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肿瘤医院案例：肿瘤治疗如何多学科协作？

肿瘤是一种复杂疾病，往往需要采用多种治疗手段，而每种治疗手段的优劣势及其对病人身体的影响，只有该学科医生清楚。肿瘤治疗的多学科协作在业内形成广泛共识。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是国内著名的大型三甲肿瘤专科医院，也是国内最早实施肿瘤多学科诊疗的医院之一。近日，中国健康界就如何实施肿瘤多学科诊疗等话题采访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消化系统肿瘤多学科协作组（MDT）带头人沈琳。该院的消化系统肿瘤MDT在全国影响巨大。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消化肿瘤内科主任、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副所长沈琳

建标准操作流程

据沈琳介绍，协作组讨论的病例一般都是较复杂，用单一治疗手段无法解决的病例。

协作组对MDT讨论的病例设定了集中上报制度，由专人负责。由相关的负责人与各科室联系，看哪些病例需要提交讨论。讨论的病例有统一的汇报格式，并有明确要求，比如病人的原始资料必须齐全等。

为形成专业特色，参与MDT讨论的医生基本都是高级职称。讨论过程中有专人记录，最终的讨论结果包含一些原则性的指导意见，很少涉及具体的细节。

沈琳举例，讨论会确定采用何种治疗方法，假如是手术治疗，会进一步确定是姑息性手术治疗还是根治性手术治疗，何时做，由谁做等等。若采用放疗，就会确定是做定位放疗或其他放疗，需注意哪些事项。

协作组确定的讨论方案一式两份，医院和患者各一份。方案确定好后，相关人员会告知病人该找哪位医生就诊，从而落实MDT的方案。

沈琳补充道，倘若病人想找其他医生看的话，也是允许的，但会遵循既定方案，这点医生会向病人交待清楚。针对MDT实施问题，他们建立了一套标准操作规程（SOP）。

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支持

对于MDT，不同医院可能有不同的做法。在沈琳看来，多个学科的医生对MDT感兴趣，能谈得来，有平等话语权，以及医院的鼓励对于MDT的实施至关重要。

正因为大家对MDT感兴趣，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MDT才发展到了今天的规模。“从小部分开始，慢慢吸引。”沈琳说。如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MDT讨论有时有十多个学科的医生参与，制定的方案执行率接近80%，未执行方案是因为患者来自外地等原因。

沈琳认为，实施多学科协作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干预是运行不起来的。“全世界的多学科协作都是靠兴趣小组推动，而且各个学科还要有多个医生感兴趣。很多医院之所以觉得难于开展多学科协作就是因为参与人数太少，开展不起来。除了共同对多学科协作感兴趣外，大家还要能谈得来，否则三两句话吵起来，这就没意思了！”

讨论中能否拥有平等的话语权，也是关系MDT能否开展的重要因素。沈琳认为，在MDT讨论中，不应该存在谁主导的问题。“谁有充分的理由说服大家，就应以他的意见为主，而不能因为院长参加，就改变这一规则。尽管，这很难！”

这正是许多医院觉得MDT难于开展的另一个原因。“如果有一个人特别强，很多事他说了算，其他人就没有积极性，也就无法建立起大家共同讨论的平台。”沈琳说。

开展MDT，需要医生有大公无私、一切为病人着想的精神。医院对MDT团队工作上的鼓励和肯定很重要。沈琳说：“它有助于营造一种氛围和风气，而这种氛围和风气对MDT的开展很重要。倘若医院不支持，仅凭自发组建的兴趣小组，MDT也无法长久运行下去。”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院长季加孚是胃肠肿瘤外科医生，也是MDT的组织者和发起人之一，他对MDT特别支持，有时间都会参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前任院长对MDT也非常支持，尽管他是流行病学专家。

谈及多年来带领MDT团队和参与MDT的感触，沈琳有颇多感慨：“开展MDT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持。人力方面，需要有人愿意抽出时间为大家服务，而平时大家工作又很忙。”对此，他们的做法是：一、采用轮值的办法，每个学科为大家服务一段时间；二、让组织者做一些服务性工作。而在物力方面，开展MDT也需要有场地、投影仪等。

“对病人随访，以了解病人是否遵循了后续的诊疗方案，这也是挺困难的。”沈琳说。

在保证MDT日常运行外，人才培养则关系到MDT的长远发展。沈琳认为，实施MDT需要构建人才梯队，包括年轻医生团队、老专家团队，以便保证团队中大家的话语权平等。

除了这些困难外，有医生反映，在实施MDT的过程中，还可能存在科室各自为大、缺乏合作的问题。这与传统上的分科制度，科室和医生收入与就诊病人量挂勾等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