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与魔鬼 医者的善恶之辩

【作者简介】

王一方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

当下，人们喜欢用“白狼“（魔鬼的现实版）的标签去批判医生中的道德小人，去鞭挞医学界的道德滑坡，内在的道德标尺是昔日的道德偶像白求恩（天使的现实版）。人们感慨世风日下，医生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到谋财害命的白狼，映照了一个职业群体的道德沦丧历程，因而激愤，因而拍案而起。毫无疑问，白求恩依然是今天医学界的道德明灯，召唤医家的灵魂向上、向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白求恩的时代与当下生活的巨大落差，那是一个战争的年代，一个军事共产主义（无需支付、无需结算的医疗供给制）的道德境遇，白求恩服务的对象主要是战场中负伤的战士，白求恩自愿放弃宁静优裕的生活，身怀救赎、殉道的精神来到战火纷飞的中国战区援助，才有可能跳脱出世俗生活，产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绝对利他主义姿态。如同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祭文（一个战地医生的死，由党内最高领袖来主祭也实属非常）中所言：白求恩同志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在异国他乡，在烽火连天的战场，白求恩的身份只是道德高人、技术能人，而不再置身于完整的社会关系之中，是完整的社会人（是军医，而不必是丈夫、父亲、儿子），更不曾有经济诉求，再是一个经济人（不必置业养家），他职业生命中唯一的诉求是奋不顾身，他的名言是“手术刀就是命令“，然而，即使道德上无上圣洁，在当时的技术、物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做到逢伤必愈，逢死必救，所以，毛泽东同志才说“有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而今天的医生不再如战地医生白求恩同志那般纯粹，他们是一群完整、复杂的社会人，既有道德升华诉求与社会责任，技术进取诉求，也有经济丰裕的诉求与家庭责任。社会只能要求他们处理好各种诉求的关系，不应该在占据技术、财富制高点之时，失去了道德、人性制高点，那样将会失去这个职业的道德前景。

应该如何整体评价当下医生队伍的道德水准？这是一道无法用统计数据揭示的难题，模糊的把握是一个橄榄球，而非哑铃，如果说我们这个社会面临整体的道德沉沦，那就不仅仅只是医务界。马克思早在青年时代就洞悉到社会进步的异化与代价，他沉痛地告白天下，任何社会进步都将以道德沦丧作为必然代价。因为“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我卑劣行为的奴隶······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2卷4页）。因此，我们需要全社会的整体拯救，整体打捞我们失落的灵魂。当然，医务界要率先打捞，因为他们社会道德建设的承重墙。自古以来，良相、名医都是这个社会的精神脊梁。

对于医学、医生、医院，我们要摒弃非黑即白的善恶观，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今天的医生既不是白求恩（无私奉献），也不是白狼（自私贪婪），而是一半是白求恩，一半是白狼，这是一个哲学悖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既定的天使，也没有人是天生的魔鬼，观其灵魂，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也没有一个行业是天使的行业。这里有道德巨人，也一定有道德侏儒，尽管医学被称颂为天使的职业，但也难保每个人都是纯洁的天使。在当下，绝对的利他主义者无法存活，端坐云间的道德偶像不可信，反而会疏离他们朴素的仁爱之心，对道德感产生抵触情绪。

当下，改革者、管理者的最大困惑是道德偶像的感召与仁爱之心与博爱情怀的宣导无法抵御技术崇拜下制度化的商业贪婪。君不见接诊之后就进行拉网（套餐）式的“系统“（过度）检查，病房里片面追求新、高、洋、贵，摒弃验、便、土、廉的诊疗决策，抗生素满天飞，吊瓶满天飞，支架满天飞，钉子满天飞。医务界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们得到真相，失去真诚，也失去社会大众的信任，发现了真理（论文、头衔漫天飞），失去了真谛（医学不是为真理而真理的学术，而是普救含灵的技艺），也迷失了职业价值。这道难题无需用科学的指标、技术的指南、路径来规范，来辩护，只需叩问良知，拷打灵魂。

毋容讳言，职业生活中的道德教化不是自觉的、有品质的伦理生活：职业誓愿也无法进入生命的忏悔境地，职业道德的净化需要灵魂深处的洗涤，而不只是某一次职业宣誓。诚然，从医之初，每一个医学生要向希波格拉底宣誓，每一个护士要向南丁格尔宣誓。誓词都是历经千年的职业信仰和道德信条，为什么无法约束职业生活中的沉沦呢？二战结束后，一位侥幸生还的犹太医师询问纳粹医生克莱因博士，是如何在谋杀行径和希波格拉底誓言之间达成和解的。他回答：“我是一名医生，我希望拯救生命，出于对人类生命的尊敬，我要从病体上除去感染化脓的阑尾，犹太人就是人类躯体上腐坏的阑尾。“很显然，他用专业知识和技术的逻辑来逃避了良知的审判。

职业纯粹的修炼是一个由自省到自律的历程，没有自省，也就没有伦理生活，就没有真正的行为自律。故而，中国先贤曾子有“吾日三省吾身“之训。医疗决策中的不善最容易获得自我辩护（过度医疗有体制、法律、管理、技术、病人诉求若干理由）唯有良心不安。

我们为什么会有良心不安，良心觉醒，背后的伦理驱动是良心的发现，良心的审判，信仰的呼唤。然而，良心审判谈何容易，它不是法庭审判，是道德追问，是自己审判自己，别人无法代劳（是内心流氓鬼与绅士鬼的搏击）；它不在广庭大众，在夜深人静之时；标准是社会道义、职业信仰，理想人格塑造的善恶标尺，形式是灵魂独自对神明（上苍）的倾诉、忏悔与讨教（本质上是一种宗教仪式）。叩问做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医生？背后的社会道义、职业信仰、理想人格是无法论证（任何论证都是苍白的，正确不是正义、正当、人间正道），只能默默坚守的人生准则。对于一个有伦理生活的苍生大医，要终生拷打灵魂，才不至于沉沦。但丁曾断言“道德常常能填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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