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毁“快乐中枢” 中国成瘾治疗引发争议
在试图治愈成瘾性疾病的路上医生应该走多远?在中国,一些医生采取了最极端的措施:破坏海洛因成瘾者和酗酒者大脑的“快乐中枢”。然而,这种方法却存在使病人终身丧失自然渴望、情感包括感受快乐能力的风险。
由于缺乏该手术长期转归的数据,及西方媒体对关系病人风险知情权的医学伦理问题表示出越来越不满,中国卫生部于2004年禁止了这项治疗方法。
但是,中国允许一些医生以研究为目的继续实施该手术,近期一家西方医学杂志甚至发表了最新相关研究成果。2007年,《华尔街日报》详细报道了一位医生对该手术的实际应用情况。2004年颁布禁令后,他声称做了1000例这样的手术,用于治疗精神疾病,如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和癫痫;手术用于治疗成瘾至少不会低于这个数(1000例)。
今年11月发表的一篇论文引起了科学界的轩然大波,科学家对于这种研究是否应该发表或不在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展开了激烈讨论,一旦发表,将使它找到不正当的合法性,而且只会鼓励那些尚存争议的学术进一步发展。
最新的研究发表在《立体定向和功能性神经外科学》杂志上,记录了手术的结果————伏隔核消融。10月,《世界神经外科学》杂志也发表了同一组研究人员的结果,研究者主要来自西安唐都医院。
由Guodong Gao(音译:高国栋)领导的研究作者称,该手术是减轻(成瘾者)对阿片类毒品产生心理依赖的一种可行方法。同时,他们报告超过一半的病人(共60人)出现了长期的副作用,包括记忆问题,动力缺乏。5年内,53%的病人复发,再次对阿片上瘾,47%的病人脱离毒品。
传统治疗方法仅能使约30%~40%的病人康复,因此,手术治疗的康复率很明显是提升的,但专家并不认为这一小小的获益值得冒巨大的风险。即使是最成功的脑手术也存在感染、残疾和死亡风险,因为开颅和剪切脑组织不仅很危险而且还不可预测。中国研究人员报告称,术后21%的病人出现记忆障碍,18%出现动力减退,包括至少有1例报告性欲减退。作者称,尽管如此,所有的病人都称他们可以忍受这些副作用。此外,53%的病人性格发生改变,但作者认为大部分的改变都比较“温和”,想必这意指他们变得更顺从。不过,仍有7%的病人变得更浮躁。
为尽量减小感觉、意识和运动所必需区域的损伤概率,手术实际上是在病人清醒的状态下进行的。医生利用热源杀死大脑伏隔核两侧的细胞。该区域富含多巴胺能神经元和内源性阿片类物质。他们与正常生理过程或者毒品诱发的欲望和快乐相关。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和英国每年约开展24例“立体消融术”。但只适应于最难处理的抑郁症和强迫症,而且是在机构审查委员会的广泛审查及与病人深入交谈,使其知晓手术风险之后实施。通常,手术的目标区域是大脑的另一个区域,而非伏隔核。由于手术的不可预知性及潜在危害,专家们也团结一致谴责使用该技术治疗成瘾性疾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成瘾研究中心所长查理斯·奥布莱恩(Charles O’Brien)博士说道,“毁坏所有与动力和快乐相关的大脑区域,相当于毁掉一个人”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神经科学教授大卫·林登(David Linden)称该手术为“可怕的误导”,他说“该手术几乎使受试者无法感知各种体验所带来的快乐感,而不仅仅是对毒品的欣快感”。
尽管如此,也有一些神经外科医生对此持不同看法。美国斯坦福大学一名已退体的神经外科教授约翰·阿德勒(John Adler,中国该项研究的一名合著者),虽然并不提倡这一手术也没施行手术,但他相信该研究对理解大脑伏隔核的作用机制及怎样才能最好地操控它,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我确实认为它值得我们从中学习一些东西,”他说,“就我所关注的,伏隔核消融对病人没有意义,其并发症发生率极高。但是报告它并不意味着赞同它,虽然我们应该有法律和伦理的考量,但对其置之不理,不愿发表,是更大的滑稽。”
宾夕法尼亚大学神经外科学住院医生Casey Halpern博士做了相似的病例。他注意到德国神经外科医生曾开展过实验性手术,他们将电极置于大脑同一区域(伏隔核)以治疗与其他难治性抑郁有关的快乐和动力极度缺乏症状。“其成功率达60%,甚至超过了抗抑郁药百忧解,”他说。与来自德国马格德堡大学的同事一道,Halpern在纽约科学院院刊(PNYAS)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谨慎、试验性地在伏隔核区域使用DBS治疗那些采用其他方法反复治疗无效的成瘾。文章引用了中国手术数据,并注意到成瘾本身存在很高的死亡风险。
然而,DBS与消融术有很大的不同。尽管它与任何脑手术一样也存在风险,但是刺激本身是可逆的(若存在负面的副作用),而手术毁坏大脑组织是不可逆的。永久性(毁坏)及其他几大关注问题--使得伦理学家和成瘾研究人员呼吁停止开展消融手术,杂志则因此拒绝发表相关研究。
《医疗种族隔离:从殖民时代到现在,在美国黑人身上进行的医学试验的黑暗历史》一书作者Harriet Washington认为,通过发表不符合伦理的研究,科学家将放宽存争议的试验开展条件。“当医学杂志发表违反职业道德准则的研究,其所提供的服务将不仅允许(不符合伦理研究的)滥用,而且还会鼓励他们,”她说。“这样做,将鼓励放松那些危及所有患者和受试者的道德标准。”
方是民(方舟子)最近获得了《自然》杂志社颁发的John Maddox科学贡献奖,以表彰他揭露中国研究界广泛存在的欺骗行为。据《纽约时报》报道,他也曾因为揭露中国一些较差的科学实践而遭到死亡威胁和锤子袭击。他认为发表这样的研究只能助长不道德行为。对成瘾手术研究做出评论时,他曾表示,发表研究,尤其是在西方期刊上发表研究,“会鼓励不符合道德伦理的研究(发表),尤其是在对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奖励高的中国。”
鉴于现有证据,事实上,很难对在人体身上开展的技术研究找到科学的合理解释。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卡尔汉特(Carl Hart)说,动物研究提示该方法作为治疗成瘾的有效方法也许终将失败。1984年的一项实验显示,毁坏实验鼠伏隔核并不能永久阻止它们进食海洛因等阿片类毒品,随后研究发现同样它也无助于阻止对可卡因的成瘾。仅那些研究就应使(科学家们)对进行人体试验感到丧气。“这些数据很明确,”他说,“若你继续采取这一步,你就应该更好地了解所有的动物实验文献。”
此外,在中国,毒品成瘾被如此“妖魔化”以致“实施手术”(execution)将被称为是一种适当的惩罚措施。瘾君子接受任何脑手术的知情同意书都是极不可能的,更别说存在让他们失去感受快乐能力的有风险的手术了。即便是所有的相关研究提示,消融伏隔核能防止动物寻求毒品,也很难从试验鼠或灵长类动物身上分辨出这一改变是由于动力和快乐感整体减少所致,还是仅仅因为渴求毒品本身所带来的益处下降所致。
毫无疑问,成瘾很难治疗,而且大多数情况是,患者会经受数十年的复发和所有可用治疗方法多次无效的痛苦,考虑存在有明显风险的治疗方法也是行得通的,只要这一危险在抗击自杀性抑郁或癌症中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消融手术研究中,据报告,一些受试者只有19岁,而且成瘾才3年。成瘾研究强烈提示,这些病人即便不经过治疗也可能恢复,这使其风险-效益比显然令人无法接受。
争论强调了推进科技创新与风险现实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当治疗成瘾等疾病时,伦理学考量变得极其重要,成瘾仍然不被许多人看作是一种疾病,而被看作是通过处罚可以解决的道德问题。科技创新是目标,但其代价多大?
(本文摘译自《时代》周刊报道)
原报道链接:Controversial Surgery for Addiction Burns Away Brain’s Pleasur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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