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医院，一门大生意？

4月18日，华润武钢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在武钢办公楼举行揭牌仪式，华润集团、武钢集团，这两个世界500强企业正式宣布在医疗领域展开合资合作。

华润医疗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华润医疗”）成立于2011年10月19日。同一年的6月18日，另一家央企背景的中信医疗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信医疗”）也在深圳中信大厦八楼正式挂牌。

事实上，华润和中信，只是近年加紧进军医疗行业的诸多力量的代表。国药、方正、复兴等大集团早已布局医疗，PE/VC的医疗投资热情也空前高涨。

根据清科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数据，民间资本在医疗领域活跃度有所上升。2012年，医疗服务领域投资案例18起，已披露投资案例17起，投资金额213.47百万美元，是过去五年投资活跃度最高的年份。

从2010年底国务院颁发“58号文”（《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到2012年8月北京出台“京18条”（《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若干政策》），再到上海2013年3月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本市社会医疗机构发展的实施意见》，政策利好似乎一波盖过一波。

“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的趋势2013年会加速，这会成新的投资热点。”瑞银证券董事季序我对《健康界》表示，他对社会资本办医的大趋势“总体乐观”。

而将这股社会资本办医推向一个小高潮的，是2013年3月1日在厦门召开的“中国社会资本办医论坛”。当日论坛因规格之高被很多人解读为社会资本办医“春天来了”。

然而，春天是否真的来临？对跃跃欲试的资本来说，医疗服务业的机会在哪里？在激烈的资本角逐中，谁又能抢占先机？

春天，还是冬天？

支撑季序我前述判断的，除了政策引导，还有财政因素。

在他看来，基于公立医院改革政策，以二级医院为代表的中段医疗机构收支平衡被打破，成为地方财政的包袱，而医院的持续投入需求（病房、设备、科研等）成为社会资本进入的契机。

“一方面，社会资本办医的推动力量，最直接的是医疗经费和医保的紧张。这一问题不通过社会办医无法解决掉。”季序我分析认为，“目前无论需方还是供方，都需要资金，而财政投入不会面面俱到，所以一定要拓展医疗投资来源。”

另一方面，他指出，“当前医疗服务机构的运行效率低，也需要通过社会资本办医来改变。”

与季序我的判断一致，中信医疗总经理陈一用“潮流涌动”来形容当前地方政府对社会资本的热情。在他看来，其中有两个驱动力：其一，一些地方财政出现困难，亟需寻找新的筹资模式支撑医疗运行；其二，地方政府也希望社会资本的进入能改变医院的运行机制。

“现行体制下，医生工作没有尊严，而我们希望探索一种新的机制，还医生一个尊严。”陈一对《健康界》说。

而在季序我看来，以二级医院为代表的中段医疗服务，大型公立医院未着力投入的边际医疗领域会是政府大力鼓励的方向。前者需要的是医院投资集团内部有持续输出管理和技术的能力，可以优化发展水平较低的医院；对于后者，他认为较好的方向是护理人员密集型的高端医疗，如产科、儿科、康复等，以及主要依赖设备而非医生的精确诊疗，如眼科。

但显然，这些机会并不属于所有人。

3月1日，在厦门的“中国社会资本办医论坛”后的一场交流中，广西贺州广济医院总经理、院长余小宝的一番演讲让热血沸腾的民营投资者们一下子沉默了下来。在当天“春天来了”的兴奋气氛中，余小宝泼了一通冷水。他说：“不是春天来了，是冬天来了。”在他看来，虽然在大型设备的配置许可、多点执业等问题上有所松动，但总体而言，公立医院的拼命扩张“让新增市场向民营资本倾斜”无异于一句空话。

“最可怕的是医联体政策。”余小宝说，“卫生部推行医联体的出发点是让医疗资源下沉。但对于公立医院来说，最直接的动力是通过资源下沉获得收益，填补近年来盲目扩张后的病源空缺。这将严重挤压民营医院的生存空间。”

此外，“90%的大病不出县”的目标也令他感到措手不及。“以往的民营医院在县以下布局比较少，而这个目标意味着，地市以上的医院尤其民营医院将面临极其残酷的竞争。”

剑指存量市场

相比新建医院，各路资本对存量市场，尤其是优质的公立医院存量资源虎视眈眈，意欲抢占一块蛋糕。

由于投资一家高端民营医院初战告捷，某家产业基金看到了医疗行业中的机遇，准备投入巨资进入。这个有着国有背景的基金成立于2010年，从2012年年初起将医疗做为未来的发展重点，具体投资方向为高端民营、央企医院和地级市公立医院。

该基金计划通过收购医院，形成一个拥有2万到3万床位的大型医疗集团。其投资策略则为“改制存量、发展增量”。

“虽然地方政府非常欢迎投资建新医院，但是我们不想那么做，新建医院太难，关键是我们没有造血功能。如果没有医生、护士，没有老百姓的认可，我们到新地方建一个空楼，也解决不了当地医疗资源紧缺的问题。”该基金董事总经理刘晓（应对方要求化名）对《健康界》表示，地级市的第二人民医院发展起来都有困难，存在共性问题，而且地方政府对第二人民医院改制有强烈意愿，往往能成为其收购对象。

刘晓说，“我们的收购目标定位比较高，只看三级医院。地方政府一般不愿放弃第一人民医院。去年下半年我跑了十几个城市，其中在南方某地市，我们提出把当地最大的三家公立医院打包收购。当地政府建议，先改第二人民医院，难度比较小，其他医院再放一放。”

他表示，第二人民医院都在老城区，往往需要向外迁建，而政府面临着城市扩张，对扩建医院的投入不足。如果地方政府同意该基金对一家医院进行改制，他们会承诺在当地追加投资，再造一个新医院，“还是老品牌，老百姓会很认可。”

而对公立医院投资改制之后，他们则希望在原有医院资源的基础上发展康复养老和高端医疗，“这是地方政府非常欢迎的。”

与这一基金类似，陈一对《健康界》表示，中信医疗的投资策略同样以“收购”为主。“我们不主张新建医院，那样周期太长，基本团队的形成太难，我们主要选择和市场上三年以上的医院进行合作。”

不过，中信医疗的收购对象不仅限于公立医院，已经形成稳定的团队和影响力的民营医院也是其收购目标。2012年初被中信医疗收购的惠州协和医院就是当地一家民营医院。

华润医疗也同样走的是“收购”路线。“我们预计在3至5年内，收购50家内地医院。通过对原有医院设施进行新建或改扩建的方式，为内地提供更多优质医疗资源。”2012年7月3日，华润集团副总经理马国安在漳州这样向港媒表述。

目前，华润医疗与昆明儿童医院、高州市人民医院、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武钢总医院、太原市八院以及太原市妇幼保健院都签订了合作协议，有的希望和医院达成重组收购计划，有的则希望合作办医。

身为睦家医疗集团第一大大股东的复星医药同样“倾向于收购医院”，“因为医院的医生团队、核心竞争力都已经形成。而新建医院往往有很多不确定性。”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医疗服务管理委员会高级投资总监李晖称，复星医药目前收购的均是民营医院，但也一直在寻找机会进军公立医院。

而在余小宝看来，目前可供收购的存量资源包括林业、农垦、煤炭系统的企业医院，以及一些高校的校医院。

十年来，余小宝在多地有收购企业医院的经历。然而，他却坦言，近期不会考虑收购，“只考虑托管医院”。这同样基于他对“冬天来了”的判断。在他看来，在当前公立医院扩张、政府提倡医联体的政策形势下，保持医院原有的公立医院身份至关重要。

国企天然优势

事实上，即便只在存量上做文章，也并非易事。

温州市肿瘤医院改制是温州16个社会资本办医项目中的大手笔，引入美国CHC医疗集团和中国平安，计划投资8亿元再扩建肿瘤医院。分管该项目改制协商的温州市卫生局副局长吴尚斌告诉《健康界》，三方已经接触谈判了半年多，具体改制细节方案将于今年6月底完成。

该项目是温州第一例公立医院改制重组，也在为其他公立医院改制投石问路。吴尚斌感叹，改制谈判过程实在太难，要顾及多方利益，面临着资产转移、职工安置等棘手问题。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被明确写入许多地方的促进社会资本办医文件中，但是成功案例寥寥无几，特别是大型公立医院改制重组仍旧阻力重重。

在这方面，国有企业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对此，陈一并不讳言：“在产权的变更、资产的流转方面，国有企业具有特殊的优势。”

3月1日在厦门召开的“社会资本办医论坛”，也宣布福建中医药大学与中国医药集团签订协议共建国药福建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据悉，通过校企合作，福建中医药大学将引入作为央企的国药集团的资源，增加对附属四所医院的投入，扩充医院规模。

据熟悉这一合作过程的相关人士透露，因买卖双方均为国有资产，资产评估时未纳入品牌价值，最终的资产评估价格对于民营医院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余小宝认为，社会资本收购公立医院有两点很难，首先是职工身份的转变，这一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一旦引发职工抗议，就会使交易无法顺利推进。

一个例子是，2011年9月方正集团旗下的北大国际医院集团曾计划与云南省曲靖市第二医院合作建院并投资，但此举尚在意向期就遭遇了院方职工的抵制。曲靖第二院部分职工以“反对贱卖医院”的名义走上曲靖市区主干道堵路，一度造成交通瘫痪。此事件之后，相关改制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在这方面，相对民营资本，国有资本仍有极大的便利之处——都是国有资产，医院还是公立医院，性质不变。

另一个复杂之处则在于资产评估。“民营医院收购公立医院，资产评估往往是个问题：评估价格低了，领导要冒‘贱卖国有资产’的风险；价格高了，民营资本难以接受，双方很难达成一致。”

“但央企不一样，一方面医院性质不会变；另一方面，央企有充裕的资金，不太受价格所制。”余小宝说。

国资委网站上关于华润和武钢合作的新闻稿就写道：“合资合作符合国家医疗改革政策和国务院国资委改革要求，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利于国有企业医院又好又快发展；有利于提升区域医疗保障水平；有利于医院员工实现自我价值，得到了国家卫生和国务院国资委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认为是中央企业医院改革的发展方向。”

高端医疗之惑

在3月1日的论坛上，原卫生部部长陈竺指出，未来民营医院发展，还是以高端为主，民营医院要上水平，上规模，有技术含量，公立医院主要保基本，提供基本医疗的平台。他还特别指出，“所谓公立医院为少数人服务的院中院，这我是不赞成的，在我看来，这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上海近期的政策，正是这段话的注脚。上海近日出台的促进社会资本办医新政“28条”文件提出，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开设特需医疗服务，已开设特需床位的公立医疗机构要逐步缩小特需床位规模，有条件的要实施剥离，以人员、品牌、技术等形式，在分别位于浦东、虹桥的两个医疗园区与社会资本合资合作办医，为社会提供多层次医疗服务。

在4月3日召开的“2013上海国际医疗保健旅游大会”上，上海市医改办副主任许速再次明确表示，要彻底把公立医院10%的特需病房剥离出去，纳入高医疗集聚区。“因为公立医院是公共资源，公共资源要让老百姓公平享受，今后在公立医院里面不是不会有特区，最多是有等级病房，这样一种框架结构打破以后，新的体制会建立，也就是说高端医疗作为一种产业，会释放它的能量，迅速地发展起来。”

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监隋国平看来，结合中央关于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的讲话精神和上海严格控制公立医院特需服务的方向，高端医疗或将成为社会资本进入医疗行业的主要机会。

“社会资本进入医疗行业的机会主要在与具有优质医疗资源的公立医院基于特需高端医疗服务的‘嫁接式’发展。”他说，“其实北京三博脑科医院和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何尝不是社会资本与优质体制内资源嫁接的成果？”

不过，仅靠社会资本与优质公立医院机构间基于特需服务的合作，也并不容易。隋国平指出，国内只有约4个城市明确出台了相关规定，特别是公立医院陷于非市场体制沉疴已久，与社会资本合作要经过漫长的磨合。

对于有意投资高端医疗的资本来说，医生身份等问题同样是一个困扰。“另一种可能路径是医生多点执业的真正放开，将医生从身份管理变为资格管理。国内真正有可能出现突破，并形成可借鉴模式的是上海国际医学园区。”隋国平说。

最大的悬念还在于，公立医院的特需医疗真能剥离吗？目前，已有公立医院院长旗帜鲜明地认为，公立医院有足够的理由提供特需医疗。

“假如公立医院把高端医疗挡在门外，处于不公平竞争状态下的公立医院更加生存艰难，医务人员得不到与付出相匹配的回报，优秀人才开始从公立医院流向民营医院。最终结果是高水平的医疗人才集中在民营医院，服务于高端人群，一般人才在公立医院服务于普通百姓，这样的情景是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说。

可以预见，公立医院剥离特需服务绝不会轻松。而一旦特需医疗资源仍然掌握在公立医院之手，对于希望进军高端医疗的社会资本来说，市场空间无疑将缩小许多。

政策问题之外

纵观多年来社会资本投资医疗的案例会发现，失败的并不比成功的少。

“现在想投医院的社会资本很多，但真正成功的还是比较少。投资医疗目前是有一定难度的。”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医疗服务管理委员会高级投资总监李晖表示，有的社会资本投进医院后，跟医院处不好关系，或者没有融入医院，最终以失败收场，甚至有的投资者被医院赶走。

经过总结，李晖把有意投入医疗服务的资金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华润医疗、中信医疗、复星医药等主营产业与医院有关联的资金，想长期持有医院；第二类是PE、VC，投了医院想等上市后退出；第三类是社会资本转型，比如一些房地产公司，他们往往以建房地产模式在建医院，医院规模很大，却没有想到投资回报问题，最后医院盖好了，但是资不抵债，成为包袱；第四类是和从公立医院出来创业的医生。

“当前医疗投资看似高涨，原因之一是，对于一些投资者来说，也许除了医疗行业，没有更好的行业可以投了，但其实很多投资者未必能清楚地认识到医疗行业和其它行业的不同，没有意识到，医疗行业即使走过了初期的发展阶段，也不会成为暴利行业。”华通恒智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李琥对《健康界》说。

“很多人认为做医院光有钱就行，其实最重要的是谁来给你管理。”上海国际医学中心首席执行官（CEO）辛树林对《健康界》表示。

和大多数社会资本办医不同，辛树林在启动上海国际医学中心项目之前，在管理和人才等方面做了一系列准备。他首先做的，就是找到医院管理方——新加坡百汇医疗集团。

此外，“光有管理还不够，大家都明白医生是非常关键的。在医院还没有盖的时候，我们就和上海交大的12家附属医院签订了框架协议。这12家医院会每家派1~2个最好学科的医生到我们医院。没有这个框架协议，我也不会建这个医院。”

在北京和睦家医院院长盘仲莹看来，投资医院“千万不能急功近利。如果只是为了来钱快，也许能挣到钱，但无法做成一家长期持久且有品牌和高质量的好医院。”盘仲莹指出，有不少资本投资医院后，仍无法脱离以销售为导向的局面，难以建立医疗质量体系。而对于外资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接地气”，要将理念本土化。

和睦家一直被誉为社会办医的好榜样。在李琥看来，和睦家的成功和她的女性高管李碧菁、盘仲莹的扎实做事密不可分。“目前来看，几个成功的外资医院，管理者都是女性，这可能和女性踏踏实实、耐得住寂寞有关。”李琥说。

季序我也看到，很多医药企业也对医疗十分关注，但成功者仍属少数。“药和医看似关系紧密，实则隔行如隔山，如果不能在人才储备、能力要求、管理架构上作好准备，药企投资医院同样未必成功。”他说，“在政策之外，能力也是阻碍医疗投资的一大障碍。很多失败的案例，都因为投资者缺乏管理能力所致。”

但他也指出，能力与政策同样密不可分，“有时，能力不足也是因为，政策未能给它提供一个使其能力增进的环境。”

从长远来看，李晖认为，国家对社会资本办医的政策支持仍有待改善。

“国家应限制公立医院规模，对社会资本办医的税收、医保等出台扶持政策，提供职业院长、医技人员、核心专家等人才流动的配套机制，打破社会资本进入医疗的政策壁垒。”他说，“云南、浙江、宿迁、洛阳、鞍山等地的社会资本办医实践一直在尝试。政府是否可对上述地区的改革效果进行评估？如果有些地区的医改能够成功，社会资本能够有效进入，政府可以考虑借鉴当地实践，出台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市场的政策，为社会资本提供顺畅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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