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鹏的公益梦：做社会企业是人生方向

12月6日晚上，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京师公益讲堂》迎来了第24位演讲人--李亚鹏。没错，就是他，《将爱情进行到底》里面的杨铮、《射雕英雄传》里的靖哥哥、《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还是天后王菲的前夫。

当晚7点整，他准时出现在“公益讲堂”，身着藏青色西装，始终面带微笑，散发磁性的声音十分耐听。就在来之前，李亚鹏刚刚出席完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2014年的财务预算会议。他说：“医院大概在2015年实现收支平衡，能实现自我造血的功能。这是很多公益机构梦寐以求的事情。”嫣然天使基金7年来已经完成了约1万例全额免费手术。

近年来，李亚鹏与影视圈逐渐拉开了距离，投入到慈善公益事业，凭借慈善家、嫣然天使基金发起人、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创办人的角色更为公众所熟识。

李亚鹏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商业与公益--社会企业在中国”。他向大家介绍了他的公益慈善理念以及实施路径，还分享了他做公益背后的那些故事。

李亚鹏一直都在思考、探索“中国慈善如何做”。如今，他认为自己找到了答案--将商业与公益结合，通过开办社会企业让更多国人认识公益、参与公益。在许多人看来，他走出了一条公益慈善的创新之路。

14岁独自一人外出求学度过三年时光，大学时组织“唐朝乐队”新疆演唱会，女儿嫣然出生时许愿要救治唇腭裂患儿，为嫣然基金募款时忍辱陪酒……李亚鹏娓娓道来他的人生经历。那些鲜为人知的往事或许都催化出了李亚鹏的公益梦。他说，“从现在开始，我已经把社会企业定义为我的人生方向。”

以下为李亚鹏的演讲内容：

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和王学兵、曹卫宇我们三个都住在小西天红联北村，住过两年，非常近。今天来到这里，我心里有很多感触。当年我在这里打过篮球。我们经常来，还去学校的食堂蹭饭。我记得北师大的伙食非常好吃还便宜。有一次，我们在食堂吃饭，发现餐桌旁边的一个塑料袋里面有三个馒头。我们从开始吃饭直到吃完，三个馒头还在那里，也没有人来拿。我们就把那三个馒头拿走了。我向当年丢失了三个馒头的同学道个歉。

虽然在座的同学将来未必会到一个NGO组织工作，但是，我觉得讨论一下慈善、公益，对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当中需要思考和面临的问题还是有帮助的。我想讲一讲在自己的人生成长过程当中一些节点的故事。这些故事为今天我所做的事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注解和支撑。

14岁离家求学品味孤独

我出生在新疆乌鲁木齐，1985年我初三毕业。我的母亲是安徽人，我的姨姨当时在合肥做老师。因为家人想让我到更好的学校去念书，我就离开家到合肥求学。那时从乌鲁木齐坐火车到合肥没有直达车，要在郑州火车站中转。

那年我14岁。父亲给了我一张纸，划了一个图。他说：“这个你拿着，到了郑州火车站下车后，你把它打开，它会告诉你怎么去做。”我当时其实不太敢相信父亲不送我，因为我还是未成年人。结果，到那天早晨去火车站的时候，父亲把我一个人送上火车，和我母亲一起跟我告别了。我心里还是不太相信，父母能够对我如此放心吗？我要带很多行李，就差没带脸盆了。

从郑州火车站出来的时候，我把父亲给我的纸拿出来看。他划了郑州火车站广场的地图，告诉我中转签字处是在广场的另外一端。我大概有6、7件行李，还有网兜，舍不得花钱去存行李，觉着太贵了。怎么办呢？我一次拿不了那么多行李，就拿起两件行李先走着，边走还要看着那一端的行李。我不高，又弯着腰，经常是在成年人的裤子旁钻来钻去。我大概走了2个多小时，才把行李从这边运到了那边，累得满头大汗，有时还坐在行李上休息。在那时，我经常回头张望，想着父亲也许在后面看着我，他也许是在给我一个考验。确实，他就这样把我推向了社会，推向了一个独立的开始。

到合肥以后，我一个人住在亲戚家的两居室，在合肥度过了三年的中学生活。在那个阶段，其实对于一个14岁的孩子来讲，还是蛮孤独的。每天我都在食堂吃饭，晚上我去食堂吃完会再打一份，作为晚上的宵夜或者明天的早饭。

一个人住在空旷的房间里面，经常会害怕，经常会想家，但是那样的孤独阶段让我开始感受我的内心，当时也许未必有这样强烈的感觉。当我回头再去看自己人生的时候，那个阶段给我带来的是，它开始让我去发现自己的内心，让我感受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的性格是什么样，我未来会走向什么样的人生路。

因为是一个人，也没有更多的娱乐，做完作业之后，我就看大量的书。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个奥地利作家叫做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篇小说集。那时候我单身一人，没有谈恋爱，在那本书中充分的进入了情感世界。茨威格的小说写得非常之细腻，尤其是对于人物心理的描写。我慢慢发现，我是一个内心比较柔软的人，我会很感性。当想家的时候，我会流泪。有时候打雷下雨我也会害怕，一个人躲在床脚，用被子裹住自己。当看奥运会，只要国歌奏起，运动员还没有哭，我的眼泪就会夺眶而出。

在对自我的观察当中，我发现，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我希望我的同学、父母、朋友都过的好，我希望世界更美好。这样的一个愿望、一个小小的种子在我的思想里慢慢形成。

从与社会第一次碰撞中汲取正能量

本来我是理工科的学生，原来报考的是哈尔滨工业大学，非常偶然的机会我最后去了中央戏剧学院。生命就是这样子，会有很多让你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

在18岁之前，我参加化学竞赛、做航模，用现在的话说，我其实是一个标准的理工男。当我到了戏剧学院以后，感觉跟这里是格格不入的。有一点我感觉到了，那就是艺术同样给我带来了一种震撼。

大一刚入院时，也是北京摇滚乐最兴盛的时候，很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去看了一场唐朝乐队的演出。我第一次看这个演出的时候是在地下室。我从楼梯这么一节一节往下走时，先看到他们的脚，接着整个身体，四个非常帅的男生，长发披肩。他们唱那个“梦回唐朝”，让我浑身发抖，脊背发凉。我从来没有感受到艺术给我带来如此强烈的感受。

之后我产生了一个什么想法呢？我想把这样的摇滚乐队邀请到新疆演出。这个事情对于一年级大学生来讲是非常难的。我用了大概两年的时间，慢慢接触音乐圈，接触到了唐朝的经理人郭大伟。

到了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一次一次地跟他交流。他后来说，“我知道你是音乐的狂热爱好分子，但是，你想做演唱会还是非常难的。我答应你，如果你真的把做它成了，你提前15天约我们的时间，你把钱付给我，我会带着乐队去乌鲁木齐演出。”

我就带着这个承诺，回到了乌鲁木齐。回到家以后，我在家里躺了三天，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产生一个理想是容易的，但是如何去实现，这其实是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难题。对于我也一样，那年我大学2年级，才20岁。

有一天，我父亲下班，拿了报纸回来扔给我，说你看看报纸吧。我翻看到一家文化公司正在做广告。当年的文化公司还是比较新鲜的事物。

我想这个文化公司也许会支持我，我去找他们吧，总算发现了一个方向，我去敲他们的门。当时那个公司是一个开餐厅的女老板开的。文化公司总经理是女老板特别信任的一个大厨。她有这个文化意识，但是也不了解。当她碰见我的时候，说虽然你是个学生，可你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在她眼里，我是跟文化更接近一点的人。她把在一个酒店里的办公室借给我，还在酒店帮我开了一个房间。这样我就可以住在那里，在市中心工作比较方便，有一间办公室。

我们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敲了一家公司的门，再去敲别家公司的门。我每天翻报纸找广告，看看哪个公司做的广告版面大，哪个就比较有钱，就去找他们。

在一个做贸易的公司，我去了若干次，好不容易见到老板。我告诉他，我要做摇滚乐演唱会。他就问，什么叫做摇滚乐的演唱会。我突然间发现我不能给他精准的回答。我去新华书店查，回来再告诉那个老板什么叫做越滚乐。他又问唐朝是谁呢，我说你等等。我又叫北京的朋友王学兵给我寄了唐朝MV的录影带。我就拿着这个录影带回到家，抱了我们家的录像机，放给那老板看。

为什么说唐朝的音乐给我们那么多震撼，因为他的专辑是在新疆做音乐采风写的，它里面有很多节奏都是新疆维吾尔族的民族音乐。那个老板也是新疆人，等到他听完以后，他说，哇，这个音乐这么好听，从来没有听过。

我大概去了他们公司7次，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最后，他给了我3万块钱人民币的现金。他说，你拿走吧，我也不需要你给我签合约，也不需要你给我做广告，这个事情啊我都觉着你根本办不成，但是我表示一个支持。他把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叫来，说，你们看看这个新疆娃娃，你们要是有这样的精神，我们大家早就发财了。

那个夏天，我大概敲了70多家公司的门。最后，我拉到了9万7千块钱的现金赞助。我又带着7、8个学生，有初中生和高中生，我们去街上卖门票，卖了14万多的门票。最后，一个非常成功的演出呈现在从来没有见到过摇滚乐的乌鲁木齐群众面前，在体育馆里面演了两场，大概有几千名观众，盛况空前，一切都非常圆满。

里面有个小的细节非常深刻。因为那个时候持续工作，我的眼睛长麦粒肿、上火，两个眼睛都是。我也没有时间去医院打点滴。我母亲是医生，她给我打消炎针。母亲每次都追到现场，用这么粗的针管对我进行静脉注射，现场这么打。我就腰里别着租的大哥大，这边指挥着灯光音响。

演出那天，我母亲和父亲还有他们几个朋友都过来看。演出结束后，我们这边还在安排拆台这些工作，他们就一直等我。我让他们走，他们还是在那站着。后来我说，爸妈你们先撤吧，我还有好多事情。母亲说，挺好的，我们就是耳朵有点受不了，声音太大了。这时父亲走上来，他一句话都没有说，伸出他的右手。我当时愣了一下，因为我们父子之间从来就没有这样一种行为。我犹豫一下，伸出了手，跟父亲握了握手。那是父亲给予我的一种肯定、一种正能量。

在我的生命里，那次经历对我尤其重要。在人生中第一次跟社会碰撞的时候，我付出了我该付出的，最关键的是，我得到了我该得到的。这对年轻人而言，它会慢慢地帮助你建立自信，建立起你的人生价值观。就像是初恋一样，如果你有一个美好的初恋，你一生当中都会对爱情充满憧憬跟向往。如果你在跟社会的碰撞当中，第一次获得了这样一个正能量，它会支撑你在这个方向上走的更远。

如何获得别人尊重？靠自己持续付出

2000年，我在拍笑傲江湖。那之前我没有拍过武侠剧，也不会武术，从来没有演过武戏的人到了剧组。尤其是武行的，大家对我冷眼旁观。

他们当中有几个形象不错，也演过一些戏，其实他们本来有可能演令狐冲的。突然来了一个小白脸，一个文人，演偶像剧的突然跑到武打片里来。

我第一天到剧组，他们把假剑换成真剑拍近景。一天拍下来，我的手上全是伤，包括腿上、胳膊上。我的助理跟制片说，有没有创可贴、云南白药什么的，亚鹏受伤了。水浒城里面也没有什么商店。

“好，给那个令狐冲拿点药”，“好，你等会吧。”我们就在那里等，全组人都收工了，也没有人给我们送药来。我那时候也不大，29岁。我那个助理也很年轻，比我还小，都快要哭了，说他们怎么能这样。我们就打了车去无锡市区，半夜两三点钟才把这事情处理完。

早上5点半去化妆。我说：“莲子，明天到剧组现场，我们绝不向任何人再提任何要求，不管是吃饭还是什么，你自己解决，你解决不了的，我不在乎。”莲子说，好吧好吧。

后来拍戏，令狐冲有一个镜头是从空中倒着，把独孤九剑刺下来，下来之后，用剑尖一点地，然后啪的再返回去。先用威亚把我掉到空中，头冲下，他们就猛地松这个威亚，我就下坠，快到地面的时候，那个剑点地以后，迅速地把我拉上去。这个配合确实很难。我一直是被掉着、倒着，迅速下坠，猛地再拉上去，那个血就往头上嗡的一下。我一共拍了20多次，3个多小时，中间有休息的时候，但是解开威亚很麻烦，也不会去解它。

副导演看不下去了，就说，“你没有请那个武行吃饭吗？”我说没有。他说，“那你明白了？”我说，“嗯，那我知道了。”

接着拍。一直到武术导演说，“行了就这样吧。”这个时候，武行要过来给我解这个威亚。我说：“停，导演，我知道你肯定不太满意。你说，行了，就这样吧，我还想再拍。”当时，导演也楞了一下，说：“啊？我说真的，我也觉着不满意，我们再来吧。”好，继续拍。大概又拍了7次。这个过程中，有些事情在开始发生变化，配合度也开始好一些。最后，导演说：“OK`，停！”我很兴奋。直到他们把我放下来，我直接瘫在地上，十几分钟根本动不了，闭上眼睛全是晕的。

收工放饭的时候，两个武行过来搀我，说：“鹏哥，起来吧”。在武行当中，当他对你叫什么哥的时候，意味着他对你的认可和接受。

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人生当中会遇到很多事情，我们如何去获得别人的尊重，一定是靠你自己持续的付出。

演员不是终身职业转战经商

我再讲一个故事。大家会发现，这些故事对于今天的主题是有关联性。

1998年，我在旧金山拍一部华人电视剧。那时我接触到了IT的概念。毕竟我还是学理工的，虽然疏远了8、9年，但我还是有一些概念。

我对我的一个同学说，我也想做一个网站。他说：“啊，你想做什么网站？”我说：“我不知道，我去看一看。”我还找朋友帮我翻译、帮我看。后来，我说：“我想做一个收费模式的网站。”他说，你这个想法太土了，我们是要流量，不讲究收费，收费是未来的事情。

我说，真的没有一个收费的吗？最后找找找，真的找到了一个收费网站--婚礼网站，因为婚庆服务有线下的内容，所以一定要收费。我说这个可以。

我们通过他约了3个投资人，每天安排见面。我写了一张纸，写了三句话、三个要点。第一，我们要做什么样的网站，我给出了链接。第二，中国每年有多少人结婚，婚礼对于中国人来讲的重要性。第三，介绍了我、我的朋友还有他的哥哥旧金山的律师，介绍了我们自己的团队。我让我的朋友帮我把这三点翻译成英文。

朋友把每一点翻译成了一张纸，我们拿了三张纸去咖啡馆。两个多小时后，投资人给我们投了50万美金，非常顺利。

1999年初，我拍完那部戏，回到北京后，开办了我们的第一家公司，公司取了那部同名电影的名字，叫做喜宴，觉着很有意思。

在我看来，不管大家学的是什么专业，做哪些工作，今天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商业社会，这是我们所处的大时代特性，是人类有史以来商业最繁荣的一个年代，商业跟我们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管做哪个行业，建立一定的商业思维是有必要的。

从1999年开始，我就有了一些商业的介入，后面有一个支撑我的原因就是我从来不认为演员是一个终身的职业。1999年我做了网站，到2000年拍了笑傲江湖，2001年拍了射雕英雄转。从那时开始，29岁的我跟自己说，每年我只拍一部戏。有人不理解，我的经纪公司说：“你疯了，最红的时候你不好好干，不去好好赚钱。”我跟我的经纪人开玩笑说，我要去寻找我的人生方向。当时，我都不敢特别严肃地说。

今天在社会上，你去跟人家谈理想的时候，需要一个辅助环境。从2000年开始到2010年的10年间，我每年只拍1部戏，利用剩下的时间，我每年去寻找我的人生方向。

从关注自己转向关注这个世界

最关键的是，我人生当中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2006年我的女儿诞生了。我们在她妈妈怀她5个月的时候去做体检，通过B超可以看到唇线的不明确性。唇线不明确意味着她有唇腭裂。儿科大夫也是非常有经验的医生，他就私下跟我说，可能是唇裂，是不是腭裂现在看不出来。

我跟我的太太当时回到家，谁也没说话，一直到晚上，大家憋着，其实每个人心里在斗争着。关了灯要睡觉，谁都没有睡着。我说：“今天医生说的，你怎么想啊”。她说：“你什么意思啊，你还不想要吗？”我说：“好，明白了”。虽然，我脑子里想了很多，但是非常简单而干脆地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出生下来以后，我们的孩子不但有唇裂，还有深度的腭裂。在她满月的时候，我们带她去美国看病。全球做唇腭裂手术最好的是美国医院和台湾长庚医院。台湾也是华人社会，我们怕受干扰，不太方便，所以我们选择去美国。

那时在美国10个月的时间，我女儿做了两次手术，唇裂一次，腭裂一次。在第二次手术的时候，我不敢进手术室，我让我妈妈跟我太太他们俩进去，我到院子里去抽烟.

腭裂手术需要做全麻，小孩那么小做全身麻醉，是有一定风险的。当时，我心里就许了一个愿，我希望我女儿的手术能够顺利。我女儿在那里看病大概花了100万。当时我就想，同样我再捐100万，我希望把这样的技术引进到国内，让其他家长再给孩子看病的话，不用像我们这么辛苦。

来美国之后我才发现，那里跟中国的差距并不是在于手术本身，而是在医疗服务的细节上，还有医疗器械上也有一些空白的领域。

我女儿的手术还是比较顺利，做了7个小时。回到北京，我去找公益机构想把100万元捐掉，但我发现中国还没有一个机构是关于唇腭裂的公益机构。那时有美国的微笑列车，香港和欧洲的微笑行动。大家都说，干脆我们自己做一个公益机构好了，那就成立了嫣然天使基金。

在这里我也简单跟大家汇报一下，嫣然天使基金走过7年以来，我们的几个关键数字。

我们大概完成了1万例全额免费手术。在去年7月份，中国第一家民办的非营利性儿童医院也在望京的嫣然天使儿童医院诞生了，目前已经运营了1年多。

今天下午我从医院刚刚过来。我们刚刚开完了2014年的医院预算会议。估计2015年年中左右，这个医院可以靠自身运营完全达到收支平衡的状态，从而完成我们最初设立医院的诉求。这是很多公益机构梦寐以求的事情。

我们每年举办中美学术交流会。今天下午我们又做了一个决定，要做中国唇腭裂治疗联盟，跟中华口腔医学会制订中国唇腭裂手术的标准，我们的学术探索会更加深入。这样的话，我们需要自己的手术平台，不能总借别人的手术室。医院为我们这样一个救助型基金会提供了自己的医疗平台。

我们还有一个项目--天使之旅。在中国，除了我们有6、7家定点医院每天收治病患儿童以外，还有一些边远地区是医疗能力无法覆盖的，那里居民的出行成本会很高，我们会带着医疗队去这些边远的地方。七年以来，我们去过乌鲁木齐、四川、内蒙古的赤峰和通辽、黑龙江的哈尔滨和大庆，一直到中苏边境的黑河，还有贵州、海南、西藏阿里等。

七年来，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我们的步伐从未停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确实是为唇腭裂儿童作出一些帮助。从我个人而言，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认为我是最大的受益者，这七年的过程是我人生当中质的飞跃。

我们每一个人下意识或者本能的都会关注自己的内心。就像我说的，我年轻时三年独处的时光，会关注我自己。我成年以后，我要工作，我会关注我自己能挣多少钱，有没有未来，会关心我有没有女朋友，会关心我的感情。每个人都在看自己，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嫣然这件事情对我产生了这样一个作用，它把我对关注自己的视线慢慢拉开了。

在1万个病患当中，我不可能每个都见到，但是几百个是有的，包括天使之旅每一年我都去参加的。这当中，我有救助过一名64岁的老人，她之前都没有做过手术。我还记得，做完手术后，她的嘴还有点肿。我们开新闻发布会，当时媒体总想让这位特殊的老太太说几句话。但是你想，一辈子没有钱做手术的农村老大娘，她怎么会说话。她站起来很尴尬，我说你们让她坐下吧。

发布会准备结束时，老太太突然举手了，站起来说：“以前我的孙女从来不让我抱，昨天，她终于让我抱她了。所以，谢谢你们。”今天我还能想起她的面孔，当时我眼泪就出来了。我说过我是一个柔软的人。我当时真的是非常感动。这种精神上的获得是在你只关注自己和为自己做事情当中无法得到的。只有当你去关注别人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获得那种精神上的嘉奖。

今天我可以说，当年我也是非常关注自己的，甚至每天早晨起来要看新闻，要是没有我的新闻，我就不高兴。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因为我职业的特性，我每天特别关注自己。经历过这七年来的人生转换，我已经不再需要这个世界对我的关注了，因为我的心已经关注了这个世界。

我希望你们在人生道路中，寻找这样的契机，寻找给自己带来转变的事件。我们要留心观察自己的内心，这样的感受很难分享，必须是真实付出后才能获得的。我衷心祝愿同学们能够获得、挖掘到那一分原本属于本真的另外一种快乐。

为募款而放低身段去加酒

募款对任何一个公益机构来讲，都是关乎生存的重要事情。在嫣然基金成立初期，只要有任何一个募款的机会，我都不遗余力去争取。

有一天中午，我在办公室接到一个上海朋友的电话。他说：“亚鹏，我有一个做地产的朋友，他对嫣然基金挺感兴趣的。你能不能今天来上海，在我们家里大家一起吃饭聊一聊。”

我当时就买机票，下午直接去上海。晚上6点钟到了朋友家，还有几个上海滩的知名人士作陪。我们从6点钟等到8点钟，那哥们儿才来。他咣当把门推开，说：“我来啦！”一看就是在别的饭局上喝多了。

他被安排坐在我旁边，坐中间，主人坐在隔壁。主人介绍说，亚鹏是从北京来的。当时，他也不搭腔，也不理我。当时我想，可能我们不太熟，他也是喝了酒。我也没吱声，跟他握手打了个招呼。

他也不看我，脸冲着主人聊天。我的那个朋友心里不过意，说亚鹏是特意来的，把话题往这方面扯。在说了几次之后，这哥们突然转过身，往我背后使劲啪地拍了一巴掌，说：“李亚鹏，我告诉你，我根本就不喜欢你。”当时桌上的人全傻了。冷场10秒甚至更多，尴尬至极，没有一个人说话。他打得我背上生疼，喝酒的人巴掌比较重。

我也懵了，脑子里那时候是一片空白。我的人生当中也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后来，曹可凡老师打圆场，赶紧说别的事，买房子、涨价钱这些，就打岔。

他们在那里聊，我在旁边坐着，我真的当时没有任何想法。他喝一杯酒，我就拿起酒壶，给他加一杯酒。他也不看，喝完又放在那里，我又给他加了一杯。这样我给他加了三杯。喝完之后，他还是不理我。他们聊天，把我晾在那里大概20多分钟，没人理我。

突然间，他又一转身，拍的没那么狠了，啪的一拍，说“你可以，我捐500万”。现在，这个王先生成了我非常好的朋友。每一年的慈善晚宴他都来，他现在大概给我们捐了将近1000万元人民币。

在这件事情中，我不想说危难的时候，头脑有多么的机智、思维有多么的敏锐，那一瞬间我什么都没有想，就想着一件事情，我来干什么的，我来募款的。这是我的目的、我的目标。我只需要沿着既定的目标做我该做的事情就好了。在目标的驱使下，我才会产生这种加酒的行为。这时候我不会说，我想到一种策略，我让你惭愧。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人需要清醒地知道目标是什么。这一点可能会帮助你度过很多困难，避免掉很多干扰，让你的目光、步伐是坚定的。

把社会企业定义为人生方向

再讲一下社会企业。

110年前，当商业蓬勃发展的时候，开始创造了财富，开始出现了不公平，那时候也出现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慈善行业或者公益机构。比如说，我们当时做嫣然天使儿童医院的时候，我们引入的明灯或者说偶像是美国梅耶诊所。梅奥诊所是由两个医生创立的，到现在为止，它是全球最大的非盈利性医院，每天有4万人在这里工作，2009年它的营业额是76亿美金。在公益史上，梅奥诊所也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非常成功的公益机构。当我了解了这家医院，激发起我做嫣然医院的决心。

当我继续做公益机构，就像做嫣然基金，生存是很大的问题。每一个公益机构都要去想：怎么样募款，怎么样有机造血。

一个单纯做企业成功的人拿钱去做公益，其难度不比做企业差，甚至更高，因为公益它有社会公众性，它不是完全按照私人企业的个人意志去执行。公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专心做公益机构，就像我做嫣然，也会发现缺乏企业运作的支持。成立嫣然公益基金后，我们开始做嫣然天使儿童医院，慢慢地我们开始做嫣咖啡、嫣之花等一系列企业化运营。既然这两者都不是最完美的，我们就想办法弥合--社会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我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而且好理解的定义，不以盈利为单一目的，在实现企业的商业价值同时，也实现了社会价值的企业就叫做社会企业。

解释一下，不以盈利为单一目的，就是说，企业是可以盈利的，但盈利不是单一目的，关键是实现了商业价值的同时又实现了社会价值、公益慈善的功能。这个设计是非常巧妙的。

早期有一个案例。有一名英国人在街头和他的朋友聊天。他朋友说英国街头有很多流浪汉，他们一无所有，只能接受乞讨。这名英国人说，在我眼里，他们并非一无所有，他们有站在街头的时间，不是每个人都有大把时间，因为这个我会想一个办法。他拿出了A4纸，编写了一些街头新闻，然后去印刷，之后他把这些A4纸发给流浪汉卖这些新闻。

其实，大家对这些新闻的价值不会太介意，因为他们原本就是想给这些人零钱的。这个办法解决了什么呢？它让流浪汉更加有尊严，流浪汉不再是白白地接受别人的施舍。

从这么一点开始，那个报纸越做越大，吸引更多流浪汉加入了进来。后来这个报纸已经不是A4纸了，还真找到了自己的主攻方向。这份报纸实现了企业价值，同时实现了社会价值。当每一份报纸卖出去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了尊重，产生了给予。从创建之初，那名英国人就做出了这样的思考。

不以盈利为单一目的，在实现商业价值的同时就实现了社会价值，这就是社会企业。在我们国家，如果你做商业机构，你要去工商局登机，你要做基金会就去民政部门登记。在英国，如果你要做社会企业，你还可以去社会企业的登记处，但是在中国，目前我们是没有的。

我在一个商学院刚毕业，我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社会企业在中国的未来与发展》，包括我们现在做的尝试，我们下面要做的嫣设计，一个有公益概念的设计品--嫣咖啡，第一个慈善咖啡馆的概念。

前两天我在参加21世纪公益论坛。英国年度社会企业家获奖者跟我有一个对话。他说，你说的嫣咖啡就是卖咖啡，这跟公益有什么关系呢？有多大社会意义呢？

我说，其实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在英国、美国，公益理念已经深入到每个家庭里面去。2009年美国全社会的捐赠总额是2900亿美金。我们国家现在一年的捐赠是多少？800多亿元人民币。再说一下，美国2900亿美金捐款来自于谁？来自于2000多万个美国家庭，5美元、50美元、100美元这些捐赠加在一起，就成了2900亿。可是中国的公益现状跟国外是不同的。我对中国公益现状的描述有一句话--既不要低估中国公众对慈善的热情，也绝不要高估中国民众对慈善的参与度，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现状。大家说公益慈善，没有说不好，但是真正付出行动的是非常少的。

如今在中国做公益机构，除了做好原有的自主项目以外，还要向更广的人群推广公益理念。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任务。我们设计嫣咖啡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生活、商品的方式推动公益理念。

最后再讲一点，我们怎么在中国做社会企业。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关于社会企业的登记法、登记制度，从严格意义上讲，也没有相应的税收政策。英国的社会企业产值现在已经占到GDP的1%，就业人口占到就业总人口的5%，已经很了不起。这说明社会企业能够充分弥补原来社会制度中某些死角或者不能覆盖的人群，它能够更好完善商业制度与公益制度。

从现在开始，我已经把社会企业定义为我人生的方向。

（以上内容根据李亚鹏参加北京师范大学第24期《京师公益讲堂》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本人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