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冲突 思想家为何总是逃离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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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方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

毋容讳言，近年来，医患冲突案件呈现日益频发、日渐恶性（从挨骂到挨打，直至今日的挨刀）的趋势，不断地占据着媒体头条。在新医改全力抒解医患矛盾的大环境中，尤其显得无奈，大有“抽刀断水水更流“之憾。

2011年9月15日，发生在北京同仁医院的徐文大夫被患者追砍案只是冰山一角，是众多大案中的一个，由于发生在首善之区的北京，同仁医院又几乎是离天安门最近的一所三甲医院，所以才引起如此大的媒介轰动。其实，发生在基层的类似案件不少，一个月前（8月15日），广东东莞市长安镇一位医生因数年前的一次不经意的初诊（患者后辗转京沪穗各大医院治疗均无效，而归咎于初诊失治）被患者用短刀刺死。几天后，武汉协和医院有爆发恶性医患冲突案件，警方出动了防暴警队才平息事端。今年高考之际，江西上饶市恶性医患冲突（起因于外院心脏手术，术后复诊猝死）中愤怒的患方家属将医生下身踢成肉酱（令其断子绝孙，相当于古代宫刑），以至于名博主“医生哥波子“（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对高考学子发出“要尊严，莫学医“的呼吁。

几乎在同一时间段，9月9日，海峡对岸的台湾地区发生一起重大医疗责任事故，在岛内享有盛誉的台大医学院附属医院由于仓促作业、程序核对失误，将一位艾滋病逝者的器官移植给了五位器官接受者，事后，舆论哗然，台大医院院长公开道歉，司法介入调查，循例判罚区区50万元新台币（相当于人民币15万元），受害一方却未见盲动，未闻有患方亲属闯入台大医院追杀失误的护师、检验师，砸毁台大医院的实验室。

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社会怎么啦？医患冲突为何屡屡成为当今社会无法承受之痛。为何我们的患者一端是逆来顺受，忍气吞声，一端是铤而走险，伤医毁院，不能成为法治社会里运用合法程序追讨权利的公民，为何我们的医生会成为社会激愤情绪的头号罪人，公众将所有的转型与变革期的躁动不安都倾泻给医院与医生？为什么我们不能从一桩桩医患冲突案件中吸取教训，寻找到社会心理松绑的机制，反而越陷越深，医患关系越勒越紧。眼看着一幕幕现实悲剧变成一场场媒体闹剧，最后演变成荒谬化生存的困局。

这还必须从医患冲突的媒体景观说起。

当下的医患冲突的媒介景观基本上是这样一出戏：某年某月，一桩突发的轰动事件，迅即引发媒体尖叫，爆发“罗生门式“的报道（官方版与民间版，大报名刊版与小报版，纸媒版与网络版，公理版与婆理版不尽相同），随后是道德义愤与民粹腔调的评论，点燃社会谩骂与声讨的火苗（以网络中的匿名口舌最恶毒、最解恨），在舆论压力下与引导下行政介入或法律介入，一方面进入漫长的调查与诉讼，遥遥无期的处理与判决，一方面公众眼球被新的媒介事件（如铁道部的动车追尾大案）所转移，迅速遗忘，一切又归于从前。我们发现，在这场喧闹的纷争中，有冲撞的当事双方，有敏锐的媒体记者，有希望息事宁人的警官，有攻防有道的律师与慢条斯理的法官，有观局、控局有术的公务员，还有激愤的看客与唾沫四溅的骂客，唯独没有思想家的身影。而没有思想家参与的牌局注定是浅陋的。

首先，还是思想家不愿来，思想家为何要逃离新闻现场？因为在他们眼里，医患冲突不只是媒介事件、社会事件，还是伦理学事件、哲学事件，精神事件，不仅要近距离观察，还要远距离思考，而现场的激愤与喧闹常常会妨碍这样的思考。因此，他们需要逃离现场，从容地书写历史。或许这些都是托词，掩饰当下思想家的精神懒惰和内功不足，想当年，法国总统波拿巴1851年12月2日闹政变（解散国会，逮捕、驱逐议员），次年12月2日恢复帝制（成为拿破仑第三），身在伦敦的马克思虽不在事件现场（在媒体现场），于1851年12月～1852年3月写出了犀利深刻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檄文长达7万字，最早以《革命》杂志单行本方式刊行，对波拿巴的禀性、历史意识、法国的社会思潮、各党派的政治算计剖析得入木三分。有些分析段落显出划时代的理论穿透力，对当下的医改也不无借鉴意义，文章中，马克思嘲弄法国人在进步的幻觉中遭遇倒霉的历史倒退，“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情景运动的整个民族，突然发现自己被拖入一个早已死灰的时代“。

马克思这样刻画当时的社会心态：“任何其他时候都没有当时那样错综复杂，浮夸的空话同实际上的犹豫不决和束手无策相混杂，热烈谋求革新的努力和墨守成规的顽固积习相混杂，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协调同社会各个阶层的严重的彼此相背离相混杂“。环顾当今新医改的境遇，马克思的分析依然十分温暖、贴切。

其次，在一个媒介“拍砖“盛行的时代，思想家也怕挨骂（指责为书生气、或花拳绣腿、脱离实际，不着边际），也怕坐冷板凳。人家都在聚焦事件本身的真相，重构事件的原貌，你却在闹散光，探究什么理性与良知、真理与真谛，人人都在玩精神早泄，他却要修炼童子真功，完全没有“围观“效应，赏你一条冷板凳，羞死你。不过，此事的转归还并非全由围观者说了算，人常说：新闻是历史的底稿，今天的时代要经受后世的评说，后人接纳的恰恰是思想家的春秋刀笔。

新闻何以充当历史的底稿？我们今天的喧闹又如何成为历史的印痕？大卫·罗斯纳（DavidRosener）为我们做出了一个漂亮的示范。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有公共卫生研究背景的历史学教授，世纪之交的1998年，受邀为行将过去的20世纪书写历史，丈量价值，在《20世纪史》（中译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中撰写“20世纪的医学“一章，他要以21世纪历史学家的眼光来审视这百年医学的开阖、轻重、得失，以极简洁的文字描绘20世纪医学的精神理路。今天读来，这些文字不仅透出思想的辉光，也为我们当下的困境（医学的现代性危机，包括医患冲突频仍背后的信誉危机）找到破译的新路径。

大卫·罗斯纳这样写道：“20世纪里，人类对疾病的体验以及疗效的期望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公众对科学和医学洞察生命、治愈疾病的能力大为增加，公众对现代医学能力的态度和期望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生命更加乐观，更加'信任'医学，也诱发了过度投资与消费，过度期望的情绪，使得医学'做得更多，抱怨越多'（即'医学的现代性魔咒'）。“

他特别指出：“对医学日益增加的'信任'导致了似是而非的社会效果。疾病不再只是一个生物学事件，而是一个社会事件。疾病、健康与个人行为、美德发生了关联，决定了社会（阶层、规范）、经济、政治（身份、权利）对疾病的反应模式。“

或许，再过若干年，新世代的历史学家会这样描述我们今天的医学，“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医改成为人们热议的主题和探索的方向，这也是一个医患之间冲突频仍的时代，一个公众疾苦观、生死观、医疗观畸形的时代。技术飙升与道德迷茫并存，人们对与医学、医疗的期待异常高企，对医疗高技术、金钱极度崇拜，在高支付与高技术的光环之下，一切痛苦都应该免除，一切死亡都是非正常死亡，都是不正当的，都是医学、医院、医生的失职、失误与过错，都可以通过冲突的方式赢得社会（媒介社会）的同情和商业补偿。一时间里医学被污名化，医生被妖魔化，医患关系呈现恶质化。“

其实，不必神话思想家，他们没有魔法石，只是聚焦新范畴，提供新解读，不仅将医患冲突看成是媒介事件、社会事件，伦理事件，还将其看成是精神事件与哲学范畴。

让我们随着思想家们循着医学人文的理路去追寻医患冲突的根由吧。