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村：选择一种坚守

每个社会，总得有这么一批理想主义者，有这么一批坚守者。

坐落在北京西城区西什库大街8号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有一个更被人津津乐道的名字——“北大医院”。这所百年医院的前身是1915年北京医科专门学校设立的附设诊察所，1946年易名为“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并得名“北大医院”。

尽管多年来发展空间局促， 但“北大医院”在京城老百姓心目中的光环从未消失；又因为距离中南海仅一条马路之隔，这个处在中国最核心处的三甲医院，颇有几分政治上的神秘感。

而北大医院的当家人刘玉村，有着和这所医院十分匹配的气质——不止一个人用“儒雅”来形容他；他在医院倡导“厚德尚道”、“水准原点”；他做院长，不谈金钱，只谈文化。

他对《健康界》说，“你要领导一个单位，得有一个核心，得有一个文化，得有价值观。”“我一直坚持一种信念，哪怕再穷也不能坏了口碑。我们是离中南海最近的一所医院，如果连我们都为人不齿，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每个社会，总得有这么一批理想主义者，有这么一批坚守者。”

结缘北大医院三十载

从1983年毕业分配至北大医院算起，刘玉村与北大医院结缘已有30年。在这30年里，他常常有机会离开，却一次次地选择了坚守。

1990年10月，刘玉村受国家教委公派，赴丹麦国家医院进修，从事肝脏移植及胃肠外科的临床工作和实验研究。当时国内薪水每月一百余元，而他在丹麦的薪水每月超过一万元人民币，差别高达百倍。但两年后，刘玉村还是选择了回来：“我们留在外面，自己的小家不愁生活，但国内父母亲那个大家，还有更大的家需要我们，选择回来是幸福一群人，也就幸福了自己。”

1999年1月，刘玉村升任医院副院长，兼普通外科副主任。2002年始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正当他在北大医学部的工作蒸蒸日上时，2006年6月，他却主动选择回到北大医院担任院长。这一次，他的选择同样令人不解。

2006年的北大医院正处于深深的低谷之中。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受命于北大医院的关键时期”。那时，其他医院都在快速发展，而身处京城深处最中心的北大医院，却在人口、交通、地域、空间等方面遇到了种种限制。

“北大医院正好处在皇城保护区，交通不便利，所有建筑高度不能超过9米，我们不可能像兄弟医院那样，一个楼盖十几层，一下子就解决了空间问题。没空间，医院规模就上不去；没规模，效益就上不去；没效益，医生心气就上不去。”刘玉村说。

与此同时，北大医院的人才也是青黄不接。作为中国第一家国立医院，北大医院曾经辉煌一时，但随着上世纪80年代一批老专家退出历史舞台，而新的学科带头人还未建立起在学术圈的声誉，它的光环也逐渐褪去。“种种因素加在一起，让北大医院进入了历史上的低谷，很多人都不看好我们。”

积攒数年的矛盾在2004年一次重大事故之后集中爆发。

2004年8月4日，北大医院的幼儿园发生了一起精神病人砍伤幼儿园儿童事件，受伤者都是医院职工子女。因为事后的赔偿问题，医院领导层和普通职工之间、医院领导层内部形成了情绪上的不和谐，人心涣散。随后医院管理上的放松，医疗安全、医疗质量等各种问题频频出现，到2006年刘玉村接手的时候，问题已经“达到了高潮”。

面对一只迷失方向的船，刘玉村坦言，要让船调头是件相当费力的事。不过，他却在这个尴尬关头主动请命去做北大医院的院长：“当时医院各种关系非常复杂，但我是这所医院成长起来的，我对医院有不一般的感情，在那种情况下，我自信能将这辆下行的火车推到上行的轨道上来。”

厚德尚道的哲学

如何让这家百年医院重获辉煌？因为空间有限，刘玉村说自己这个新官“真没火可烧”，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拓展医院空间。医院一点一滴地改造了妇儿楼、科研楼，即将改造旧门诊楼，新建了门诊楼，开建了院士保健楼，还有即将开工的大兴院区工程。

而这些并不是刘玉村的重点。时值各大医院门诊量快速提高，大多数的医院都在比拼经济效益、员工奖金时，刘玉村却为医院确立了“先文化后经济”，“立德、立功、立言”的发展战略，这让人大跌眼镜。

“医院里思想那么不统一，这个时候抓经济，很容易出问题。咱们中国的医院，包括国际上的医院，挣钱还不容易吗？笔下生金太容易，但是得不偿失。”刘玉村说，“所以我强调要抓文化，对此坚定不移。有人不理解，我说按我确定的路线走，先文化，后经济，只要把文化做好了，你们放心，经济一定会上来的，不会比别人差。”

到任之初，他要想办法让大家把心中的不满说出来。刘玉村在医院接连开了三个月的座谈会，平均每个星期三场，“让大家把该说的话说了”。

剔除员工心里的“刺”之后，北大医院还面临重塑医院形象的问题。刘玉村带着几十人的医疗队下乡义诊。这很令人不解，但义诊吸引了包括中央媒体在内一大批媒体的眼光，不断增加的曝光率让医生们找回了曾经北大医院人的自信，各科室之间、上下级之间也因义诊增加了交流机会，人心得以凝聚。

此后，刘玉村又在医院提出“厚德尚道”的院训，他将其简称为“厚道”，即医生对病人应该厚道，院长对工作人员应该厚道，病人对医生也应该厚道。他还把这一精神层面的抽象概念物质化，让它出现在医院的建筑上、设备上、各种纸张上、职工的名片上、宣讲的幻灯上，等等。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全院医护人员的思想行为，大家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厚道”的院训去从事自己的各项工作。

他还提出要做医疗界的“水准原点”。水准原点是一座由花岗岩砌成的小石屋，曾是计算测量北京地区乃至整个华北地区海拔高度最原始的基准点。1915年，它和北大医院同时诞生，后又坐落在医院第一住院部院内。

在刘玉村看来，它是昭示医院文化精髓和内涵的最佳载体，而医院以医疗、教学和科研为主体的各项工作，也应该有如这水准原点一般处处起到垂范作用，成为公认的标准……

如今，进入北大医院新门诊楼的人，首先就会看到门诊大厅柱子上的一块铜牌，上面是刘玉村以个人名义所写的一封信：“尊敬的来者，无论您因为什么来到北大医院，您都是我们尊贵的客人，您都应该受到礼遇。北大医院的院训是‘厚德尚道’，简称厚道；我们追求的目标是成为医疗行业的‘水准原点’。”

为这段话，刘玉村憋了好几年。这个念头源于刘玉村一次国外参观的经历。他在国外一家教学医院的门口看到一块石头，石头上刻着院长写给来宾的温馨话语，当时就希望以后也在医院做这样一事。在他看来，这块铜牌或这个石头，就像中国传统大户人家的影壁墙，以一种文化的形态在医院存在着。

不过，这段话也是双刃剑。刘玉村说，把来人当客人，是提醒医院工作人员要礼貌待客，给予别人充分尊重；同时，他也想营造一种“客随主便”的文化氛围，让来客自己把自己当客人，也给予别人充分的尊重。

除了医院的“影壁墙”，医院文化也反映在医院建筑，尤其是新门诊大楼上。走进北大医院新门诊大楼，丝毫没有嘈杂、无序的感觉。刘玉村说，基于“厚德尚道”的文化，门诊楼的设计理念之一就是“方便病人，尽可能让病人少走路”。

新门诊大楼开业之后，为了完善新门诊大楼的标识工作，刘玉村每天在大楼门口“蹲点”，观察病人的行为，看在哪里放标识更合理。这样细致入微的付出没有白费：每层楼都以器官安排的，比如肾内科、泌尿外科等在同一楼层，呼吸内科、胸外科在同一层，心内和心外、消化内科、普外等在同一层。每层都设有收费处、咨询台、打印化验报告的机器、就诊流程图等。此外，每个医生的诊室门口都有一块电子显示屏，屏上显示医生的名称和级别、下一位等待就诊患者的名字。

刘玉村也对新门诊楼颇为自豪，他说：“干一件事情得有顶层设计，理念必须得好，然后才能落实下来。”

“危楼”里的智慧

与宽敞整洁的新门诊大楼相比，北大医院院长办公室位于一座陈旧的小楼上，显得十分“寒酸”，而刘玉村已经在这里办公6年了，“我们把所有好的地方都给病人了，先病人后自己。”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医患矛盾如此紧张的今天，这座楼还是开放的，既没有防盗门，也没有保安。而刘玉村这样做，自有他的自信。

刘玉村说，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只要有对医院不满的人，他就能听得见，容易知道一线发生的事；另外，这对医院的行政部门员工来说是一个恶性刺激，提醒医院行政部门员工想办法把事情解决掉，因为院长都听得见，藏都藏不住；再来，还可以提醒医院行政部门员工想办法减少这类冲突。

看上去温文尔雅的刘玉村，对自己坚持的事情有着十分强硬的一面。2007年，一位山东病人在医院“闹”了半年。刘玉村了解情况后坚持认为医院没有错，因此决不妥协，但可以为病人提供人道主义帮助。半年里，无论病人怎么砸窗户还是辱骂他，也无论领导、同事怎么劝，他坚持“坚决不赔一分钱”。他也告诉院办工作人员，不要着急，不要真正生气。每次遇到这位病人，他都幽默面对。

刘玉村这样做自有他的用意。当时他上任不久，医院里以往人心涣散带来的工作作风散漫等现象依然存在。他要让医院的人明白，刘玉村不是一个妥协的人，这件事这样，其他事也是如此。

在与这位患者交涉的几个月里，刘玉村也深知，这些医患纠纷的产生是历史遗留以及长期积累所造成的。他对医院历来的医患纠纷进行了整体梳理，把医院发生的医患纠纷进行了分类，并抓住事件契机，从医疗质量管理、服务水平等各个方面逐一改进。

在刘玉村当院长的这6年，北大医院的医患纠纷越来越少，其发生率从原来的千分之三逐渐降到千分之一左右。

医院的发展，也正按照刘玉村的时间表向前推进——医院文化建立了，口碑来了，经济也就上去了。北大医院员工收入的增加并不是靠从病人身上多拿钱，而是靠增加工作量。刘玉村指出，2012年北大医院的门诊量、住院量比起上一年的增长幅度是北大医院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北大医院的职工也空前团结。2012年年底的职工代表大会上，没有一名员工给刘玉村投不合格票。“当院长六年，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人心。”

保持贵族气质

风度儒雅、乐观阳光又幽默诙谐，是很多人对刘玉村的印象。家庭教育对刘玉村影响深远。刘玉村出生于地主家庭，这曾令他备受同学欺负，但家族中人性格大多比较温和，“家里人不打架，兄弟姐妹、婆媳、妯娌之间也非常和谐。”

在这种家教下，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工作中，刘玉村都很少发火，也从未说过一句不好听的话。在北大医院开会，刘玉村对职工讲，女士们一定要让自己变成淑女，男士一定要让自己变成绅士。北大医院曾经是贵族，虽然我们现在没落了，但贵族的气质还在。

在刘玉村看来，医务人员尤其需要这种贵族气质，“从事医生职业的人群应该都是社会精英，要有一种控制力，不随社会大潮随波逐流。医务界的人员应该高看自己，独善其身。”

他认为，对医务人员最好的评价就是“大夫像大夫，护士像护士”。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一个大夫出来以后，一定要干净利落。手洗不干净，指甲很长，你怎么面对患者？在人类社会中，除了父母可以随便摸自己的孩子以外，只有我们这个职业可以随便去触摸别人的身体。从事这样一份职业，你不尊重别人，你自己不够高尚行吗？”刘玉村说，“ 从事我们这个职业的人一定要高尚，否则你就会被人瞧不起。”

对于刘玉村来说，这份对自我和职业的要求，除了来自家庭影响，也来自上世纪80年代理想主义的熏陶。作为文革后的第二届大学生，刘玉村自觉十分幸运，赶上了中国教育非常好的时期。

他用“老师想教，学生想学”来形容当时学校里的氛围：文革期间饱受压抑的老师们，对教书育人有着满腔热情；班里的同学有人当过兵，有人当过工人、农民，对知识极度渴求；而大学被全社会看作象牙塔，舆论将大学生视作精英。

刘玉村留恋当时的理想主义氛围，也喜欢那时的教育方式。“那时候老师恨不得逼着你，把他内心中知道的东西全都掏出来教给你，你学不会他都着急。”刘玉村说，“在那种氛围下，人们学到的东西是干货，而且很多是书本上没有的，老师会手把手地教学生。”

事实上，除了医生和院长，刘玉村的另一重身份正是教师。2002年至2006年，他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担任主管教育教学的副主任。

他的一位学生曾写道： 他讲课从不用课件，但一贯精彩，气度洒脱的他从容地用临床实例甚至是亲身经历，引人入胜地让听众领会到所讲内容的精髓。他不拘泥于传授知识，从他那里我还能学到如何解决“爱心与私心，责任与本能，理智与情感”的矛盾，如何将医生的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发挥到极致。

未来，刘玉村也希望延续这份教书育人的快乐。他说：“我很享受院长这个职业，因为它让我的理想一步步变成现实。但假如有一天不当院长了，我希望能重新回到教师的岗位，教书育人，带出一流的学生。”

“ 我曾经无数次设想过一个场景，就是在北大医院的教室、病房、楼道里，有一位老者，身边围着一群年轻的学生，在认真地说着什么??这位老者就是将来的我。”刘玉村说。

有问有答

Q:您为什么学医？

刘玉村：15岁那年有一天，我肚子疼得直打滚，被送到医院时，意识都有点模糊了，老去拧输液架子上那个调高低的螺母，总觉得是电视机开关。后来我被诊断为胰腺炎，转到天津的大医院做手术。住院的那45天，每天见到的都是出院入院、生与死。我亲眼看着与我两张床之隔的一个孩子因为肾功能衰竭死在了床上。有个进修的女大夫问我：“小不点，你长大要干什么？”我开玩笑地说：“我要当大夫，长大了也拉你一刀。”就因为那场差点没让我死掉的大病，我学了医，这是一种缘分吧。

Q:医生、院长、教师，三个职业中您最爱哪一个？

刘玉村:三个职业各有各的乐趣，都让我难以割舍。教师这个职业永远都是阳光的，站在讲台上，看到的是渴求知识的目光，让你内心有种自豪感。院长则是能实现个人抱负的职业，既能为医院干成几件实事，还能为国家的医改建言献策，这是一般人没有的一种享受。至于医生，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服务病人、治好病人，又是另外一种成就感。虽然现在这个职业面临危机，医生的尊严也受到质疑，但这都是暂时的，我们始终要看到它阳光的一面。

Q:当院长，每天要面对无数的压力，您怎么排解？刘玉村：我就三点做法，第一不能自私。人的压力往往来自于自私，如果我有太多私心、私利，把进药、基建、设备采购都抓在自己手里，那一定会背上太多压力的包袱。最好的方法就是权力下放，分散压力。第二是转换环境。可以用体力活动，比如打球等运动来缓解；也可以通过转换角色，比如坚持每周做手术来缓解。第三是包容。当院长６年，我只发过两次脾气。尽量多去包容别人，会让自己的心变大，做事不纠结。

刘玉村的“三字经”

“医患是天平的两端，公立医院就是天平中间的那根支柱。”2013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举着一张《医药卫生事业之“三字经”》说，“医患和谐，要念好病人、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各自的‘经’。”

刘玉村表示， 他将会一直保留着这张“ 三字经”，每年用不同颜色标明各项工作的状态、进展，绘制出一张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预警图”。
 

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