八路军制药厂、抗大卫生处及第一、第二医院，中国医科大学及附属医院，延安药科学校，八路军留守兵团卫生处及野战医院等。比如，曾在长沙护士学校学习的曾育生，1930年参加红军，在战争中学习医学知识，1937年出任八路军医院院长。

最后，延安还有陕甘宁边区政府卫生部门领导的边区政府卫生系统，主要有陕甘宁边区医院、边区门诊部、结核病疗养院、边区医专、干部休养所、卫生材料厂、荣军疗养院，以及保健药社、卫生合作社、国医研究会（中医）等。

毛泽东提出，要“提倡卫生，要使边区一千多个乡每乡设立一个小医务所。”这三个系统的医疗卫生机构，除了各自侧重本系统的医疗卫生工作外，还要动员自己所属的医院和基层单位的卫生科室及卫生所，负责周边村庄、城镇的防疫以及医疗工作。

总体上来说，延安的医疗服务体系格局跟现在北京的情况差不多，类似于“八路大军齐聚”的局面。大量的医疗服务机构分属不同系统，协调成本较高，甚至不免有一些人事纠葛。而且，这一格局此后一直延续下来，几十年内一直没有打破。

中央医院与边区医院

当时延安最著名的两家医院是边区医院和中央医院，其中聚集了一些根据地的名医。

最初，延安军队系统除了设在拐峁村的干部休养连外，还有一间中央机关卫生所。卫生所的医生有傅连暲、马海德、周毅胜、张天兰、陈真仁、李长壁、李素珍、史群英、周琪玉等人。

这家卫生所于1936年在保安县（后称“志丹县”）组建，傅连暲任所长，黄祖炎任政治指导员，主要任务是承担高级领导的保健工作。1937年1月卫生所随中共中央迁来延安，规模不断扩大。

为了解决根据地医疗问题，中共筹建边区医院，委派傅连暲负责筹建。傅连暲在宝塔山开辟新址建院，挖窑洞作为病房。1937年7月初，医院落成，还在延安城内的教堂设立了医院门诊部。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当年10月9日，边区政府任命傅连暲为边区医院院长，黄祖炎、夏耘任副院长，王群任政治委员，薛峰任政治指导员。欧阳竟、马荔等人曾出任医院院长。当时，医院归属中央组织部主管，几经调整，1939年最终归属边区民政厅主管。

1939年，边区医院扩建。《新中华报》报道说：“该院规模已较前扩充，全院工作人员百人以上，将收病人百余名。为使看护周到，附设护士训练班，训练大批护士，目前各机关学校调来数十人，即将上课。该院治疗共分内、外、产妇和小儿等四科，并设有化验室，除原有X光线外，更添置显微镜及其它化验仪器多种”。

1938年秋，延安遭日机轰炸，边区医院被迫迁往延安城外的安塞地区。

为了给中央机关和学校提供医疗保健工作，中共任命傅连暲组建中央总卫生处，并任处长。1939年4月，中共中央指示傅连彰、何穆筹建“中央干部医院”。

图为延安中央医院旧址

何穆1935年毕业于法国图卢兹大学，获得医学博士，是肺结核专家。1938年8月，他到达自己向往的延安，被安排到边区医院工作，担任肺科主任。边区医院搬迁后，他则继续留在延安参与创办“中央干部医院”。

1939年11月，医院落成，最终定名“中央医院”。院内医生，除了傅连彰和何穆，还有魏一斋、金茂岳、毕道文、刘允中、王慈吾等人。1940年底，何穆出任院长。在他的管理下，经过一年扩建，工作人员增加到350人，临床部门设置了内、外、妇、儿和传染等科，医技部门则有药剂、化验、X线等室，病床达180张，医护技术接近国内先进水平。

延安医疗体制的特点与影响

在延安的战时环境，一切以军事需要为中心，军事、民用医疗无法彻底厘清关系。在这样一种战时环境下，市场竞争行为是受到压制的。

延安的医疗体系深受当时战时环境的影响，与国统区医院很不一样，呈现出自己的特点。

首先，医院内部不仅存在院长、科室主任为代表的行政管理体系，还存在政治指导员、党委书记的党务管理体系。

由于当时党务管理很多还是由非医学专业人士负责，专门负责政治思想教育，有时不免影响医疗秩序。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政治运动风急火燎，中央医院90%的医护勤杂人员受到怀疑，外籍医生马海德都牵连其中。

延安的双重管理体系在1949年后，也推广到全国的公立医院中，一直延续至今。今天，甚至有一些民营医院都设置党务管理体系。

此外，延安医疗服务体系最主要的特点受战时体制影响。在国统区，医生本来是自由执业的身份，医生开办诊所甚至医院都很容易，药品定价和医疗服务定价具有较多自主性。但是，在延安的战时环境，一切以军事需要为中心，军事、民用医疗无法彻底厘清关系。在这样一种战时环境下，市场竞争行为是受到压制的。

由于经济紧张，药品和器械的保障供应更像是配给制；军队和行政管理人员的医疗费由政府拨款，近乎福利报销。而且，作为“革命队伍”的一员，医生讲究的是大公无私。自然，延安的医疗服务价格无法自由浮动，医生收入则依赖政府拨款，医生的自由执业身份慢慢在蜕变，变得越来越依赖医院和政府。

在延安时期，不仅医院如此，几乎所有科教文机构和产业部门都采取类似战时管理体制。尽管这时还没有“事业单位”和“编制”的说法，但其实已经跟后来的“事业单位体制”和“计划体制”相差不大。1949年，中共接管全国政权，同时也逐步接管全国的医院，延安体制被进一步推广到全国。

在接管中，延安医院的院长、科室主任顺理成章成为接管医院的主要管理者，有些还逐渐晋升为中央、地方卫生行政系统的官员。他们也就成为延安体制推广的实际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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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提到的傅连暲、曾育生、何穆、魏一斋、金茂岳等人都进入卫生行政体系。

傅连暲1949年以后历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后勤卫生部第一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常务委员、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曾育生1954年出任第四军医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授予少将军衔。1960年，他又任云南省卫生厅党组书记兼厅长。

魏一斋1949年后，先后任山东大学医学院院长兼青岛市卫生局长、中央卫生部医学教育司副司长、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金茂岳1949年4月随中央进入北京。1952年4月，他出任中直二院和北京平安医院院长，1958年调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1972年，他又回京出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